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者爱德华·坎南发现了表明斯密思想发展的重要材料，即一位格拉斯哥大学毕业生所作的听斯密讲课的笔记，该笔记在稍加校订后出版了。按内容说，这些笔记是在1762—1763年记的，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斯密向学生们讲授的道德哲学，这时实际上已变成了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他在那里讲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唯物主义思想。例如他说：“在财产权建立以前不可能有什么政府。政府的目的在于保障财产，保护富者不受贫者侵犯。”在笔记的《经济篇》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后来在《国富论》中得到发展的思想萌芽。
20世纪30年代又发现了另一件有趣的材料：《国富论》第一章的草稿。英国学者确定其日期为1763年。在这份草稿中已经包含了一系列未来著作中的重要思想，例如分工的作用问题、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问题等等。它也包含着对重商主义的尖锐批判和对“自由放任”原则的论证。
由此可见，在斯密离开格拉斯哥以前，他已经是一位具有深刻而独到见解的经济思想家了，但他还未曾想创作自己的主要著作。
到法国的三年旅行（作为年轻的巴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以及同重农主义者的亲身交往，终于使他作好了准备。
斯密在法国在事隔半个世纪之后，让·巴蒂斯特·萨伊向杜邦打听斯密1765～1766年在巴黎逗留期间的详情。杜邦回答说，斯密出席过魁奈医生的“阁楼俱乐部”，不过，那时他看到的斯密是个温和而寡言少语的人，根本想不到他会是未来《国富论》的作者。安德烈·莫列尔（在巴黎与斯密结识的一位法国学者和作家）在回忆录中谈到，“杜尔哥高度评价他（斯密）的才干。我们多次同他会面，他曾在爱尔维修家里呆过。我们谈论过贸易理论、银行、国家信贷以及他正在构思的伟大著作中的许多问题”。从一些通信中可以看出，斯密还结识了数学家和哲学家达兰贝尔，以及反对迷信和无知的战士霍尔巴赫男爵，斯密还到日内瓦郊区拜访过伏尔泰，同他有过多次交谈。斯密认为伏尔泰是最伟大的在世的法国人，而且没有让人失望过。
如果不算语言上的困难，应该说斯密为同巴黎哲学家们的会见作了很好的准备。早在1755年他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的文章已显示出他对法国文化已有了相当的了解，从他的讲义中也可看出他对约翰·罗的思想与活动已有完整的概念，并且读过一些法国人所写的关于约翰·罗体系的著作。他大概对重农主义著作知之不多，尽管他读过魁奈在《百科全书》上发表的论文。他在巴黎时已基本上汲取了魁奈思想的含义：通过个人接触以及阅读重农主义文献。这些文献当时是很多的。
可以说，斯密到法国去得正是时候：他已是一位完全成熟的学者，不会受到重农主义的影响，而且有能力从魁奈和杜尔哥的学说中汲取有用的东西。
斯密是否以重农主义者（特别是杜尔哥）的学说为依据呢？
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事实上，斯密对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他沿着英国传统的轨道把自己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而重农主义者实际上却并没有价值论。
这使斯密有可能比重农主义者迈出更重要的一步，确认所有的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而不仅仅是农业劳动。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斯密的概念也比重农主义者更明确。
然而，重农主义者在某些方面比斯密要强，这特别是指魁奈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机制的天才思想。斯密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关于平等权利的论点，以及关于各种形式生产性劳动具有同样的经济价值的论点。他显然未能完全摆脱这样的观念，即从创造价值的观点来看，农业劳动总应得到优待：在这里，自然界能同人一起“工作”。
斯密对重农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的态度截然不同。他把重商主义者看做是思想上的对立人物，虽说他具有教授所特有的审慎，但也不惜粗暴地对待他们（有时甚至显得不合理），而把重农主义者则看做是殊途同归的同盟者和朋友。斯密在《国富论》中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学说虽有许多缺点，但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下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要以这一学说最接近于真理。”他在另一处又说，重农主义至少是“一种未曾、也许永远不会危害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学说”。后面这个说法简直是在开玩笑，这个玩笑由于冷静和认真而几乎察觉不出来了。
