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难题
李嘉图在价值性质问题上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企图对它作出明确的回答。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对自己以往的观点感到不满意，并且重新进行了考虑。当他解决了一个困难时，新的困难又出现在了眼前。他的最后一篇未完成的遗稿名为“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他所说的绝对价值（即马克思所谓的价值实体）是指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而相对价值即交换价值是指另一个商品量，它依照自然法则可以同一定量该商品相交换。李嘉图的缺点在于，他虽然承认绝对价值，但他甚至没有想过要深入分析它的实质，研究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本身的性质，他所关心的只是事情的数量方面：交换价值的数量怎样决定，又是什么因素使它发生变化。
由此出发，他想找出一种“价值的理想尺度”——追寻某种空幻的、不可捉摸的影子。
由于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论同各种实际经济过程完全协调起来而使李嘉图有时陷入绝望之中。他有一次在信里说，也许最终应当把价值问题简单地抛开，在没有价值论的情况下来研究分配规律。
可是，过不多久他又回到了自己的主要任务上，从死胡同中找出路。
像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李嘉图在价值问题上也是从亚当·斯密停止的地方开始的。李嘉图更精确地区分了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除了极少数不能再生产的物品（如罕见的雕像和图画以及用特殊原料酿制的酒）以外，其他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都取决于生产上所耗费的相对劳动量。
我们知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不彻底的。他认为劳动或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原理只适用于没有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原始社会状态”，而在现代社会中，价值便在事实上决定于得自生产和商品实现的各种形式的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不一致性是李嘉图这样一位具备严密逻辑头脑的人所不能接受的，斯密随意地转换基本原理的做法也不合乎他的心意，像价值规律这样的根本原则是不可能随社会发展而完全变更的。不，李嘉图说，劳动时间决定价值是一个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关于劳动价值规律完全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断，是李嘉图的巨大科学功绩。从斯密及其追随者的观点中可以引出这样的看法。货币工资的提高（或一般变动）会引起价值或商品价格的相应变化，李嘉图坚决反驳了这一点。他指出，商品价格或与它相交换的其他商品的数量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管对这个劳动支付的报酬是多是少。
假定工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全无变化，则商品价值不会因此而变动；若其他条件不变，这也不会影响价格，价格只是以黄金表现的价值。什么变化了呢？价值在工人工资和资本家利润之间的分配变化了。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资本家不能用提高商品价格的办法来补偿工资的提高。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它自始就带有尖锐的政治性质，并且同工人阶级提高工资的斗争密切相关。马克思对工资、价格和利润的相互关系问题，曾经联系到具体的任务专门作了分析，回击了危害工人运动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的实质在于，认为工人为提高工资所进行的斗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将很快引起价格的上涨。马克思指出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下降，但是整个来说，不会影响商品价格。
这个原理至今还有重要意义，因为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常常认为工人货币工资的提高是使物价上涨和加剧通货膨胀的主要或唯一原因。同时应当指出，李嘉图和马克思的观点是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提出来的，当时资本主义的某些特点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或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包括：第一，自由竞争排除了任何单个企业家影响商品市场价格的可能性。第二，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稳定的货币流通的存在，限制了信贷货币对提高价格水平的促进作用。
现代资本主义的情形则正好相反，垄断占着统治地位，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市场和价格的监督，增加货币流通和信用规模。
在这些条件下，企业家有可能把工资的提高转移到价格上，以保持和进一步增加利润。当然，这种转嫁不会是无限制的，它受到垄断程度和其他许多因素的制约。工资和利润的关系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垄断组织常以货币工资的提高为借口来提高价格，这是现代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
关于工资和利润成反比例变动的结论，在李嘉图的政治纲领和资本主义前途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农产品价格有不断增长的倾向，这会引起货币工资的提高，因为工人总是只购买最低限度的必需品，否则就不能维持生活。但是，资本的利润会相应减少，因为他们不可能提高工业品价格。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使企业家完全丧失积累资本的能力，在李嘉图看来，这就是世界经济的末日。
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上碰到了一些主要困难，其中之一便是如何解释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工人的劳动创造了商品价值，这种劳动量决定了价值量，但是工人在同资本的交换中用自己的劳动所换回的（表现为工资形式）却是较少的价值，于是出现了对价值规律的破坏。如果规律是有效的，那么工人就应得到他所创造的全部价值，可是这样一来资本家的利润又没有着落了。总之，存在着矛盾：或者理论不符合实际，或者价值规律在最重要的交换领域遭到了破坏。
马克思解决了这个矛盾。他指出，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劳动（人的能力的一种耗费过程和活动），而是劳动力即劳动能力。
