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伦敦交易所的一位年轻而富有的经纪人住在巴特疗养地，他的妻子正在那里就医。有一天，这位经纪人在一家公共图书馆偶而翻阅了一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便引起了他的兴趣并把书借回家去阅读。这就是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发生兴趣的开端。
虽然这个故事出自李嘉图本人之口，然而它还是不能令人信服，就像关于牛顿的苹果和瓦特的茶壶的故事不能令人信服一样。
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大概不会不知道斯密的著作。他已具备了经济方面的一般实践知识，因为对科学感兴趣，也就有了一定的抽象思维的素养。当然，他在巴特图书馆的宝贵发现也许是一个刺激因素。
李嘉图继续从事金融事业，为了消遣，他在业余时间又研究地质学。但是研究政治经济学很快就成了他的主要事业、主要劳作和乐趣。李嘉图最高尚的品质大概就是这种忘我的科学热忱，以及对真理的坚持不懈的和无私的追求。李嘉图是个谦逊的人，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知之不多的科学爱好者。可是，这位“爱好者”
却完成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李嘉图的一个重要功绩是制定了经济学上科学的研究方法。当时就有人谈到在李嘉图笔下正在出现一种“新政治经济学”，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事实上，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人们才第一次发现了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知识体系的科学的特点。
李嘉图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怎样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条件才能使社会物质财富得到最大限度（最适度）的增长？他对这个问题发表的许多见解至今也还没有失去它的意义。李嘉图理论观点的一个重要优点是，有一个统一的一般学说，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实际的无数因素作出科学的解释。李嘉图试图把经济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加以研究，并且确定这一体系达于均衡的基本条件。这同下面这一点有关，即他坚信客观规律在经济中起着作用，而且存在着一种机制使这些规律能够作为一种主导的趋势发挥作用。经济中“自动调节机制”的问题至今仍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李嘉图的著作在发展经济科学的某些具体领域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比如货币流通和信用、国际经济关系、税收等。李嘉图在地租和国际分工问题上的见解已被纳入经济思想的宝库。李嘉图作为一位高深的理论家，同时又正视当时那个时代和他的国家的经济问题。他是一位雄辩家，又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评论家。李嘉图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科学道德，值得尊敬和效法。
即使对李嘉图生活的时代来说（那时事实上还没有专业的经济学家），他走向科学的道路也是不同寻常和令人惊异的。李嘉图的一位后继者在1821年曾满怀热情地写道：“这是可能的吗？一个英国人，既非科班出身，又忙于商业和公众事务，居然完成了欧洲所有大学和百年来科学思想未能推进一步的事业。”产业革命
英国打了二十多年的仗，起初是同雅各宾党人，随后是同波拿巴将军，最后是同拿破仑皇帝。战争以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而告终。英国现在可以利用胜利的果实了。拿破仑为了破坏英国的贸易所实行的大陆封锁垮台了。欧洲市场向英国的商品（在当时是质量最好、品种最多的）敞开了大门。
战争是在远离英国本土的地方——欧洲大陆、殖民地和海洋上——进行的，所以它并没有妨碍英国致富。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是英国产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阶段进入到机器工业阶段，手工作坊逐渐被成百人在其中劳动的工厂所代替。烟尘笼罩的工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棉纺工业处于产业革命的中心；同时，为棉纺业制造机器和燃料的部门也发展起来。煤和铁的纪元开始了。蒸汽成了动力的主要来源。李嘉图1822年去欧洲大陆时已坐上了轮船，而在他死后两年，蒸汽机车也问世了。
