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1892年在给弗兰茨·梅林（未来的马克思传记作者）的信中，忆及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时曾说过，在波恩和柏林求学期间（1835～1841年），“对政治经济学他还一无所知”。恩格斯在另一处又指出：“1843年，他（指马克思——译者）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是从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马克思对这些法国人和英国人著作的摘要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出版。读一下这些摘要便会给人留下惊奇的印象。25岁的马克思放过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从第一个“伟大的法国人”布阿吉尔贝尔开始。起初马克思只作了德文与法文摘要，接着又作了简要注释，随后又进行了深入考察。促使马克思这样做的原因是，路易十四时代这位鲁昂法官非常卓越地超越了自己时代的思想。
马克思在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也许利用过这些摘要。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深刻地总结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成果，并且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布氏不仅因为是一个学者和著作家而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
这位富有思想的正直的人，在他还是专制王朝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时，就为受压迫的大多数法国人民呼喊，并为此受到了惩罚。
贫穷的法兰西路易十四王朝好像还不会完结。18世纪到来了，人们禁不住自问，或者（如果胆敢的话）彼此打听：假如上帝还要让“太阳王”时代继续延续下去，法国将会怎么样呢？
在路易十四当政的最初二十年中，国家的经济是由柯尔倍尔掌管的。柯尔倍尔知道工业的重要性，为发展工业做了许多事情。
然而，某些工业部门的发展却牺牲了被视为国家财源的农业经济。
柯尔倍尔政策最主要的缺陷是，以不侵犯封建关系为基础，而这种关系已经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如果不是为路易十四进行无休止的战争，不是为满足他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不借任何代价地榨取金钱，柯尔倍尔的努力也许会取得巨大成就。
柯尔倍尔死后，他的政策的某些成就逐渐化为了乌有，而缺陷却日益显露出来了。1701年开始了对法国来说最不得手也最破费的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英国、荷兰、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小国联合起来对付法国。
老朽的路易十四丧失了吸收干才来领导国家的能力，精明强干的柯尔倍尔被一些平庸之辈所取代。在路易十四和随后的两代波旁王朝统治下，大臣中的第一把交椅是由财政总监把持的，这些总监集财政、经济、内务和司法大权于一身，有时还掌管战争事务。财政总监实际上就是首相，当然，他只能执行王权的意志。
布氏知道，任何经济改革都得靠财政总监来进行，因此，他力求让邦夏尔特和沙米拉尔相信自己的方案和计划是有效的。这两个人是17世纪最后十年和18世纪最初十年间的法国总监，但这两个人甚至连布氏的话都不愿意听完。有一天，布氏得以进见邦夏尔特。当布氏开始陈述自己的要求时，邦夏尔特很可能以为他发疯了，但这位总监很快又改变了主意，装作愿意听取布氏意见的样子。过了一会儿，邦夏尔特哈哈大笑起来，并且说，他仍坚持开头的看法，不必再谈下去了。
政府不愿意也不考虑有损于特权阶层（贵族和宗教界）利益、有损于新贵族（包税人、大金融家）利益的任何改革。可是，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使国家经济摆脱深重的危机，使人厌烦的布氏所提出的计划，目的即在于此。
布氏的著作是关于这一时期法国经济的贫困状况、关于人民（其中四分之三是农民）的悲惨状况的最重要记述之一。人们对此已经说了很多。著名的政治和经济著作家沃邦元帅在1707年曾经写到过，全体居民的十分之一是贫困的，十分之五处于贫困的边缘，十分之三处境窘困，只有十分之一生活较好，其中生活豪华奢侈者也仅千人左右。
布氏同这些批评家的区别在于，他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因此，他能为经济思想的发展做出很多贡献。他的观点转向农村不是偶然的，发展法国进步的资产阶级经济的关键在农村。国王、贵族和教会顽固地维持现状，而17世纪末的革命暂时还不能打破这种现状。法国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已有几个世纪了，但他们还不是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中世纪的原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还在起作用，尽管形式发生了变化。在当时的法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新阶级，像在英国发展起来的那种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农民在残酷的压榨下疲惫不堪，他们要向地主缴纳地租，负担各式各样的封建义务；他们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供养牧师们和君王为数众多的军队。实际上农民是唯一的捐税缴纳者，贵族和宗教界不缴税，而城市资产阶级虽然相对软弱，但却也能够成功地逃脱捐税。
正如布氏在著作和演讲中多次提到的，这种经济制度窒息了农民改良土地耕作、扩大生产的任何积极性。
