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雇用生产工人则使人变富，雇用仆人则使人变穷。他还把这一点推广运用到全国，认为应当把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斯密的生产劳动学说的锋芒是指向社会中的封建分子及其附属人员的：国家官吏、军人和神甫。马克思指出，对所有这些减少生产、妨碍积累的人们所持的批评态度，既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的观点，又反映了工人阶级的要求。
斯密写道：“君主以及他的官吏和海陆军，都是不生产的劳动者。他们是公仆，其生计由他人劳动年产物的一部分来维持……
在这一类人中，当然包含着各种职业，有些是很尊贵很重要的，有些却可说是最不重要的。前者如牧师、律师、医师、文人，后者如演员、歌手、舞蹈家……”总之，神甫和歌手一类，以及军官和牧师实际上都是寄生虫。
科学的良心促使斯密把各种“文人”看做是不生产的劳动者，尽管他本人也在其内。斯密的这些说法无疑是十分大胆而辛辣的讽刺，不过它是深藏在教授的严肃认真和客观公正的态度背后的，这就是亚当·斯密。
斯密主义者斯密的学说在英、法两国影响最大。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法工业蓬勃发展，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国家政权。
不过在英国，直到李嘉图以前，在斯密的追随者中都没有出现几个富于独创性的大思想家。斯密的第一批批判家是代表土地所有者经济利益的那些人，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尔萨斯和罗德戴尔爵士。
在法国，斯密学说起初受到晚期重农主义者的冷遇，随后爆发的革命又转移了人们对经济理论的注意力。19世纪初情况开始变化了。1802年出现了《国富论》的第一个很有价值的法译本，译者是热尔门·加尔涅，还附有译者的注释。1803年萨伊和西斯蒙第的著作问世，他们都自称是亚当·斯密的后继者。萨伊对斯密著作的阐释比“纯粹的”斯密更符合资产阶级的心意。不过，在萨伊热心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范围内，他的很多思想还是接近斯密的观点的。
如果说英、法两国的斯密主义者是进步的，那么在封建反动势力仍居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刚开始发展的国家就更是这样了，比如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当然还有俄国。据说斯密著作起初在西班牙遭到宗教裁判所的禁止；在德国，反动的教授们长期对斯密不加理睬。然而，正是在普鲁士这个最强大的日耳曼国家，斯密的思想对许多事情的进程发生了一定影响；拿破仑战争时期实行过自由资产阶级改良的那些人，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是斯密的追随者。
．谈到斯密主义者和斯密的影响，应当涉及如下事实：斯密著作中的不彻底性和许多直接抵触的概念，曾被持有完全不同观点和原则的人们所利用，而他们都把斯密看做是自己的老师和先驱。
19世纪20～40年代的英国社会主义者，试图利用李嘉图学说来反对资产阶级，同时他们也都自认为是斯密思想的继承者。这些人所依据的主要是斯密关于全部产品由劳动创造而又从中为资本家和地主作了扣除的原理；法国的萨伊学派也自认为是斯密的后继者，他们所依据的则是斯密思想中的另一个方面：各种生产要素在创造产品及其价值过程中是互相协作的。他们还从斯密那里接过了自由贸易思想并使其具有唯利是图的性质。‘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和马克思，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条理论影响的路线。
从理论和具体经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斯密主义者又有各种不同的派别。有些斯密主义者从斯密那里采用的只有一点：对外贸易自由，反对保护关税。而依照不同的具体情况，这种主张在客观上又可以具有进步的或反动的性质，例如，在普鲁士，鼓吹自由贸易者恰是保守的容克集团，他们所关心的是进口廉价的外国工业品，并且畅通无阻地出口自己的谷物。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斯密的自由贸易主张只是他整个反封建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纲领的一部分。斯密思想在文化史上的巨大作用取决于如下情况，即他的思想（部分地同18世纪其他先进思想家的思想难以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在19世纪上半期许多进步的解放运动中都能感觉到。
这一点也许在俄国表现得最为明显。1826年上半年对十二月党人进行了审讯，在审讯过程中要求每个暴动者填写一份特别的调查表，其中有一项涉及“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十二月党人提到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也多次提到斯密，他们还多次简单地提及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这在当时实际上就是指斯密的学说体系。
十二月党人（贵族革命者）的纲领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他们从西方思想家那里吸取了最进步的思想。在斯密那里，吸引他们的是整个自由竞争体系，具体地说，它包括公然谴责奴隶制（农奴法）；反对一切其他形式的封建压迫；为了发展工业要求实行普遍税收制，等等。他们对斯密的自由贸易主义兴趣不大。
十二月党人以及同他们思想相近的一些人赞成自由贸易，也主张保护关税，以保护俄国的民族工业。他们对斯密学说的纯理论方面（价值、收入、资本）兴趣也不大，当时俄国经济学家普遍是如此。
斯密对十二月党人的影响是其思想在俄国知识界传播了几十年的一个总结。在亚历山大一世登基之后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想浪潮中，第一个俄译本《国富论》于1802～1806年间问世。在当时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俄文的科学经济术语和基本概念体系刚开始形成。然而这个版本不仅在传播斯密思想方面，而且在俄国经济思想发展上都起过重要作用。1818～1825年期间是斯密学说在俄国影响最大的时期。十二月党人起义后，斯密著作又落到了那些保守的教授们手中，他们抛掉了其中一切大胆而尖锐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避开普希金的观察。前已述及，普希金在《叶甫根尼·奥涅金》中表达了对斯密的热爱之情。