英国的农业发生了变化。在自有土地或租赁土地上从事耕作的小自耕农经济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租地农场主经济。形成了农业无产阶级，他们不断地补充了矿工、石工和工厂工人的队伍。
英国富裕了，但与此同时，分配上的不平等也加深了。阶级分化更加明显和确定。对工人来说，这是一个极为凶恶和悲惨的世界，它曾使1842年初次赴英的年轻的恩格斯感到非常震惊。工作日长达12～13个小肘，有时更长。工资仅够活命，失业和疾病折磨着城市工人及其家属。机器的采用使工厂主能够雇用更廉价的女工和童工，特别是纺织工业。
工人的任何联合和结社都被视为造反，受到法律禁止。工人最初反对恶劣生活条件的斗争，是愤怒与绝望自发的爆发。鲁达分子捣毁机器，认为它们是贫穷的根源。1811～1812年他们的运动达到很大的规模。拜伦在上议院曾为陷于绝望的穷人大声疾呼，李嘉图当然不可能赞同鲁达分子的行动，不过他主张给工会以合法地位，而且在自己的著作中最早认真地分析了使用机器的社会后果。
1819年，军队在曼彻斯特对工人的游行示威进行了血腥镇压。
然而，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还不像后来那样尖锐，资产阶级也还是一个上升的阶级，它的利益同发展生产力是相符合的。工人阶级还比较弱小，而且尚未组织起来。宁可说在社会关系和政治斗争中，工人阶级只是客体而不是主体。
资产阶级利益暂时还受到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损害，因为谷物价格的提高会促使地租上涨，所以土地所有者阶级在战后通过托利党政府实施了《谷物条例》，严格限制谷物进口，竭力保持谷物高价。这对租地农场主是不利的，因为这会促使他们向自己的工人支付更多的货币工资，以免工人饥饿而死。围绕《谷物法》的斗争是19世纪上半期英国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学家们（尤其是李嘉图）的理论立场。在这场斗争中，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土地所有者则是它们共同的对手。
李嘉图学说或英国古典学派达于顶点的历史条件就是这样。这个条件部分地说明了李嘉图为什么能够以高度科学的公正无私的态度去分析根本的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
当然，李嘉图作为一个学者的个性也起了很大作用。
最富有的经济学家英国有一则笑话，说经济学家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自己身无分文不说，还劝别人也这样干，如果照着他们的建议去做，别人到头来也会成为穷光蛋。但李嘉图却是个例外，他是一位腰缠万贯的经济学家，而且有时还为朋友（特别是马尔萨斯）提供聚财建议，所以没有理由埋怨他。
李嘉图的祖辈是西班牙犹太人，为逃避宗教迫害来到荷兰并在那里定居。李嘉图的父亲在18世纪60年代迁居英国，起初从事批发贸易，随后转向股票和有价证券交易。李嘉图在全家十七个孩子中排行老三。他于1772年4月生于伦敦，在初级学校学习之后，到阿姆斯特丹待了两年，在他叔父的事务所里开始了解经商的秘密。
李嘉图回到英国以后还学习了一段时间，但到14岁他的正规教育就结束了。诚然，父亲曾为他请了家庭教师，可是很快就看出来他的兴趣早就越出了父亲认为事业所必需要的范围。他不喜欢那些功课，课程不得不停下来。16岁时大卫已经成了父亲在事务所和交易所中最亲密的助手。精明能干的李嘉图很快就成了金融界的知名人物，父亲常常委托他独自经办一些事务。
然而，父亲的专横和保守使李嘉图异常苦恼，李嘉图对信教漠不关心，可他的家庭却严守犹太教规和礼节。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李嘉图21岁时向父亲表示，他想同一位基督教女子结婚。
这位女子的父亲是个医生，教友会（基督教的一派）的虔诚教徒，而且同老李嘉图一样，在家里也是个暴君。不过，婚姻最终以违背两位家长的意愿而结成。对李嘉图来说，娶基督教妻子就意味着被逐出犹太社会。李嘉图没有皈依教友会，而是留在基督教的唯一教派之中，这是脱离英国国教的各教派中最自由最灵活的一个教派，很显然，他这样做是很有利于遮掩他的无神论的。
浪漫史的幸福结局却因贫穷而黯然失色，因为这对年轻人从其父亲手中自然什么也得不到，而25岁的李嘉图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共三个孩子）。除了交易所投机之外他不会干其他事情，而在交易所中，他现在又不能做父亲的帮手了，他必须自己干。
五年之后李嘉图终于成了富翁，经营着巨额业务。