斯密在他的著作中谈到法国，不仅涉及思想（这直接和间接地同重农主义有关），而且涉及大量形形色色的现象（包括个人观察的现象）、例证和解说。总的调子是批判的。对斯密来说，具有封建专制制度并束缚着资产阶级发展的法国，是封建秩序同理想的“自然秩序”相矛盾的鲜明例证。不能说英国一切都好，不过总的来说，它的制度更接近于“自然秩序”，它有个人自由和信仰自由，主要的是有企业经营自由。
在法国的三年对斯密本人，就人的理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他的物质生活状况大大改善了。按照他同年轻的巴克莱公爵的协议，他每年可得300英镑，不仅在他任教期间，而且终身领取。这使斯密有可能在后来的十年中专门从事他的著述，而没有再回到格拉斯哥大学。第二，他的同时代人都指出，斯密的个性改变了：他变得更加干劲十足，更富有进取精神，也学会了同各种人物打交道，包括头面人物在内。而与此同时，他的外表和举止依然如故，在熟悉他的大多数人的眼里，他仍是一个古怪的漫不经心的教授。斯密的漫不经心不久就同他的声名融为一体，似乎变成了他的一部分。
经济人
斯密在巴黎待了大约一年（从1765年12月到1。7．66年10月），不过，他在巴黎的沙龙中没有博得他的友人休谟三年前和富兰克林十年后所得到的地位和名声。斯密不曾为了在社会上显露自己而去做些什么，他完全是自觉的。．结识爱尔维修对斯密具有特殊意义。爱尔维修是一个富于个人魅力和卓越智慧的人物，他在自己的哲学中试图使道德摆脱封建教会的束缚，把利己主义解释为人类的自然特征和社会进步的因素，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道德是以自私的利益为基础的，是以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自然追求为基础的。爱尔维修把社会中自私自利的作用同自然界中地球引力的作用相比较。人生来平等的思想与此相关，每个人不管其出身和地位如何都应享有追求自己利益的平等权利，由此也使全社会得到好处。
斯密发展了这些思想并将它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斯密所提出的有关人的本性以及人同社会关系的概念为古典学派奠定了基础。
homoeconomicus（“经济人”）的概念出现得较晚，不过，它的发明者也还是以斯密的学说为基础的。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阐述也许是《国富论》中最常被引证的地方。
斯密思想的进程可以概述如下：首先，人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是自私的利益，但是人只有在为别人提供服务即愿以自己的劳动交换别人的劳动时，才能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发展了劳动分工。人们在相互帮助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发展，尽管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人们自然而然地追求改善自己的物质地位，这是一种强大的动力，如果它能毫无阻碍地发生作用，便能促进社会达到福利状态。其次，俗话说，“本性难移”，这个动力甚至有助于克服许多令人烦恼的障碍，极端无理的人为法令制造的这些障碍，经常使人难以行动。斯密在这里严厉批判了重商主义限制人的“自然的自由”：买卖自由、雇用和被雇用的自由、生产和消费的自由。
谁都想把自己的资本（其实这里所说的已不是单纯的人，而是资本家）用于最有利的用途，使自己的产品具有最大的价值。
然而，他并未料到他的行为会对社会起作用，也不知道这作用有多大。他所关心的只是个人利益，但是“在这场合，正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着重号为作者所加）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不过，有些事情并非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会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看不见的手”，这是客观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这些规律的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时甚至还违背人的意志。斯密就这样把经济规律的概念引进了科学，从而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进而把政治经济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斯密把这样的条件称为自然秩序，在这种条件下，个人利益以及经济发展规律的自发作用能够最有效地予以实现。在斯密及其追随者中，这个概念似乎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这是经济政策（自由放任政策）的原则与目的；另一方面这是研究经济实践的理论机构与“模式”。
在物理学上采用抽象的理想气体和理想液体是一种认识自然的有效方法，实际的气体和液体并不是“理想的”，或者说它只在一定条件下才存在。然而，抛开干扰因素是为了在“纯粹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