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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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令人尊敬的爵士:威廉·配第(3)

不过,还有科学。复辟之后不久,在皇家鼓励下创办了皇家协会(英国科学院)。查理完全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因为路易还没有。国王自己可以做化学实验,从事航海事业,这体现了时代精神。

在皇家协会中,威廉·配第爵士是一个最有趣和最机敏的人。

在小圈子里国王和显贵们都是一些自由思想者,而配第比任何人都更不会在各式各样的宗教虔信者身上花费更多的金钱。有一天,爱尔兰上院议长奥尔芒德公爵显得非常愉快,也许还不十分清醒,这时一伙人请配第爵士表演一下。配第登上高层坐椅,在哄堂大笑中模仿着各种传教士的滑稽神态。开头他像神甫一样,口中念念有词,不大一会儿,就像一位目击者所说的那样,他忽然责骂起“某些官员和显要人物”来了,骂他们管理不善、偏袒和贪财。

笑声消失了,公爵不知道该怎样平息这种由他招惹的气氛。

国王和爱尔兰议长愿意听从配第,只是在他还没有谈论政治和商业的时候,可是配第怎么能不谈这些呢?对他来说,所有其他的话题,不过是说明当前方案和计划的根据和理由,他的方案和计划一个比一个大胆和激进,这就显得危险、使人厌烦和多余了。

为什么配第的计划与方案几乎总是不受朝廷欢迎呢?应当看到,在这些计划方案中,有些虽充满了天才的胆识,但毕竟是一种单纯的空想。不过,其他多数计划方案,从当时的眼光看,却是很有道理的。问题的实质在于,配第所主张的一切,意在自觉地、大胆地发展英国和爱尔兰的资本主义经济,更彻底地粉碎封建关系,而查理二世和他的兄弟雅科夫二世的王朝却紧紧抱住封建关系的残余不放,不得已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资产阶级。

配第死后一年封建王朝便垮台了,原因就在这里。

配第总是通过同邻国的比较来观察英国的繁荣富强的。对他来说,荷兰可算是一个标准。他不止一次地在著作中提出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荷兰顺利发展的原因何在?但是,若干年后,他深信直接威胁英国地位的不是荷兰,而是更强大也更富侵略性的法国。

这样,配第的经济思想就越来越具有鲜明的反法国政治特点了。

配第的第二部主要经济著作《政治算术》是在1676年完成的,但没有决定出版它。与法国结盟,是查理二世对外政策的基石。配第不是懦夫,他冒着失去朝廷恩宠的危险。

《政治术》曾以抄本形式流传。1 683年有人在作者事前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匿名出版了这本书,而且改了书名。只是在1688~1689年“光荣革命”之后,随着英国政策的急剧改变,配第的儿子(肖别尔勋爵)才以作者署名出版了《政治算术》全书。他在该书序言中说,他已故父亲的这本书不可能早些时候出版,因为“该=㈨勺思慰刺痛了法国”。作为法旧的反对者,配第当然是英国资产阶级的坚定不移的、目光远大的代表者。此后一百年问,直到19世纪初,英国和法国进行厂接连不断的斗争,而且英国在斗争中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强国。不过,《政治算术》中更重要的东西是配第用以论证自己原理的方法。在科学史上,这是第一本以经济统计研究法为基础的著作:。

现代国家没有统计行吗?显然不行。现代经济研究没有统计行吗?可以,但很困难。如果作者只依靠“纯理论”(文字的或数学的形式)而不运用任何统计资料,那么他就势必要从原则上存在的而且多少已为读者所了解的材料出发。

17世纪的情形有所不同。统计那时还根本没有(统计这个词直到18世纪末才出现);对人口数量、分布、增长率和职业构成知道褂很少;对一些基本的经济指标也知之不多,如基本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居民收入以及财富的分配,只有一些税收和对外贸易的资料。

配第的巨大功绩在于,他最先提出了有必要创设国家统计工作的问题,并且为搜集资料勾画了一些基本线条。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创设国家统计工作这一话题。不过,顺便说说,他从不以这项工作的指导者自居。他用过不同的、多少有点堂而皇之的说法来称呼他所想到的这项工作,这依他的心情以及对成功希望的估计如何而定。通过统计工作,他不仅指望进行核算和统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指望进行“计划”。比如,他对当时的“协动力的平衡”就做过很好的计算,他指出一国应有多少医生和律帅(实际上,在17世纪还未曾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其他专门人才),因此应有多少学生进入大学。

配第不仅不断地宣传统计的必要性,而且十分出色地利用了他所掌握的那些并不很多也不周全的统计资料来论证自己的经济原理。

配第为自己提出的一个具体任务就是在客观数字材料的基础上证明英国并不比法国贫穷。由此引出了一个更宽泛的任务,从数量上估价英国当时的经济状况。

配第在自己著作的序言中谈到政治算术的方法时指出:“我进行这项工作所使用的方法,在目前还不是常见的。因为和只使用比较级或最高级的词语以及作单纯思维的论证相比,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作为我很久以来就想建立的政治算术的一个范例),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根据的原因。至于那些以某些人的容易变动的思想、意见、胃口和情绪为依据的原因,则留待别人去研究。这里我敢明白地说,老实说,以这些因素(容易变动的思想等等)为依据(即使这些因素可以叫做依据)的原因是不可能谈得透彻的。”

