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人”和完全自由竞争的抽象与此相类似，实际的人不可能完全追求自私利益。
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有过也不会有绝对的自由竞争。然而，如果不作出某些假定，将无比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形加以简化并设计出一定的模式，便无法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和过程进行研究，从中提炼出基本特点。从这个观点来看，抽象出“经济人”和自由竞争是完全正当的，而且在经济科学上起了重要作用。这种抽象同18和19世纪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形基本上是符合的。
让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举两个例子。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起着生产调节者和推动者的作用。假定某个商品生产者由于技术革新而减少了花费在单位商品上的劳动时间，那么这种商品的个别价值就会降低。但是，在原先相同的条件下，由平均社会劳动时间耗费所决定的社会价值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这位技术超群的商品生产者仍按早先由社会价值决定的价格出卖自己的产品，结果就获得额外收入。因为，比方说，他在一个劳动日中可以比其他人多生产百分之二十五的产品。显然，相互竞争的商品生产者不得不采用新技术，这就是“刺激技术进步”机制的基本原理。单位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消耗的减少、社会价值的降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述自发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不难看出，每个商品生产者在这里都是作为“经济人”而活动的，他追求最大限度的收入，而他活动于其中的条件就是自由竞争。
再举一个例子。它涉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仍然不同，这是不可思议的，客观必然性是利润率平均化。保障这一平均化的机制在于部门间的竞争，以及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向较高的部门的转移。同样明显的是，资本家在这里只是从一个方面来考察的，即把它作为追求利润的化身。资本可以无限制地转移这一条件，也就是自由竞争的条件。当然，实际上总有限制资本转移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是很了解这一点的。但是，只有在对“纯粹形式”进行考察之后才能将这些因素引进模式中去。
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换言之，对政治经济学来说它不可能包含单个资本家个人特点的含义，它只在代表资本社会关系的限度内才是科学所关心的。从这里可以感觉到马克思同斯密思想的相似之处，然而结论却完全两样。在斯密那里，追求个人利益的资本家不自觉地加强着资本主义；而在马克思那里，他却不仅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在客观上准备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与此相关还有其他一些原则区别。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把人看做是长期社会发展的产物。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人只存在于一定的具体阶级社会之中，并且按照相应的规律起作用。对斯密来说，他的“经济人”则是永恒的和自然的人类本性的体现，它不是发展的结果，而是他的出发点。关于人性的非历史主义概念则是斯密与当时所有的大思想家（特别是爱尔维修）所共有的。
斯密的“经济人”概念提出了一个具有极大理论意义和实践重要性的问题，即关于人的经济活动的动力和刺激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那个时代来说是富有教益的和深刻的，假如我们所指的是隐藏在“自然的”人背后的资产阶级社会真正的人的话。
社会主义也碰到了动力和刺激问题，它是从社会经济实践（越出了科学理论）中提出来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以及人剥削人现象的完全消灭，人的经济活动的纯粹资产阶级动力也不复存在了。
但是，用什么来代替致富的狂热呢？这种狂热如斯密所说最终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能够说就是用单纯的社会主义觉悟、劳动热情和爱国主义吗？要知道资本家已经没有了，工厂和田地属于人民，人们是在为自己而工作，如此等等。