由于各种经济政策都服从于征集税收的任务，所以，国家要利用封建残余，要阻止对它的破坏。全国被遍布各省的税界所分割，任何过境商品都要纳税。这是国内市场和资产阶级企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另一个障碍是城市手工业行会中的特权、严厉的法规以及对生产的限制。这同样对政府有利，因为它可以把类似的特权无限期地出让给行会。甚至柯尔倍尔当初创办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型工场手工业，在18世纪初也衰落下去了。路易十四于1685年废除了允许一定信教自由的《南特敕令》，致使几十万新教徒逃出法国，其中包括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同时也带走了金钱、手艺和经营事业的经验。
鲁昂的法官经济幻想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无论哪个时代和国家大概都出过这样的人。他们同另一种特殊类型的人（发明家）是很相像的。他们时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障碍：同行的利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人们通常的愚蠢。
布氏是最可尊敬的、狂热的和大公无私的经济幻想家之一。在路易十四的法国，他的期望总是遭受挫折。同配第相比，他所遭受的挫折是一个更深刻的个人悲剧。布氏的性格，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像威廉·配第爵士的画像一样丰富多彩和色调鲜明。不过，他也许更博得人们的尊敬。同时代人在解释这位勇敢无畏的鲁昂人时已经把他类似于平民百姓的美德诉诸于古典传统。马克思在谈到这两位经济学家时说：“配第是个轻浮的、掠夺成性的、毫无气节的冒险家，而布阿吉尔贝尔虽然身为路易十四的法官，但却既热情而又勇敢地替被压迫阶级声辩。”应当指出，马克思虽只是根据布氏已问世的著作了解他的，但却已经预见到了布氏的品格。19世纪60年代，布氏的书信被发现之后，他的形象对研究者来说显现得更加完整了。
皮埃尔·勒·庇逊·德·布阿吉尔贝尔1646年出生于鲁昂。他的家庭属于诺曼底的“穿袍贵族”——在旧法国贵族中，这些人占有祖传的司法和行政职务。除此以外，还有一种“佩剑贵族”，这是为国王进行军事服务的。“穿袍贵族”在17和18世纪由于发了财的资产者的加入而迅速增多了。布氏的出身就是这样。
皮埃尔·勒·庇逊受过良好的教育，随后迁往巴黎。他在那里起初从事文学工作，不久即转向他家传统的法律业务并于1677年获诺曼底法院行政职务。因为某种原因，他同父亲闹翻，被剥夺了继承权（这有利于他的弟弟），不得不“到处走人情”。他干得很成功，1689年以巨款买下鲁昂地区法院院长的职位。这是一个肥缺，又是一个很有影响的职位。按当时的制度，大城市的法官还兼管政务和一般市政工作。他终身都保持着这个职位，直至去世前两个月才转让给了长子。
布氏开始研究经济问题显然是在1770年代末。他生活在诺曼底的农业居民中间，又到其他省份旅游过。他看到了农民的悲惨状况，并很快得出结论：农民的贫困是国家经济普遍衰落的主要原因。贵族和国王留给农民的仅够维持活命，有时把剩下的也统统拿走了，因此，很难指望农民会增加生产。农民的极端贫困首先是工业衰落的主要原因，因为工业没有了广阔的原料市场。
这些想法在布氏的头脑中逐渐成熟。到1691年，他已经谈到了自己的“原理”并见诸文字。他的“原理”实际是一系列的改革，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说，是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他不仅是城市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而且也是农民利益的捍卫者。“把法国变成一个强国”，这句话多次出现在他的著作中。可以说，布氏的“原理”无论在最初形式上，还是在1707年最后的形式上，都是由以下三部分构成的：第一，布氏认为，必须对税收制度进行大改革。他详细陈述了以按比例的或轻微累进的税收制度去代替旧的累退的制度。在旧的制度下，一个人的收入越多税率反而越少；在按比例的制度下，税率都是一样的；在累进制度下，税率则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加。
布氏的设想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意义，要知道，教会（如已指出的那样）是完全不纳税的，而布氏却想要它们纳税，只是税率比穷人的较低而已。
第二，他要求使国内贸易摆脱限制，以便扩大国内市场，增加分工，加速商品与货币流通。
第三，他要求实行谷物自由市场，不要阻止谷物价格的自然提高。他指出，人为降低谷价的政策是极为有害的，因为这种价格不能补偿农业生产费用，而且排除了提高生产费用的可能性。布氏认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当商品能够按其“真正价格”运往市场时，经济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
布氏认为，这些改革是振兴经济和提高国家与人民福利的起码条件。他想使政府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国家收入。这些思想反映在他1695～1696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中，书名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法国详情。法国财富减少的原因及补救的简便措施。如何在一个月内就能供应国王所需要的全部资金并使全体人民富足起来》。
除了关于法国详情及财富减少的原因以外，这个书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广告的特点，但它同时也反映布氏真诚地相信，只要实施一系列法律（按他的说法，这只要大臣们两小时的工作就能办到），经济就会振兴。
然而，一连串的失望才刚刚开始。他的书几乎无人问津。
1699年沙米拉尔接替邦夏尔特任总监，此人认识布氏，好像也赞同布氏的思想，于是又燃起了布氏的希望，他又全力以赴地工作，写了一些新的文章。不过这五年的主要成果是为大臣写了一批冗长的备忘录。这些可贵的文件有些是报告底稿，有些是私人信件，但都是发自布氏内心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