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氏不断作出陈述，进行说服，发出会出现经济贫困危险的警告，还发出请求和呼吁。碰壁和嘲笑曾使自尊的布氏一度沉默，但为了祖国，他自觉地抛开个人的自尊，重新向掌权者呼吁：赶快刹车，行动，挽救！他于1702年写道：“总而言之，三十年热诚的观察使我得以预言，我要公开地说，法国现行的管理方式，如不加以改变，将会使国家走上衰亡。我所说的不过是全体商人和农人想说的话。”犯罪与惩罚岁月流逝。布氏不想出版新的著作，但他仍十分希望实现自己的想法。1705年他终于获准在奥尔兰省周围地区进行“经济试验”。这个试验是怎样进行的，又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并不完全清楚。反正他在第二年是以失败告终了。在一块小小的孤立地区，处于彼此对立的各种势力的牵制之下，也不可能有别的结局。
1707年初布氏出版了两部著作，除了理论阐述，还有对政府的政治攻击、严厉谴责和警告。结果书被查禁，作者被逐出本省。
他又从流放地致信沙米拉尔，但得到的却是粗暴的回答。
布氏已经61岁了，他的事业已被毁。他有一个大家庭：五个孩子。亲属们劝他就此罢休。他的弟弟（鲁昂省法院一位正直的委员）为营救他而奔忙。沙米拉尔把求情者都抓了起来，他相信惩罚是有用的，无论如何，这个狂热的幻想家必须就范。布氏终于明白，再顶下去已毫无意义。他被允许回到鲁昂。据这个时代的回忆录作者圣西门公爵（我们对这段历史许多细节的了解，多半得自他的著述）说，城里人遇见他时都带着几分尊敬和喜悦。
布氏没有再受直接的惩罚。他再版了自己的著作，但删去了一些最尖锐的地方。不过，他在精神上已经被摧毁了。1705年沙米拉尔被撤换，柯尔倍尔的侄子，聪明能干的德·马尔接任。马尔对失宠的布氏态度颇好，甚至还想吸收他进财政机关，但是已经晚了：布氏已无能为力。法国财政濒于破产，正为约翰·罗的试验准备着条件。1714年10月，布氏在鲁昂去世。
理论家
同所有早期经济学家一样，布阿吉尔贝尔也使自己的理论服务于实践，为他所主张的政策进行论证。他把自己的改革主张置于（对当时来说）完整而深刻的理论观点体系的基础上，这决定了他作为经济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作用。布氏的思想进程也许同配第的逻辑很相似，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国经济增长由什么决定？
他对法国经济的停滞和衰落极感焦虑，由此他又提出了更一般的理论问题：有哪些规律性在国民经济中发生作用并保证它的发展？
我们已经提到过列宁的下述思想：企图发现价格的形成和变动规律，贯穿在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全部经济理论之中。在这个经历数世纪的探索中布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是从我们今天称为“最优价格形成”的立场来从事这一研究的。他写道，经济均衡和进步的最重要条件是成比例的或正常的价格。
这个价格是什么？首先，它应保证每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费用得到补偿并得到一定的利润和纯收入。其次，在这个价格下将可以不问断地完成商品的实现过程，并能维持稳定的消费需求。最后，在这个价格下，货币“懂得自己的地位”，为支付周转服务，而且不具有对人们的专横权力。
把价格规律（实即价值规律）理解为国民经济比例性的表现，这是一种全新而大胆的思想。布氏还提出了另一个与此有关的理论观点。根据对价格的上述理解，自然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在怎样的情形下才能保证经济中的“最优价格”？他认为这样的价格结构将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自然地建立起来。
他在谷物最高限价这一具体问题上看到了对自由竞争的干扰。
他认为随着谷物最高限价的取消，它的市场价格将提高，这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及其对工业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这些工业品的生产，等等。这样的价格反应就会保障“比例价格”的形成和经济繁荣。
直到今天，“自由放任，自由通行”这个著名说法到底应该归功于谁，也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反正这个说法后来成了自由’贸易和国家对经济不干涉主义的口号，又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则。有人说，这个口号的前一半说的是生产自由，后一半说的是贸易自由。人们把这个说法（全部或部分地）时而归于路易十四时代的大商人弗朗索瓦·列让德，时而归于德让逊侯爵（18世纪30年代），时而又归于杜尔哥的友人、贸易长官戈尔内。
但是，即使布氏没有提出这个说法，他也还是明确地表述了这个思想，他说：“只应该允许大自然起作用……”
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布氏那里，“自由放任，自由通行”的概念还没有形成后来那种资本企业家利己的个人主义。在他那里，“这一学说还包含着某种人道的和意味深长的东西。它是人道的，因为它同旧的国家经济相对立，这种经济力图通过不自然的手段充实自己的阶级；它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是解放资产阶级生活的最初尝试。它应当被解放，以便表明这种生活究竟是什么”。布氏并不否认国家的经济作用。对他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和实践家来说，这是不可想像的。他认为，国家（特别是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应能促进国内消费和需求的水平的提高。他懂得如果消费支出的势头慢下来的话，则商品销售和生产必然要停滞。如果穷人加油干活，而纳税较少，则他们的消费支出也就不会慢下来，因为他们倾向于很快花掉自己的收入；富人则不然，他们倾向于把收入储蓄起来，这就加重了产品销售的困难。