在他1829年的一首散文诗（以《书信小说》书名出版）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描写：“您的抽象而重要的见解属于1815年，那时严肃的风气和政治经济学兴盛一时。我们出席舞会，可是不取下佩剑；我们狂欢跳舞，可是从来没有女人陪伴。我荣幸地告诉你，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法国的卡德里尔舞曲代替了亚当·斯密……”普希金是一个很好的象征。他至少同三位十二月党人交情甚深，这三个人在俄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都留下了重要的足迹，他们是尼古拉。屠格涅夫、巴甫洛夫·别斯捷尔和米哈依尔．奥尔洛夫。对年轻普希金的社会观的形成起过特别大作用的是屠格涅夫，他认为自己是亚当·斯密的学生。他在《税收论》（1818年）中多次援引斯密的话。这个书名容易使人误解（因为它是依照书刊检查官的命令改的），实际上它是对《农奴法》进行了极为尖锐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批判的一本书。把屠格涅夫与亚当·斯密联系起来的最重要思想就是经济和政治的自由思想。屠格涅夫把政治经济学看做是“欧洲各国宪法自由”的科学论据。
同斯密一样，十二月党人也不曾有意地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平等、自由和进步的制度。他们偶而也指出它的消极方面，例如，别斯捷尔就特别指出过这些消极方面。
斯密的个性关于斯密的生平要说得已经不多了。《国富论》问世两年后，在巴克莱公爵和其他一些熟人和崇拜者的帮助下，斯密被委任为爱丁堡的苏格兰海关税务专员，年薪600英镑。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酬金了，罗伯特·伯恩斯也在税务机关任职，年薪开始是50英镑，后来才是70英镑。在海关税务专员任内，斯密所做的大都是些简单的公务，比如征收税金，与伦敦通信，派遣士兵查获走私，等等。他住在爱丁堡旧城的一座房子里，过着以往那样简朴的生活，同时又用很多钱资助慈善事业，他身后留下的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许多藏书。
斯密被委任的职位被人们看做是薪高而清闲的职位，在18世纪，只有那些有门路的人才能争到手。不过，斯密从来都是极为认真地对待自己工作的，这就使他在公务上花费了许多时间。加之疾病缠身，更使他不能继续自己高深的科学研究。可以说，斯密也没有特别想这样做。起初他计划写三大本类似于文化和科学通史的著作（在他死后很快出版的有趣的手稿，所谈的是天文学史和哲学史，文体都很优雅），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准备他的著作的新版会占用他许多时间。斯密生前的《道德情操论》在英国出了六版，《国富论》出了五版。《国富论》第三版（1784年）有相当多的增补，特别是写了“关于重商主义体系的结论”一章。对自己著作在国外出版，斯密也颇为关注。
苏格兰的首都爱丁堡是英国的第二个文化中心，在某些方面并不比伦敦逊色。另一方面，它又是个规模不大而舒适的城市，斯密在这里有自己的俱乐部，定期同亲近的朋友和熟人会面，这已是他多年的习惯了。斯密已名扬欧洲，来自伦敦、巴黎、柏林和彼得堡的旅行者都想同这位苏格兰的贤人见见面。从俄国文化史的观点来看，斯密这时期的一位熟人是值得一提的，这就是达朗采夫——达史科夫公爵夫人。她是当时一位有教养的妇女，又是未来的彼得堡科学院博士和俄罗斯研究院（为研究和完善俄语而创办）的第一任主席。她当时住在爱丁堡，照料在大学学习的儿子。
从她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在爱丁堡的学者当中斯密是常到她家去的一位。
斯密的外表并不出众，他中等身材，相貌平常，五官端正，一双深灰色的眼睛，鼻子略带鹰钩。他衣着很朴素，总是戴着假发。
他喜爱柱着拐杖去野外散步。他有自言自语的习惯，以致有一天他从两个女小贩身旁走过时，她们以为他精神失常了，悄悄议论说：“天哪，多可怜的人！可穿着倒还不错。”
斯密于1790年7月在爱丁堡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在此之前他备受疾病折磨长达四年之久。
斯密智力过人，有时还有一般人的勇气，但他决不是战士。他是个善良的人，不喜欢邪恶、残忍和专横，但又完全容忍这些行为。他坚信理性和文明终将取胜，但又很怕在这个粗暴和落后的世界上为理性和文明的命运所进行的斗争。他憎恨和鄙视官吏，可他自己后来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斯密对劳苦大众和工人阶级十分同情。他主张尽可能地提高雇佣劳动者的工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如果社会的相当大部分的人生活在贫穷和不幸之中，那么社会也不能繁荣幸福。”以自己的劳动维持了整个社会的人们却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不公平的。
可是斯密同时又认为“自然规律”使工人必然陷入社会底层，并且说尽管工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紧密相关，但工人既不理解这些利益，也不理解他们与其所有者的关系。
斯密认为资产阶级是个进步上升的阶级，他在客观上代表着他们的利益，而且是广泛和长远的利益，而不是狭隘和暂时的利益。
不过，作为一个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他没有经历过资本家的生活，对他们没有任何好感。他认为，对利润的渴求使这些人变得冷酷无情；为了利润这些人可以干出反对社会利益的任何勾当。
例如，他们想方设法提高商品价格，降低工人工资；他们总是企图压制和限制自由竞争，进行有害于社会的垄断，等等。
一般地说，资本家在斯密看来是增加“国民财富”和进步的一种自然的无个性的工具。他为资产阶级而斗争，也只是在这个阶级的利益同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利益相符合的限度内。这个观点从斯密一直贯穿到李嘉图，成为整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斯密是马克思以前世界经济科学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的学说和个性继续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1976年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所举行的庆祝活动（科学讨论会或出版刊物），再一次显示出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很多思想仍具有深远而迫切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