的确，社会主义产生了对工作和劳动的新的强大动力，在这方面社会主义远远胜过资本主义。但是，如果只依靠这些新的动力，就意味着断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动力不会像变魔术一样出现，而是在社会和人本身及其心理、道德和意识的深刻改造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中，物质利益合乎规律仍是极为重要的劳动刺激因素。在列宁思想基础上所制定的经济核算原则是社会主义经营的主要方法，这些方法在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了发展和深化。
自由放任
自由放任政策，或如斯密所说的自然的自由政策，是直接从他关于人与社会的观点中引申出来的。如果每个人的经济活动最终必对社会福利有益，那么这种活动显然不应受到任何妨碍。
斯密认为，在商品与货币、资本与劳动自由交换的条件下，社会资源将会得到最合理最恰当的利用。自由竞争是斯密经济学说的基础，它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国富论》的始终。斯密甚至把这个原则用到医生、大学教授和神甫等人身上。如果允许神甫们有各种不同的信仰，允许各种教派自由竞争，不给其中任何一个以特权，尤其是垄断，那么它们将是最无害的（如斯密所说，这是最有效的）。
斯密的作用不在于他开创了自由放任的原则，而在于他对这一原则进行了最令人信服和最系统的论证。这个原则源自于法国，但将它在逻辑上贯彻到底并置于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却是英国人。
英国已是当时最发达的工业国，在客观上对自由贸易最热心。在法国，重农主义理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启蒙学者和自由化贵族的一种要求和愿望，而且很快就破灭了。在英国，斯密的“模式”
却成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坚定信仰，在一定意义上，英国政府在其后一百年间的经济政策就是斯密经济纲领的实现。
斯密生平的初期活动前已述及。他在晚年已是一位名人，在这方面流传着一些有趣的传说。1787年在伦敦，斯密到一位显贵家中作客，在座的都是社会名流，包括首相皮特。当斯密进门时大家都起立欢迎他，他习惯地抬抬手招呼大家：“诸位，请坐！”皮特答道：“博士您先坐，我们全都是您的学生。”这也许只是一种传说，但它是很合情理的。皮特任职期间在贸易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就其精神来说，同《国富论》的思想是相吻合的。
斯密没有逐点地阐述自己的纲领，但是这样做并没有多大困难。具体来说，斯密的自由放任原则包括以下各点：第一，他要求取消限制（用现代的话来说）劳动力流动的措施，首先是那些封建残余，如强制的手工学徒制以及居住法。这些要求的客观意义在于保障资本家自由使用劳动力。不过应当看到，在斯密时代，英国工人阶级不仅身受资本主义之苦，而且还身受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因此斯密的这个要求是进步的甚至是人道的。
第二，斯密要求土地贸易完全自由。他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对立面，要求取消妨碍土地遗产分割的法律，目的在于把土地转到能够更经济地使用它们或者愿意将它们投入流通的所在者手中，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发展农业资本主义。
第三，斯密要求取消政府对工业和国内贸易的过多干预和管理。制定消费品税（一种间接税，对国内市场上出卖的某些商品征收），应该只是为了影响个人预算收入，而不是为了影响经济。
英国当时已经没有国内商品过境税了，但斯密所批评的这些制度在法国还存在，他的要求对法国来说还是一个尖锐而迫切的任务。
第四，斯密对英国的各种外贸政策进行了详细的批判，并且提出了自由贸易纲领。这是他最重要的一条要求，也是反对重商主义的最直接方式。作为19世纪英国产业资产阶级标志的自由贸易原则就是这样出现的。
在斯密的猛烈攻击之下，重商主义的各种主张一个一个地被驳倒了，包括强制性贸易顺差；禁止某些商品进出口；高额关税；专门为出口服务的垄断贸易公司。斯密特别反对英国的殖民政策，认为它不是为国家利益而是为商人集团的利益服务的。他认为，英国在爱尔兰和美洲殖民地实行的扼杀当地工业和商业组织的政策是缺乏远见的和荒谬的，他说：“禁止人民大众制造他们所能制造的全部物品，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断把自己的资财与劳动投在自己认为最有利的用途上，这显然是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斯密的这些话发表于1776年，即英国已发动了反对殖民地起义的战争之时。他以同情的态度对待美国共和主义者，尽管和其他英国人一样，并非为了殖民地独立，而是想建立英国和殖民地完全平等的联盟；他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掠夺和压迫政策也抱有同样的看法。另外，还要考虑到斯密在书中对教会和大学教育制度也发表了不少刻薄而严厉的批评。诚然，斯密在英国没有被杀头或失去自由的风险，也不会被捕入狱，一如他的一些法国朋友早些时候的那种遭遇（伏尔泰、狄德罗、莫莱尔，甚至米拉波）。但是他知道他的观点会引起英国神甫、大学当权者和时评作家们怎样的痛恨和攻击，但他没有畏惧。
生来谨慎小心的斯密，却写作并发表了他的大胆的著作，这正是他独特的个人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