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第在这两三年间是十分走运的，尽管有敌手和嫉妒者的阴谋活动。但是，1658年护国王奥利弗·克伦威尔去世后，这位护国王的儿子的地位也变得不稳了，参院议长不得不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调查配第的行动。在这个委员会中配第有不少朋友。
为了自己的财产和高贵名声，配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其劲头、手段和气势，决不亚于他为自己的思想所进行的斗争。他不仅在委员会上为自己辩护，而且在伦敦议会上为自己洗刷名声（在这次选举之前他做过一段时间的议员）。在这场斗争中，即使他没有取胜，但无论如何他也没有受损。在1660年复辟之前最后几个月的政治混乱局面下，配第的事情不了了之，结果一切如常。
复辟前不久，亨利·克伦威尔和他的亲信为保皇党分子大效其劳，致使政权落到从流放地返回的查理二世手中。这位护国王的儿子完全脱离了国务活动，但是配第却公开投向了复辟王朝。
1661年，这位呢绒业者的儿子就有了爵士称号，人称威廉·配第爵士了。这是他一生中成功的顶峰，他为查理国王尽力，使对手丢了脸，他还发了财，立了业，成了名人……
从配第的函件和书信中可以断定，国王曾两次想给他封爵。不过，他不无理由地把这些建议看做是有意避开他所提的一个申请，即要求给他一个实际的国家工作职务，以便实现他所设想的经济纲领。这一申请实际上使国王和贵族感到厌恶。配第曾这样解释他婉拒国王恩宠的原因：“我宁愿做一枚有实在价值的法新，也不愿做半个克朗，它无论多么漂亮，毕竟是受了铸压和镀了金的。”这种话出自配第之口是令人奇怪的。一个虚荣心极重而且贪财的人一下子变成了另外一个坚持原则的人。
威廉·配第爵士一死，障碍就消除了。一年后，他的长子查尔斯即被封为肖别尔男爵。不过，这是爱尔兰的男爵，无权出席伦敦上议院的会议。只有配第的曾孙（别号兰斯唐侯爵）才赢得了这一地位，并作为大政治家和民权党首领而留名于英国史册。在本世纪，英国有一些为统治阶级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大经济学家成了贵族，其中第一人就是凯恩斯。如今有些著名经济学家是上议院的座上客。
政治经济学的哥伦布众所周知，哥伦布并没有想到要发现美洲，他只是打算探索通向印度的海路。一直到死，他都不知道他发现的是一块新大陆。
配第发表了一些著述，像当时所有的经济学者一样，他所追求的目的是具体的，有时甚至是自私的，充其量——如他自己所说——是发明出一种政治算术（统计）。他的同时代人认为他的主要贡献就在这里。然而，他所做的实际上是某种别的东西——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以自己关于价值、价格、工资、分工和货币的见解，为科学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这是被一位新的哥伦布发现的“经济的美洲”。
配第的第一部重要经济著作是《赋税论》（1662年）。这大概
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想告诉新政府，通过哪些途径（无疑，应有他亲自参加甚至领导）来增加税收，同时，他也充分阐述了自己的经济观点。
在这一时期，配第几乎忘记了他是个医生。他的机敏和善于随机应变的头脑越来越多地转向经济和政策问题。在他的头脑中翻腾着各式各样的草案、计划和建议：税收改革，组织统计部门．，改进贸易……所有这些在他的《赋税论》中都有反映。不仅如此，配第的《赋税论》应被看做是17世纪最重要的经济著作，就像18世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样。
二百年后，马克思在论及《赋税论》时指出：“配第在这部著作中，实际上用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比较量来确定商品的价值。”同样地，“剩余价值的规定取决于价值规定”。马克思的这些话扼要地表述了这位英国思想家科学成就的实质。
追溯一下配第论断的进程是有趣的。
他以新的资产阶级时代的人所特有的高度嗅觉，实际上一下子就提出了剩余价值的问题：“……我们需要对前述的土地和房屋的租金以及货币（我们把它的租金叫做利息）所具有的神秘的性质加以分析。”在17世纪，土地是人类劳动的主要对象，因此，对配第来说，剩余价值是在地租形式上表现出来的，在地租中还隐含着产业利润，利息也从地租引出。配第对商业利润兴趣不大，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时代的重商主义者大不相同。地租的神秘性质的提法是值得注意的，他感到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很大的科学问题。在这里，现象的外表同其实质是有区别的。
