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已经勾画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同物质资料生产相联系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研究它的方法（科学的抽象法）。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备了精确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特点。它同几何学一样，也在探求一种体系，以若干假定条件为前提以从中引出定理。可是又不同于几何学，它是一门具有阶级性的科学。不管学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他的思想总要或多或少地直接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李嘉图的学说是坦率而大胆的资产阶级学说，但是当阶级斗争在英国尖锐化的时候——19世纪30～40年代的宪章运动成了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李嘉图学说的坦率和大胆就不再合乎资产阶级的心意了。
在新的条件下，李嘉图的后继者们逐渐抛弃了他学说中最大胆和最激进的方面，以便适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后继者们一直到19世纪中叶甚至更晚一些时期都在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们或是简单地对李嘉图的学说加以注释，或是按照辩护性的意图对它加以修改。
1851年，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认真钻研新的英国经济学文献时曾写信给恩格斯说：“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事情。”大量专门经济问题的研究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也反映了研究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客观必要性。经济科学的骨架上长出了许多肉。统计学走上了广阔发展的道路，其中包括顺利制定了指数方法；描述和分析了个别工业部门的成长；在农业经济、价格形成、货币流通和银行事务等方面进行了十分具体的研究；出现了大量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文献。到19世纪中叶，政治经济学在大学教育大纲中已经有了稳固的地位。
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官方科学。但是在19世纪20～40年代的英国，出现了一批积极活动的著作家（马克思称他们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无产阶级反对派），他们从李嘉图学说中汲取了某些能够转而反对资产阶级的东西。
19世纪20～40年代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剩余价值理论》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批判分析这一时期的英国经济学家的观点的。马克思的学说是在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者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其中一方面是以马尔萨斯为首的李嘉图的公开反对派占有显著地位；另一方面是李嘉图的“追随者”，他们按照辩护精神研究他的学说。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在尖锐和深刻批判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庸俗因素的进程中创立的，这种批判在论证劳动价值论和价格形成论、利润率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9世纪诗人亚历山大·布洛克曾深刻而生动地刻画过资产阶级胜利时代的特征。他说：19世纪．真是个冷酷的世纪！
在这没有星光的夜里，你会被无情地抛弃！
在这漫长的黑夜里，正经事是不会多的。
你可听到无力的抱怨和诅咒，还可看到无神的目光和虚弱的身躯！
不是病魔把你带走，就是无聊、愁苦和空虚，时代让人到处碰壁。
这是经济理论的时代，又是议会、银行和联邦的世纪，到处都有宴会的火烛，动听的言词，股票、租金和证券的投机。
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世纪，无处不发散着腥臭气！
在平等和友好的幌子下，隐藏着一堆堆腐朽不堪的东西。
浪漫主义诗人抗议这个唯利是图的世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拜伦描写英国的富翁时写道：在这不幸的时代，他们的快乐和上帝，他们的生死和目的，就是货币！货币！货币！
“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世纪”在哪儿也没有像在英国表现得那么厚颜无耻和伪善。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暴发的同时也存在着骇人听闻的贫困。在不列颠自由和宪法的保护下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在科学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有不能容忍的无知。这就是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
金钱成了人们之间唯一的万能的联系纽带。人现在只从他有没有资本和有多少资本来看待。五十到一百年前，跟祖辈们的土地密不可分的穷人至少还能指望村社的帮助，偶尔还能指望地主的庇护，可现在他们已经丧失了土地，什么指望也没有了。他们现在是无产者，唯一的财产是他们的双手，唯一的生活来源是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
对无产者来说，工厂主是资本无情的压榨力量；而对工厂主来说，无产者则是榨取利润的活机器和工具。他们之间“人的关系”
归结为定期支付工资，充其量归结为极其虚伪的慈善事业，这大概是当时英国的一大特色。
资本家要求并且得到了剥削工人的完全自由。“无政府主义加警察”——托马斯·卡莱尔就是这样称呼这个制度的，此人在前半生是一位资产阶级秩序的激烈批判家。他的说法暗示着国家为资本家提供了捞取金钱、彼此竞争、各行其是的充分自由，但是也通过警察履行了保护这种“自由”和私有财产的职能。
托马斯-卡莱尔还给政治经济学加了一个有名的标签：沉闷的科学。他指的是什么呢？第一，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是非常伤感的。他没有为工人摆脱其悲惨状况开列药方，反而认为那是自然的。第二，因为遵循着马尔萨斯在此问题上的思路，他认为贫困的主因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口和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因而对未来持悲观态度。
但是，对英国的大财主来说，政治经济学却完全不是沉闷的科学。他们懂得斯密和李嘉图创建的科学应当有助于他们发现尽快致富的途径，于是设法把政治经济学通俗化，在这方面出了不少笑话。玛利亚·爱吉沃斯曾经写到，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社交界谈论政治经济学问题是很时髦的。聘请家庭女教师的富人有时要求老师给孩子们教授这门科学。有一位家庭女教师，她认为自己通晓法文、意大利文，还懂得音乐、绘画和舞蹈，听说要她教政治经济学，她感到十分惊奇，犹豫了一阵之后，她回答说：“不，夫人，我不能说我会教政治经济学，不过如果您认为需要的话，我想研究它。”夫人说：“噢，不，亲爱的，如果您不会教这门课，那您就不必来了。”
英国资产阶级需要一种似乎可以直接支撑“关于致富科学”的哲学，这就是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认识论中的实证主义。
