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于1767年春天回到柯卡尔迪，在那里待了差不多六年，专心致志撰写他的著作。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由于缺乏娱乐，终日沉思于某个问题，颇感身体状况不佳。1773年他来伦敦之前就自觉健康欠佳，甚至担心会突然死去，于是委托休谟做他的遗稿管理人。斯密带着书稿去伦敦准备对原稿稍加修饰便交付出版，但实际上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以继续修订他的著作。《国富论》问世同斯密在爱丁堡大学初次论及经济问题相隔了二十五年之久，这部著作确是他毕生的事业。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1776年3月在伦敦出版。出版商是威廉·斯特拉恩，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议员，又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朋友。这部著作的远大前程不是立刻就显露出来的，开头只有很少人能够评论它，但是该书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所发表的鲜明见解很快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国富论》共有五篇，头两篇奠定了他的理论体系的基础，其中总结和概括了以往百余年间英、法经济学家的许多思想。第一篇实际上分析了价值和剩余价值，他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具体形
式上观察剩余价值的。第二篇的标题是“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
和用途”。其余三篇在一定程度上是斯密理论在历史方面，尤其是
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运用。篇幅不大的第三篇论及欧洲封建时代和
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经济发展。篇幅很大的第四篇谈的是政治经
济学的历史及批判，其中有一章专门论述重商主义，另一章专门
论及重农主义。篇幅最大的第五篇阐述财政问题——国家的收入和
支出。在这三篇材料丰富的描述中，蕴含着斯密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见解。
《国富论》无疑是政治经济学史上最有趣的著作之一，如贝季浩特所说，它不仅是一本经济学的书，而且是一本“关于旧时代的很有趣的书”。这本书既不同于魁奈的干巴巴的分析图，也不同于杜尔哥的论题，更不同于李嘉图的高度抽象的《原理》。
斯密把渊博的知识、精细入微的观察和新奇的幽默融于一炉。
从《国富论》中可以读到许多对有趣论题的广泛的叙述，例如殖民地和大学、军事和银行、白银的采掘和走私等等。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其中许多内容未必直接与经济理论有关，但是对斯密来说，政治经济学却是一门几乎无所不包的社会科学。’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逻辑的抽象法。首先，只要从经济中分离出一些基本的作为出发点的范畴及其根本的相互依存关系，就能进一步分析各种更复杂的和具体的社会现象。斯密发展了这种方法，并试图在诸如分工、交换和交换价值这样一些范畴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体系。其次，他分析了基本阶级的收人。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许多插入语和描写可以被视为是事实性的解说，具有一定的证实作用和价值。但是，斯密没有始终坚持这样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方法，他时常沉溺于描述表面的现象，而把更深刻的分析方法抛在一边。这种两重性在客观上是由时代和斯密在科学上的地位所决定的，在主观上则是由他的智力特点所决定的。
马克思就此指出：“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人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马克思接着指出，斯密的两重性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的任务实际上是两重的。为了把经济知识纳入一个体系，他不仅要抽象地分析内部联系，而且要描述资产阶级社会，制定相应的定义和概念。斯密在制定基本科学原理上的两重性及不彻底性对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批评斯密的同时，把分析家斯密同描述家斯密加以区分，李嘉图大概是这样做的第一人，但另一些人也依据《国富论》而发挥了斯密的表面庸俗的概念。
斯密对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的深刻的认识，至今还是有意义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两个方面，首先它是这样一门科学，即研究某一社会中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规律。斯密在《国富论》前两篇中所研究的就是这一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他考察了社会分工提高生产率的原因，研究了社会各阶级和各集团之间产品分配的自然秩序，以及资本的性质和它逐渐积累的方式。
这是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实证的分析方法，它研究实际的情形是什么，以及这一实际情形为什么会得到发展。重要的是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中首先分析的是社会问题，即社会各阶级之间的联系。
但也有另一个方面。按照斯密的看法，政治经济学应当为解决实际任务提供客观分析的基础，即论证和建议怎样的经济政策能够“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因此，政治经济学应有助于使这样一种秩序在社会中起作用，这种秩序能为生产力的提高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这是一种规范的实用的方法，持此种方法的经济学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为了“增加财富”应当如何去做。
这两种方法通常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在任何一个经济概念中是彼此补充的。然而，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对许多大学者来说，后来的特点是，或是偏重于第一种方法，或是偏重于第二种方法。如果说萨伊学派以“实证主义”而自夸，宣称拒绝规范性建议的话，那么西斯蒙第则相反，他把政治经济学首先看做是关于如何改造社会以及使之达到他们所说的理想状态的科学。
斯密以其特有的多重性方法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分工
斯密著作的开篇是论分工，说明分工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因素。斯密把工具和机器的完善同分工联系在一起，并以制针工场的著名例证说明问题。在这种工场中，工人的专业化和工人之间专业的分化使产量增加了许多倍。此外，在整个著作中，
如《国富论》俄译本前言作者阿法纳谢耶夫所说：“分工可以说是
一种历史的棱镜，亚当·斯密正是通过它来观察经济过程的。”我们已经看到，在斯密那里，“经济人”和经济活动动力的概念是同分工有关的。由此出发，斯密阐述了价值、货币职能和其他许多问题。