往下就进到了经常引用的地方。假定某人（此人不仅是算术习题的主角，而且是经济论文的主角）从事着地租的生产。他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将重新留作为种子，另一部分用于满足个人消费（其中包括交换），“其余的谷物就构成了自然的和实际的地租”。在这里，产品及其价值被划分为三个主要部分：（1）补偿被消耗的生产资料（在上述场合指种子）的部分；（2）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生活所需要的部分；（3）余额或纯收入。最后这部分同马克思所提出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的概念是一致的。
有趣的是，在生产资料成本中，除了种子以外，配第还放进了其他一些开支：肥料、磨损、马、犁和羊等等。这些耗费不能用谷物在实物形式上进行补偿（配第在分析产品构成时没有计算这些耗费，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应当按价值进行补偿。例如说，经过十年，农人就需要一匹新马。为此，他就要从每年的收成中积攒一部分价值以便日后购买这匹马。
应当注意的是，这里所谈的是没有雇佣工人的生产。对此有些人这样解释，说配第想以更简单和直观的形式来建立自己的“模式”。不过，更正确的解释恐怕是，简单商品生产（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劳动，不雇用工人）在当时具有重大的作用，它比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经济占的比重要大。
配第接着提出问题：“……这种谷物或地租值多少英国货币呢？我认为它值多少货币，就看另一个在同一时期内专门从事货币生产与铸造的人，除去自己费用之外还能剩下多少货币。也就是说，假定这一个人前往生产白银的地方，在那里采掘和提炼白银，然后把它运到另一个人栽种谷物的地方铸成货币，并假定这一个人在从事这些工作的同时，也能得到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和衣服。我认为这个人的白银和另一个人的谷物，价值一定相等。假定前者所有的白银为20盎司，后者所有的谷物为20蒲式耳，那么，1蒲式耳谷物的价格就等于1盎司白银。”显然，在价值上把构成剩余产品的那一部分谷物和白银相并列，也就等于把全部总产品和白银相并列。因为，剩余的20蒲式耳谷物同其余的补偿种子和作为农人食物的谷物（比如说30蒲式耳）没有任何区别。这也同样适用于前面提到的20盎司白银。
在另一处，配第以纯粹的形式表述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他说：“假如一个人在能够在生产1蒲式耳谷物的同时，将1盎司从秘鲁的银矿采出来的白银运到伦敦来，那么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总之，配第实际上表述了价值规律的思想。他知道这个规律是以极其复杂的方式作为一种趋势而起作用的，这一点反映在下面一段十分精辟的论断中，他说：“我认为这是各种价值相等和相互权衡以及比较的基础。但是我承认，就这一点而言，在基础上面的做法以及在具体实践中，它是变化多端和极其错综复杂的。”在交换价值（它的量取决于所耗费的劳动）和实际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中间环节，使价格形成过程中呈现出非常错综复杂的情况。配第以异乎寻常的洞察力指出了影响价格形成的若干因素，用现代经济学家和计划工作人员习惯的说法，就是代用品、新产品、时尚、仿制品以及消费倾向。
配第在分析创造价值的劳动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要知道，每种具体形式的劳动只创造具体的财物或使用价值，例如，农人生产谷物，织工生产布匹。但是，在任何一种形式的劳动中，都存在着使每种形式的劳动得以相互比较的共同的东西。这些财物就是商品或交换价值，即劳动时间的耗费就是工人一般生产能力的耗费。
在经济科学史上，配第是为抽象劳动思想开辟道路的第一人。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就是以抽象劳动思想为基础的。
假如在一位开拓者那里去追寻某种严密的和完整的经济理论，那就有点奇怪了。囿于重商主义的观念，配第还不能摆脱这样的观念，即采掘贵金属的劳动是最直接创造价值的某种特殊劳动。
他也不能区分开交换价值（它最明显地表现在贵金属上）和价值实体本身，即人类一般抽象劳动的耗费。他还没有这样一种明确的概念，即价值量取决于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下一般的具有代表性的劳动的耗费量，超过社会必要的劳动耗费量是徒然白费的和不创造价值的。从后来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应当承认，配第理论中存在着不少弱点和明显的谬误。
