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说过，对于撰述历史的人来说，重要的是现在。任何一部历史著作不仅是在叙说往昔，而且反映了作者对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及其存在问题的态度。这种情形时常出乎作者的意愿，但有意而为者也屡见不鲜。不应当把过去的事件和思想“改造”得适应于现代的观点，这会导致把历史庸俗地现代化，从而抹煞了时代特点。然而能够而且应当利用历史的教训，以便更好地理解现实，归根到底为了人们的福利而改造现实。
全部知识按其性质来说是历史的，人们的全部活动必然有赖于前辈的经验。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形形色色的世界观，首先意味着对历史的不同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这一思想的阐述，包含着这样一句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本书所讲述的是过去思想家们的生活和著作，是两三百年前被认为的新奇的思想。不过，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思想不仅仅属于过去，他们生活与斗争的教训，对于生活在20世纪的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本书的任务之一即在于充分揭示过去与现在的联系，搭起一座通向现代迫切问题的桥梁。
公平地说，科学史应当是引入入胜的长篇小说。活动于其中的是活生生的人，这些人有追求和狂热，也有胜利和谬误。政治经济学这门关于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有自己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是学者，他们试图洞察人类社会的有机体，研究决定着他们自身存在的那个领域。
初看起来，把小说和政治经济学联系在一起是令人奇怪的。许多人习惯地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枯燥无味的东西，而另外一些人则相信它也不能是别的样子。其实不然。社会经济制度包含着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问题和难解之谜。现代人不可能不感受到经济科学问题的尖锐性，以及这些问题对生活的意义，让广大读者理解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为此，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其中之一便是通俗地讲述政治经济学史。
在这门科学的起源中，有许多著名人物和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们的生活与命运同他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人们创造了科学，学者的传记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被包括在了科学史之中。
学者的作品如同一个入的活动一样…就其基本特点来说，它是由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决定的，蒸汽机不可能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出现，同样，劳动价值理论的产生也要求一定的历史条件。不理解学者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国家的时代特点，便不能理解他们的著作和观点。
时代，人们，思想，就是本书的内容，作者试图把这些因素有机地统一起来。
过去的经济学家和现时代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历史的内在动力，只有通过生产过程的不断重复和更新，人类社会才能存在和发展，因此，经济是所有社会的基础。
马克思曾经指出下述观念的荒谬，按照这种观念，古代世界靠政治为生，中世纪则靠天主教而生存。其实，人类任何时候都是靠经济而生活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存在政治、宗教、科学和艺术，经济不发达正是产生上述错误观念的主要根源。
现在，经济已不可阻挡地渗透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之中，人们对于经济也试图了解得更多。因此，在旧世纪经济学家著作中去寻求现今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然而，了解他们的观点便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正确地评价今天。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古典学者，尤其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最先制定了把经济作为一种制度的学说，在这种制度中，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可以认识的规律在发生作用。
他们认为，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应违背这些规律而应以它们为依据。
威廉·配第、弗朗索瓦·魁奈和其他一些学者奠定了对经济过程进行数量分析的基础。消费资料和生产工具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以及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现代经济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在他们的著作中，还包含着统计科学的萌芽和在经济研究中运用统计学的萌芽。
早在19世纪上半期，已经出现了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数学方法的尝试。而在今天，没有数学方法，经济科学许多部门的发展便不可想像。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古典学者，以及小资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者们，都曾分析过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是最早试图理解周期性危机（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祸害）原因的人们之一。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和他们的追随者们都曾深刻地批判过资本主义，并且制定过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
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同时，马克思的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变革者。这里包含着对立面的辩证统一：它既是对前辈人观点中不正确的和错误的东西的否定，又是对他们所建树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对以往世代经济思想最高成就的合法继承。
社会科学史是政治知识和人类一般文明的重要因素。青年们应当创造性地钻研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深刻而系统地掌握这一革命科学的意义。应当自觉地深思熟虑地掌握，而不是机械地背诵个别定理和公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历史联系，正确理解其前辈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的主要科学著作《资本论》有一个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的第四卷是《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这里专门批判地分析了所有前人的政治经济学。他的基本方法是：找出每个学者著作中的科学因素，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即揭示这一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他还说明了资产阶级学者理论上的局限性和不一贯性的客观原因。这样，就在《资本论》和马克思其他著作的读者面前，展现了过去思想家们的广阔的思维。
同其他科学一样，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仅得益于著名巨匠的创造，而且有赖于许多不很知名的学者的努力。古典学派在两百年间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流派，在它的范围内从事著述活动的有许多学者。例如，在斯密之前，已有一整代经济学家为他的科学基础作了准备。因此，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最大学者的生活与思想上的同时，本书作者试图指出较不知名但相当重要的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的贡献，这就有可能更充分地反映科学发展的过程，而了解学者们生活与工作的社会环境和科学气氛也不是不重要的。
关于马克思同早期的以及同时代人的社会思想的关系问题在西方引起很大注意。在马克思时代，人们对他沉默以待，不予理睬，把他看做科学上的次要人物，或者把他看做站在“西方文化传统”之外即“现代”科学之外的人物。这样对待马克思会低估他同前人尤其是同古典经济学家的联系。
但近年来更具特征的是另一种看法：．即把马克思说成一位平庸的（或者甚至是不平庸的）黑格尔主义者和李嘉图主义者，从而抹煞他的革命学说的锋芒。熊彼特（20世纪资产阶级关于经济思想史的最大一部著作的作者）所持的立场就是这样。不过，他还是承认马克思“无疑地改造了李嘉图主义的形式，而且最终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有人坚决地提出这个命题：马克思主义能够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相调和，是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根源。英国工党理论家约翰·斯特拉彻在其《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就曾想“在把马克思主义同西方文化传统重新结合起来的必然过程中，走出小小的一步。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文化传统，但又远远离开了它”。这种倾向在现在有很大的政治意义。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关于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学说，这就把它同别的社会思想流派区分开了。
现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代表者们采用了马克思的个别原理，批判资产阶级科学的主流学派。他们批评这些学派抛开社会经济分析，追求形式主义和空洞无物，同时强调对社会收入分配问题进行阶级分析是富有成效的，正如马克思高度评价李嘉图一样。
马克思主义同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和进步传统有密切的联系。然而，马克思主义又以其革命的实践性与这些传统相区别。另一方面，当“左”的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贬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和科学的方法时，又常常同他们轻视马克思的前驱者们的理论有关，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给马克思及其前驱者统统地涂抹上了黑色。
左倾的“反文化”的思想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思想对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任何方面和因素都持否定态度。企图在空地和“废墟”上建设新的反资产阶级文化的想法是危险的和毫无意义的。新文化对旧东西的否定不是通过笼而统之的破坏，而是将其分解并吸收其中进步的因素。鲁缅采夫院士说得好：“对于走上科学道路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不仅要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而且要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思想。大家都熟悉列宁在共青团‘三大’演说中说过的话，即为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掌握人类文化的全部财富。同样，大家也懂得，否认这个原则便会导致对最伟大人类宝库的宗教徒般的狂热的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