当代英、美等国证券交易所主要从事私人大公司的股票买卖，而在18世纪末股份公司还很少。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的股票在交易所业务中还微不足道，李嘉图几乎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业务。对他来说，像对他的许多机灵的同行一样，国家举债及国库券交易是大好时机。战争的前十年（1793～1802年）英国的长期国债从2．38亿增加到5．67亿英镑，1816年超过10亿英镑。此外，在伦敦还有外国国债交易。证券行情在各种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不断变动，投行情之机成了年轻事业家李嘉图发财致富的首要源泉。
正如同时代人所描述的那样，李嘉图具有非凡的洞察力，敏锐的辨别力，反应迅速而又小心谨慎。他总是全身心地埋头工作，冷静而沉着。他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时机，不轻易放过每一次有利可图的交易，也愿意积攒利润以谋取更多的收益。
后来从中发展出投资银行的业务在这些年中已经开始了，像洛克菲勒和摩尔根这样一些金融大亨们的巨额财产和权势就是同这种业务联系着的。一些金融巨头（他们联合在不大的集团中）从政府手中承揽了重新配发公债的权力。如前所述，他们从政府手中整个地买下新债券，然后又把它们零散地卖出去。他们从这种倒卖的业务中赚得了巨额利润，虽然有时得冒债券行情突然下跌的风险。公债落到那些在推销国库券市场上喊价最高（对政府最有利价格）的金融大亨手中。1806年，李嘉图同另外两位友好同行的公司在债券市场上不太顺手，于是他转到另一个公司。次年，李嘉图所在公司获得了分销2 000万公债的权力。此后十年，他一直从事这种交易，多次获准分销公债。
李嘉图在1809～1810年间已是伦敦金融界最大的人物之一了，他在伦敦最繁华的街区购买了阔绰的房屋，而后又在郊区购置了田产，修建了别墅。从这以后，李嘉图逐渐脱离了金融股票方面的活动，转而从事大地产投机。他的财产达100万英镑，这在当时已是很大的数额了。
这完全是一个能干的金融家、机敏的事业家和暴发户的经历，哪里有科学家的影子呢？
李嘉图这位交易所老手和家中受人敬重的父亲已有了几个非常聪明和渴求知识的孩子。他本人在26岁时（经济上已经独立，甚至有了一些财产）突然把注意力转向了科学，这是年轻时境况未能允许他从事的事业：数学和自然科学。多么鲜明的对照啊！他白天在交易所和事务所，表现出超越常人的坚忍不拔和冷静沉着；晚间在家里，他又是一位讨人喜爱的年轻人，他带着天真的自豪感向亲属和熟人显示电学方面的经验或展示他收集的矿物。
这些方面的学识发展了李嘉图聪慧的智力，促使他具备了一些在其经济著作中起重要作用的素质：新颖的思维能力，几乎像数学一样的逻辑性和鲜明性。在这段时间里，他最初接触到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斯密当时在这门科学中雄居首位，李嘉图不能不受他的影响。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年初版）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曾说，马尔萨斯这本书中的思想是“如此鲜明，阐述如此精彩，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在这方面只有亚当·斯密那本卓越的著作才能与之相比”。19世纪初，在伦敦又出现了一位社会经济问题的卓越评论家和作家詹姆斯·穆勒。李嘉图结识了他，两人很快成了终生的密友。在开头一些年中，穆勒起了训导作用，他把李嘉图引进了学者和作家的圈子中，催促他发表了第一批著作。后来两人的影响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颠倒过来了，李嘉图的主要著作问世后，穆勒认为自己是李嘉图的学生和追随者。的确，穆勒在自己著作中曾经发挥了李嘉图学说中不太专门的一些方而，而且以绝非恰当的方式驳斥对李嘉图学说的批评。然而，在这里不能不为穆勒说几句好话：作为李嘉图的一位真诚的崇拜者，他经常催促李嘉图写作、修改和出版。还有一次穆勒扮演了一个轻喜剧演员的角色，他把李嘉图“教训”了一番，而且要求回答。1815年10月他在给李嘉图的信中说：“我盼望您现在可以告诉我一些您尊著的进展情况。现在我认为您已经决心承担这一任务了。”这样的友情对于有才能的人们来说是非常需要的。
李嘉图总是有些信心不足，担心写作能力不高。他没有那种责任感或“使命”感，而这种想法却促使斯密在自己著作上花费了许多岁月。越出他的金融事务圈子，李嘉图成了一个软弱的甚或有点胆怯的人。这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在他同人们的交往中。1812年他曾来到剑桥，他的长子奥斯曼刚在那里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