配第的政治算术是统计的范例,他的方法在经济科学上预示了一系列重要的流派。他很有远见地谈到了计算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重要性,这些指标在现代统计学和经济学中起着重要作用。配第最先对英国的国民财富进行了计算。

配第估计,英国的物质财富为2.5亿镑,还要加上人口的货币价值4.17亿镑。这个离奇的思想比初看上去要深刻得多:配第在探寻一种方法,以便估价生产力各个要素的大小——劳动技巧、熟练以及技术发展的潜力等。

配第的全部经济理论都是从人口数量和构成问题开始的。马克思在研究配第时指出:“我们的朋友配第的‘人口论’,同马尔萨斯的完全不同……人口——财富。”对人口增长的乐观主义态度是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者的特点,19世纪初的马尔萨斯则相反,他断言劳动群众贫穷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的,是由于人口增长得过快。

配第对英国国民收入进行了计算。从这种最初的计算中引出了当时的国民核算体系,这一核算体系综合地、相当精确地对下述指标作出了判断:一国生产规模,产品在消费、积累和出口之间的分配,社会各主要阶级和阶层的分配情况,等等。的确,配第的计算有严重缺陷,他所计算的国民收入是居民的消费支出额,换言之,这也就是认为支出中的积累部分——投资于房屋、设备、改良土地等等——可以不算在国民收入内。不过,这个假设对17世纪来说还是实际的,因为那时的积累率非常低,一国物质财富的增长极为缓慢。此外,配第的这个不足不久就被他在政治算术上的追随者们所纠正。特别是格利高里·金,他在17世纪末对英国的国民收入作了全面的、有根据的计算。

配第和戈劳特与统计学配第晚年的著作集中于人口问题,说明人口的增长、分布和就业。他同自己的朋友约翰·戈劳特一起,享有人口统计奠基者的声誉。从这些先驱者的篇幅不长的著作中逐渐发展出了现代各种有利的统计工具,用以进行正规的人口统计、细致的抽样调查以及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

在每个学科中都有关于著作权和发明权的争论。这些争论有些是对科学无益甚至有害的,有些则有助于阐明科学的历史,因而是有益的。在统计学史上就有“配第一戈劳特之争”。事情是这样的:1662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的书,书名是《对死亡报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涉及管理、宗教、商业、空气、疾病以及所谓城市的其他变动,作者是伦敦公民约翰·戈劳特。尽管这本书加了这么一个很复杂甚至很悲观的书名,但它却引起了人们相当大的兴趣,几年之间出了五版,有时一年之内出两次。它还引起了国王本人的兴趣,按国王的御旨,戈劳特进入了刚刚成立的皇家协会。问题在于,这是第一次试图在当时还很缺乏的统计资料基础上所作的冷静考察,而所考察的又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死亡率和出生率、性别与平均寿命的关系、居民的迁移以及死亡的主要原因。

戈劳特著作的功绩在于,他最早小心翼翼地试图提出统计学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原理:通过大量充分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各种现象(其中的单个现象是偶然的)在整体上受着某种严格的规律性的支配。就单个人来说,生与死是有偶然性的,但就一个国家(或一个较大城市或地区)来说,出生率和死亡率却是一个非常肯定的和缓慢变动的量。对这种变动可以作出科学的解释,甚至作出预测。统计学严密的数量论证是在下一个世纪即18世纪奠立的,但某些初步的思想已经包含在了伦敦这位不知名的小商人的书中了。

约翰·戈劳特在伦敦开设了一家服饰用品商店,有自修和从事研究的“自由时间”。配第同他早在17世纪40年代末就是朋友,戈劳特那时甚至还保护过他。到60年代,他们调换了一下各自扮演的角色,但这并没有冲淡他们的友谊。戈劳特这时是配第最接近的友人,是他在伦敦的委托人,又是他同皇家协会的联系人。

当戈劳特的书引起人们的兴趣的时候,在伦敦学者圈子里出现了一些流言,说本书的真正作者是威廉·配第爵士,说出于某种原因,配第不愿让人知道他的姓名。这种流言在戈劳特死后更盛了。在配第的著作和书信中可以发现一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种说法。可是,另一方面,他曾十分明确地写道:“我们的朋友戈劳特的著作。”

在19世纪,关于《对死亡报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的著作权问题在英国文献中曾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现在,“配第一戈劳特之争”可以认为是解决了。这本书的主要作者,即书中主要的统计思想和方法的作者还是约翰·戈劳特,但在社会经济观点方面,他受到配第的影响。反映这些观点的序言和结论,可能是配第写的。很显然,本书总的构想属于配第,而将它予以实现却是戈劳特的事情。

“偏向于配第”的主要理由是,戈劳特出身低微,未受过系统的教育,也没有任何其他值得称道之处,所以完全“不可能”写出这本书。正如一位苏联统计史研究者蒲杜哈所说的,这使人想起某些人所持的论据,他们否认莎士比亚的著作权,认为他的作品不是奥斯福尔特伯爵所撰,就是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所写,反正是出于某个知名的同时代人的手笔。威廉·配第在科学史上的作用是很大的,他完全不需要掠人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