在通常条件下，资本家向工人支付其劳动力的全部价值，因为这个价值不由劳动所创造的东西来决定，而是由工人为生存及养家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这样，资本和劳动之间交换的实现完全符合价值规律，同时又绝没有排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李嘉图碰到的另一个困难是，价值规律怎样同下述事实相一致：资本利润实际上不决定于带来利润的企业所生产之商品的价值，而决定于所使用的资本额。如果价值只由劳动所创造，交换按价值进行，那么每个企业部门就会有很不相同的状况。使用较多劳动力和较少机器、原料的部门的商品应该具有较高价值，就能按较高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从而获得较多利润。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那些资本周转速度较快的部门，这些部门生产周转快，提供利润当然也较快；相反，将大量资本投于生产资料或资本周转速度较慢的企业和部门，商品价值、价格从而利润也就应当较低。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资本主义实际的矛盾。大家知道，等量资本具有带来等量利润（或者不等量资本具有同一利润率）的趋势，否则资本就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退出去。这样，劳动价值规律就同实际的平均利润率规律不一致了。
亚当·斯密躲开了这个矛盾，他实际上离开了劳动价值论，从收入中引出价值，而收入之一就是平均利润。李嘉图不能这样做，因为他的理论同劳动价值论有着更一贯的联系。他想把等量资本带来等量利润的事实硬塞进劳动价值论的框子里去。为了不把这个框子挤破，他费尽心机地多方缩小资本构成和周转速度方面的差别的意义。他企图让读者相信，如果平均利润规律代替价值规律的话，那也只是在极小程度上出现的，而这个极小程度是可以略而不计的。
当然，李嘉图想证明的是不能成立的东西。当商品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时，价值规律还在起作用（在这点上，李嘉图是正确的），但它不可能像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那样起作用了（在这点上李嘉图不正确）。由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包含资本的平均利润），从而拉平了资本构成和周转上的差别。这是通过资本主义部门之间的竞争来实现的，它不是价值规律的否定，而是它的发展。
这些就是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回答的基本点。
生产价格在原则上是不同于价值的另一个范畴的，它只偶然地同后者相一致。而李嘉图却想证明两者就是一回事，认为背离可以略而不计。这种立场对批判他理论的人来说很快就显得十分脆弱。李嘉图的立场有其历史的理由，出现在他眼前的经济还未完成产业革命：一方面，不同部门间资本构成和周转上的差别表现得还不十分彻底；另一方面，资本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的转移还没有完全的自由。强大的封建势力、统一的民族市场的不发达等等因素妨碍了资本的转移过程，平均利润率的形成遇到了很大障碍。李嘉图在其著作的不少地方已经预感到利润平均化的倾向，但是他没有明确把平均利润率引进自己的分析。
成果的分割李嘉图实际上是有数学头脑的。不过，经济学与数学彼此携手的时代还未到来，因此，在他的著作中还没有公式表述，可是，李嘉图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却具有数学论证一般的严密性。他有非凡的才能，能从复杂的经济总体中分析出简单的要素和原则，并把它们在逻辑上贯彻到底，而把所有那些对他来说非主要的和非决定性的东西抽象掉，他的思维的严密性和逻辑性对他那个时代的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法国人库尔诺（经济数学方法的先驱者）早在1838年即已指出了李嘉图思维的这一特点，并且不无根据地指出李嘉图的“数学”及其笨拙的数字例证的弱点。他说：“像斯密和萨伊这些学者，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保持了纯文学体裁的优美。但是另有一些学者，如李嘉图，由于阐述最抽象的问题，或追求尽可能的严密，就不可能躲开代数学，只是这种代数学隐藏在令人生厌的算术计算的背后。”但是，李嘉图的数学方法是有缺陷的。同价值论一样，李嘉图在分配论中首先看到的是事情的数量方面。他感兴趣的是份额和比例，而对分配的性质本身及其同社会制度和发展的关系则漠然视之。
李嘉图基本上发展了斯密关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观点，把它们看做是社会三个主要阶级最初的收入。工资取决于工人及其家属生活资料价值的观点，是李嘉图从前人那里接过来的。不过他改进了这一理论，将它置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之上。他接受这个人口论，把它作为一条基本原则，这是他同马尔萨斯相一致的唯一最重要之点。依据这一理论，李嘉图认为工资维持在生理需要的最低限度水平上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特殊规律所决定的，而是由于自然的一般的规律所决定的，即一旦平均工资稍微超过最低限度生活资料，工人就会养育更多的子女，加剧劳动市场上的竞争，使工资重新下降。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观点为所谓的“工资铁律”奠定了基础，这个“铁律”是后来由菲迪南特·拉萨尔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提出来的。从这个“铁律”中会导致这样的看法，即工人阶级为自身经济利益而斗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工资似乎注定要趋于生理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尽管西方有人（过去有人，现在还有人）指责马克思相信“工资铁律”，但实际上这个概念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李嘉图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静态的。他注意到甚至赞扬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他没有看出在劳动生产率提高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包括：工人正常的社会公认的消费范围扩大了，同时增进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团结，以及为提高自身生活水平而斗争的能力。
李嘉图把国民收入的分配看做是分馅饼，馅饼的大小已定，不再变化了。工人从其中获得微薄的一份，其余部分则都被资本家拿去了。不过，资本家也不能不分给土地所有者一部分，并且这个部分还在不断增加。
把地租看做只是从利润中分出去的一部分，同样，把借贷利息也看做是企业家从利润中向货币资本家支付的一部分，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里利润被作为第一级的基本收人形式，其根源就是资本，实际上也就是剩余价值。
构成国民收入的单个商品和全部商品的价值，由客观的劳动耗费所决定。这个价值被分成工资和利润（包括地租）。李嘉图由此得出结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原则上是对立的。
他多次指出工资和利润成反比例变动，即工资上升，利润下降；工资下降，利润上升。因此，著名的资本主义辩护士、美国经济学家凯里认为，李嘉图的理论是一个制造阶级纷争和仇恨的体系。
但是，李嘉图感兴趣的仍然只是任何事物的数量方面和比例，他不去研究引起工资和利润对立的那种关系的本质、起源和前景，所以，他不能发现“剩余价值的秘密”，尽管他已经接近这一点了。因为，他知道资本家从工人手中拿去的是工人劳动所创造价值的一部分。
对地租性质及数量的分析是李嘉图最辉煌的科学成就之一。与前人不同，李嘉图把地租论建立在坚实的劳动价值基础之上。他解释说，地租不是来自大自然的特殊恩赐，而是来自投到土地上的劳动。因为土地资源有限，投人耕种的不仅有优等地，而且有中等地和劣等地。农产品价值即由相对较差的土地上的劳动耗费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