斯密说，社会的“财富”即生产品和消费品总数有赖于两个要素：（1）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口的比例。（2）劳动生产率。他十分明确地指出第二个要素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那么什么决定劳动生产率呢？斯密作了一个对他的时代来说完全合乎规律的回答：分工。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场手工业阶段，机器还不多见，手工劳动占优势，分工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要素。
分工有两种：在一个工场中的工人各自专门从事某一种工序，并为下一道工序作准备，如制针，这是一种形式；另一种是社会的分工，即不同企业和部门之间的分工。牲畜饲养者喂养牲畜并把它卖给屠宰场，肉商屠宰了牲畜又把畜皮卖给了制革者，制革鞣皮者又把它卖给了皮靴匠……
斯密混同了这两种分工，他没有看出两者的原则区别。在第一种情形下没有商品买卖，在第二种情形下却是存在的。他把整个社会看做是一个手工工场的集合体，而把分工看做是人们为了“国富”所进行的经济合作的普遍形式。这同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总的看法有关，他认为这个社会是唯一可能的、自然的和永恒的。
其实斯密所看到的分工是资本主义分工，有着特殊的性质以及由它所决定的后果。这种分工不单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还发展和加强了劳动对资本的隶属。
像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斯密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是两重的。他在开头赞扬了分工，可是在另一处好像是顺便地又说到了分工对工人的消极影响：“分工进步，依劳动为生者的大部分的职业，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往往单纯到只有一两种操作……这样看来，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程度，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交际能力、尚武品德而获得的。但是，在一切改良、文明的社会，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况之中。”工人变成了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的附属品，马克思称之为局部工人。
上述这些话出自一位全力拥护自由放任的人之口，着实使人感到意外。问题在于斯密在此已经感到了资本主义的危险倾向：如果听任一切自然地发展，那就要出现使相当多居民退化的危险。
除了国家以外，他看不出还有别的什么力量能够防止这种倾向的发生。
分析了分工和商品交换过程之后，斯密提出了货币问题。没有
货币，正常的交换便不可能进行。在篇幅不大的第4章，他详细论
述了货币的本质，还分析了从整个商品世界中分化出来的其他物品成为一般等价物的历史。斯密在后来又不止一次地论及货币和信贷，不过总的来说，这些经济范畴在他的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大的。斯密认为货币只不过是保障经济过程顺利进行的技术性工具，是“流通的大车轮”。他认为信贷也只是激发资本并使之活跃的一种工具，因而对它不予重视。斯密观点的优点是他从生产中引出货币和信贷，并且看到了它们对生产的从属作用。但是这些观点又是有缺点和局限性的，他低估了货币信贷因素的独立作用，也低估了它们对生产具有巨大的反作用。
开头四章就其内容来说是分量较轻和易于理解的，它们可算是斯密理论的核心部分一价值理论的绪论。当他转而分析价值理论时，他请读者要有耐心，要细心体会，因为这是“一个极其抽象的问题”。
劳动价值论斯密的最重要的批判者通常也要利用斯密的某些方法和思想，因此，斯密的影响（特别是同李嘉图的影响相比）直到19世纪60年代还是很大的。此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从70年代开始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主义学派产生了并迅速得到了加强。
于是，斯密开始成了“过时的”人物，他的价值理论自然也成了第一个牺牲品。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马歇尔是19世纪下半叶最大的英国资产阶级学者，他企图同李嘉图主义保持一定的联系，并以新的主观主义思想来运用李嘉图的思想。他认为，斯密“所做的主要事情是汇总和发展了他的英法同时代人和前辈人关于价值的见解”。四十年后，著名美国学者道格拉斯的看法就大不相同了，他责备斯密似乎抛弃了前辈学说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又以自己的价值论把英国政治经济学引进了死胡同，使它停滞了整整一百年之久。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表面上恭维斯密，骨子里却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他认为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大可怀疑的。最后，平庸的美国经济思想史家贝尔认为，“斯密在价值论上的贡献就是把事情搅得十分混乱。错误、不确切和矛盾，这就是他的见解的祸害”。
所有这些说法都想使人相信斯密的价值论有严重缺陷。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缺点和矛盾是合乎规律的，对经济理论发展是有教益的。斯密企图从最简单的劳动价值论出发，往前更进一步，因为这种理论只能对商品货币交换制度，以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价格形成提供某些一般性的说明。可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却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马克思认为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和深刻的原因在于，斯密（还有李嘉图）对资本主义没有历史观点，他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看做是永恒的唯一可能的关系。
此外，斯密只知道“原始野蛮社会状态”，而这又差不多被看做是神话。他是怀着探索科学奥秘的精神来研究价值问题的。
斯密比任何一位前辈都更明确地规定和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推翻了重农主义的信条，并依据自己的分工学说，承认从创造价值的观点来看，各种形式的生产劳动具有同一性，从而察觉到交换价值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价值实体为基础，即以人类任何一种生产性活动（劳动）为基础。这就为马克思发现劳动二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廓清了道路。斯密已有了这样的概念：在单位时间内熟练劳动和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非熟练的简单的劳动，而且依照一定比例它们还能相等。斯密在一定程度上也理解商品价值量不取决于个别生产者实际的劳动耗费量，而是取决于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平均必要劳动耗费量。
斯密关于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概念是很有意义的。他实际上把自然价格理解为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而且认为实际市场价格在长时期内倾向于自然价格，后者是市场价格波动的中心。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供求均衡时市场价格便同自然价格相一致。他还分析了使价格偏离价值发生波动的因素，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