但是这些难道是主要的吗？在我们看来，主要地是配第坚定地站在他所选择的立场上（劳动价值论），并且把它成功地运用于分析许多具体问题之中。
我们已经看到配第是如何理解剩余价值的性质的。但是在他的理解中所涉及的是简单商品生产者，这些人所生产的剩余产品为他们自己所占有。配第不可能不看到相当一部分生产已经按照资本主义方式——雇用工人进行了。
他应当想到剩余产品不单是为自己生产的，也是为土地和资本的所有者生产的，从他关于工资的论断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在他看来，工人的工资应当取决于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工人所得到的不会比“生活、劳动和繁殖后代”所必需的更多。配第也知道这种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完全是另外一个通常更大的量，两者的差额便是剩余价值（在他那里表现为地租）的源泉。
尽管是很初步的，然而配第还是提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科学原理：在商品价格（最终由耗费的劳动量决定）中，工资和剩余价值（地租、利润和利息）成反比例。在一定生产水平下，提高工资只能靠减少剩余价值。往前再走一步，就会承认工人和土地所有者及资本家之间根本的阶级对立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李嘉图这一步便作出了这个结论。配第已经很接近于这个观点了，但不是在《赋税论》中，而是在17世纪70年代写的《政治算术》中，尽管还只是一种萌芽。
不过，总的来说，醉心于政治算术妨碍配第进一步深化自己的经济理论，妨碍他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规律性。《赋税论》中许多天才的猜想并没有得到发挥。数字材料吸引了他，它们显然是解释一切的关键。《赋税论》中已经有了这样的说法：“应当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计或计算……”，这成了配第的座右铭，成了某种迷信：通过计算一切都会明白。统计的首创者患了某种幼稚病，即过于相信统计的效力了。
当然，配第主要经济著作的内容不限于这些，它还有丰富得多的东西。他的思想代表了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配第最先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从生产角度考察了经济现象。这是他从根本上胜过重商主义的地方。由此也就有了他对居民中非生产阶层的态度，在这个阶层中他特别挑出了神甫、律师和官吏。他认为应当大大减少商人和小店主的人数，因为他们“不提供任何产品”。对非生产阶层的这种批判态度已经深入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之中。
正像一句古老的法国格言所说的那样，“文如其人”。配第的文笔是极为清新的，这倒不是因为他掌握了某种文学的奥妙和优美的笔法；相反，配第的文字是简练的、直率的和精确的，他以新奇和无保留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新见解。他总是只说主要的和简单的话。他的著作中篇幅最大者，译成俄语，也不到八十页。
皇家学会（配第是其成员）章程要求：“在关于经验的一切总结中……只应说明实际情形，不带任何偏见，也不要有任何辩护或华丽词藻。”配第认为这个根本原则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且他力图身体力行，他的许多著作都可被看做是“关于经验的总结”。如果配第也让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的社会科学的代表者了解并遵循这个原则就好了。
配第的坦率并不妨碍人们透过他的著作看到他鲜明的个性、不可遏止的热情和强烈的政治欲望。这个富有的地主——就像他晚年的一幅画像所显示的那样，头戴擦油抹粉的假发，身穿华丽的丝绸上衣——多半还是一个粗鲁的平民百姓，一个老于世故的医生。
在任何时候配第都在孜孜不倦地工作，不仅是脑力的，而且甚至是体力的。他爱好造船。他设计和创建特别法庭而无结果。他从内心对懒汉和寄生虫感到嫌恶。对国王政权本身的态度是严厉的。
他在贵族面前奉迎，可是，他又写了一些使国王和政府肯定不合意的东西。国王爱好侵略战争，阻止他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给他进行战争所需要的金钱。
政治算术
英王查理二世非常想在生活上胜过他显贵的亲戚——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学凡尔赛宫的样子举办舞会和焰火晚会，可是他的钱比法国君主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