从经济思想后来的发展来看，布氏论证的进程是很重要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问题上，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历史上，形成了两种原则态度：第一种认为生产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积累的规模（即储蓄和投资），至于有效需求，那是“伴随而来的”。这种观点在逻辑上导致否认一般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另一种则强调消费需求是维持生产高速增长的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布氏就是这种观点的先驱者，这种看法必然导致研究经济危机问题。的确，布氏没有把“危机”（正确地说，类似于危机的现象，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发展更晚近阶段的特征）同经济的内在规律联系起来，而是同不良的国家政策联系在一起了。他大概以为，在良好政策下需求不足和危机可以避免。布氏在这个问题上的缺点和矛盾，使经济思想史家们对他的观点的解释很不一致。法国人安利·德尼认为，布氏的观点归根到底会导致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危机不可能论，因此，他“为著名的萨伊‘市场定律’作了准备（如果不是已经提出的话）。按照这一定律，在自由交换产品的制度下，无论何时都不会出现产品的生产过剩”；相反，熊彼特则强调，布氏从消费需求不足和过度储蓄中看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稳定性的威胁和危机的根源，因此，他是“萨伊定律”的批判家（特别是凯恩斯）和先驱者。不管怎么样，布氏在自己的主要著作《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中，鲜明生动地描述了经济危机的情形。人们不仅会受到物质匮乏之苦，而且还会受到财富过剩的折磨。他说，能想到人们会被价格彼此隔绝吗？比如，有这样十个人或十二个人，其中一人有很多食物，但没有别的东西；另一人有许多衣服；第三人有酒等饮料，如此等等。但他们之间却不能交换，因为价格是人们所不理解的一种外在的引起危机的经济力量。这种富裕中的可怕情景使人想起了20世纪的一些事情：牛奶倒进海中，玉米被烧掉，同时又有大量的失业与贫困。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策主张上，布氏都不同于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在很多方面还是反对它们的。他试图在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中寻求经济规律。他认为农业是经济的基础。他拒绝把货币看做是国家的财富，而且想毁掉货币的名誉，把它同真正的财富（商品）对立起来。最后，布氏主张经济自由，这意味着同重商主义的直接决裂。
布阿吉尔贝尔与法国政治经济学人道主义是布氏思想的一个鲜明的惹人喜欢的特点。但是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他的“重农”却有一定的弱点。由于低估了工业和商业的作用，把农业经济理想化，致使他在许多问题上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了，这影响了他对根本经济问题的看法。
布氏为什么会采取与配第不同的立场呢？原因须从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特点中去寻找。法国的资产阶级工商业比英国落后，资本主义关系发展比较缓慢。在英国，资本主义关系已在农业经济中得到了巩固。英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具有了分工、竞争、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性的特点。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是作为纯粹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发展起来的，而在法国，它多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特点。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威廉·配第是它的始祖），把这样两个极为重要又互相联系的问题置于自己科学分析的中心。一个是商品价格的根基，另一个是资本家利润的源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必然要研究价格的本质，劳动价值论势必要成为英国经济学家们思考的基础。在发展这一理论过程中，他们逐渐接近于理解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和抽象劳动（失去了质的特点，只有一个变量即持续性和数量）的区别。在马克思以前，这种区别一直没有被明白地揭示出来并加以论证，但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一些人物（从配第到李嘉图）确实已经快达到了这一步。
价值规律是他们研究的真正对象。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要以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这样的社会在法国的发展比英国要晚得多，这就使理论家们难以把握和理解价值规律的作用。
诚然，布氏通过他的“比例价值”“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是事实上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不过，这离理解劳动二重性还很远。他完全忽视了财富的价值方面，而在这个方面恰恰体现着一般抽象劳动。他只看到财富的物质方面，只把它看做是有用的物品或使用价值。
布氏思想的这种局限性，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货币的看法上，他没有想到在价值规律起作用的社会中，商品与资币是不断均等的。正是在货币上，在交换价值的这个绝对体现者身上，抽象劳动才得到了最终的表现。布氏狂热地反对货币，把它同商品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商品只是一种单纯的有用物品。既然货币本身不是消费的对象，因此，就被当做一种外来的和人为的东西。货币具有反自然的专横权力，这就是经济贫困的根源。布氏在《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开头，就对货币进行了猛烈攻击：“给一个人确凿无疑地带来富裕和丰足的……也不会是他所拥有的金银——财迷心窍的人所树立的偶像——的数量……人们几乎离开了贵金属的媒介作用，而将它当做神明看待了，他们为了这些神明已经有所牺牲，而且经常还在牺牲更多的财物和宝贵的需用的东西，甚至还牺牲了人；而对于这个在最大多数人民的迷信和宗教中这样长期形成了的假神，就是古代蒙昧的人也决没有做出过这样多的牺牲。”
企图使资本主义生产摆脱货币的权力，同时又不变更它的基础，这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如马克思所说，是法国政治经济学（从布阿吉尔贝尔到蒲鲁东）的“民族遗传病”。
布阿吉尔贝尔不可能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剥削性质，这个社会在当时的封建制度内部刚刚形成。但是他猛烈地批判了经济的和社会的不平等、压迫和暴力，他是最早以其著作为“旧秩序”的灭亡作了准备、为革命开辟了道路的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