功利主义之父是耶利米·边沁。边沁的功利主义在历史上是同爱尔维修和斯密所发挥的关于人的本性和行为的观点相联系的。
人在本质上是利己主义者，他的全部决定（包括经济决定在内）的实质就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享乐，尽可能地减少痛苦。当他能自由而合理地选择时，就能达到最大的成功。为此，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就是社会、国家和立法者的任务。社会不过是个人的总和。个人所获得之功利、满足和幸福越大，则社会之“福利总和”
也就越大。边沁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从这种哲学中完全可以引申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信奉的个人主义原则：在竞争中人人都是为自己的。资本家应能自由地购买劳动力，工人也能自由地出卖劳动力。假定他们做到了这一步，彼此也就得到了最大的效用。
几十年之后，“个人享乐”思想又在政治经济学的主观主义学派中得到了复活。对他们来说，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比较人们从不同的商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的问题，也是比较资源效用和劳动的“反效用”问题，如此等等。
一般地说，边沁的功利主义起初还是进步的，因为它提出了资产阶级自由的思想。但是，当边沁主义者朴素的自由主义要求基本上实现了，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功利主义便失去了它的立足之地，变成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东西。
实证主义是19世纪西欧哲学中的普遍思潮，在英国它是同来自休谟的不可知论的倾向有关的。按照不可知论的说法，科学的任务仅仅在于描述和整理事实，越出这个范围就是无效的“形而上学”。这是资产阶级贪婪成性时代的一种自觉注重实效的平淡无奇的哲学，它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实证主义哲学成为穆勒本人及其时代（19世纪中叶）经济理论的基础，也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后来发展的基础。
马尔萨斯和马尔萨斯主义马尔萨斯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他的《人口论》发表一百八十年后的今天，他和他的思想仍是尖锐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对象。从马尔萨斯开始出现了马尔萨斯主义，一种关于人口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人类的所有贫困现象都应归咎于人口过剩，而与社会制度毫不相干。在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马尔萨斯主义起着不小的作用。反动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断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心问题是人口过多和增长太快；解决了这个问题，再实行一些基本的按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改革，便能使它们走上“更高级的社会的道路”（当然是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们，为了根本消灭经济落后现象，必须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实行根本的社会改造，只有这样才能为控制人口找到出路，在这些条件和范围内才能实行有效的调节人口生育和增长的政策。以上两种立场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
马尔萨斯1766年生于离伦敦不远的一个乡村小镇，他是一位土绅士（地主）的次子。因为财产在英国不由子女分享，所以他没有获得遗产。然而他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起初是在家里，后来是在剑桥大学。毕业后获英国教会职位并在一个乡村小镇当牧师。1793年他成了一个学院的教师，直到他1804年结婚。
年轻的马尔萨斯同他的父亲曾在哲学和政治问题上进行过多次讨论和争论。看来有点奇怪，老子是理想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儿子却是怀疑论者和悲观主义者。在搜寻论据的过程中，马尔萨斯在18世纪几位学者的著作中接触到这样的观点，即人口比生活资料增长得更快，如果不加限制，人口便会每20～25年就翻一番。而生产在马尔萨斯看来显然不会增长得这么快，这意味着大自然的力量不允许人类摆脱贫困。穷人繁殖力过强是他们陷于悲惨境地的主要原因，出路何在，难以预料，反正任何革命都是无益的。
1798年马尔萨斯匿名发表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论影响社会未来进步的人口原理，对葛德文、康多塞和其他学者思想的评论》。他对自己观点的阐述是刺耳的、不妥协的，甚至是厚颜无耻的，例如，马尔萨斯写道：“一个人生在一切都被占有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从他的具有正当要求的父母那里得到衣食，如果社会又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他就没有权利要求得到任何一点食物，也即他实际上没有生存的权利，在大自然的盛大宴席上没有他的位子；大自然叫他离开，并且将很快地执行它的命令，如果他不求得某些客人怜悯的话。”马尔萨斯显然是这样一些英国绅士中的一员，他们顽固地相信本阶级和本民族是优越的，他们对穷人、不幸者和残疾人投出鄙夷的目光；他们在出席工厂罢工集会和死刑判决时还要戴上白手套，穿上长礼服，显得毫无表情，镇静而冷漠。这些人认为残忍和冷酷是理智的和必要的，而人道和友爱却是有害的谎言。
不过，马尔萨斯在日常交往中却是一个平易近人和惹人喜欢的人，他同李嘉图的争论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他以沉着稳健而著称，谁也没见到他动过气，或者过于高兴或者过于忧郁。这种性格使他能默默地（也许是装给人看的）忍受人们对他的冷酷观点的咒骂。
对于英国统治阶级（他们正为法国革命对人民的影响而深感不安）来说，马尔萨斯的小册子来得正是时候。马尔萨斯为他自己的成功感到振奋，并着手准备再版他的书。为此，他到国外旅行，为论证自己的理论搜集材料。第二版同初版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它的篇幅大为膨胀，加进了不少历史材料作为旁论，还加了对许多学者的批判等等。《人口论》在作者生前共出了六版，最终版的篇幅是初版的六倍。
1805年马尔萨斯被聘任为东印度公司一个学院的近代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兼任该学院的神甫。1815年他发表了关于地租的著作。1820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基本内容是同李嘉图的争论。马尔萨斯的讲课枯燥无味，爱死抠理论。由于天生缺陷，他发音不清，听其讲课是很费劲的。在政治观点上他是一个辉格党人，不过他是个十足的稳健派，像英国传记作者说的那样，他总是追求中庸。1834午12月马尔萨斯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人和土地
把马尔萨斯人口论同胡言乱语或粗野的辩护术连在一起似乎不太恰当，李嘉图和达尔文等人都曾谈到过马尔萨斯人口论对他们思想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尽管是在歪曲的形式上，但他的人口论还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实际存在的缺陷和矛盾。
简言之，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有比生活资料增长较快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