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和科学的两位伟大革新者莎士比亚和培根是托马斯·曼的同时代人，而与政治经济学的革新者威廉·配第的出现却相隔了一代人之久。处于他们之间（出生于16～17世纪之交）的这一代人中的著名人物大都是些斗士或宣传家。稳健的资产阶级领袖和英雄奥利弗·克伦威尔，他的更激进的政治对手约翰·利尔本，都是一手握着刀剑一手拿着《圣经》。在17世纪的历史条件下，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一般都带有宗教色彩，都是在清教教义的外衣下进行的。
在克伦威尔的保护下，资产阶级丧失了革命性，它在1660年同新贵族结成联盟，迎立被处死国王的儿子查理二世为国王，复辟了斯图亚特王朝，但是它不可能是过去那种专制王权了，革命没有白费。资产阶级靠牺牲旧封建贵族的利益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在革命期间（1641～1660年）新一代人迅速成长起来，革命在他们的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尽管是各式各样的）烙印。政治和宗教（它们是密不可分的）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时兴了。人们（革命初期的青年人现在正是四五十岁）对那些以《圣经》为主要论据的繁琐争论已经感到厌恶，他们从革命中接受了另一种东西，即资产阶级的自由、理性和进步的精神。在科学界出现了一批杰出人物，其巾第一流的明星有物理学家罗伯特·波义耳，哲学家约翰·洛克，还有伟大的伊萨克·牛顿。
威廉·配第属于这一代人和这一群明星之列，按马克思的说法，威廉·配第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配第经历了一个时代配第生前已是一位知名人物。麦克库洛赫在1845年写道：“威廉·配第爵士是17世纪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他还称配第为劳动价值论的奠基人，并把配第同李嘉图直接联系起来。然而，只有马克思充分揭示了配第对科学所做的贡献。马克思以其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重新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历史，从而指出了这位天才的英国人在学说史上的真正地位，即配第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这种经济学力图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分析它的实际运动规律。
马克思对配第鲜明的个性和特点抱有强烈的好感。“配第觉得自己是一门新科学的奠基者……”；“他的天才的胆略……”；“这个人物本身是天才”；“按内容和形式来说，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杰作”——引自马克思不同著作的这些评语表明了马克思对这位“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的态度。
麦克库洛赫还指出了配第著作遗产所受到的令人不解的遭遇。
尽管配第的地位十分重要，然而他的著作却从未出过完整的版本，只有一些拙劣陈旧的版本留存于世，到19世纪40年代几乎成了书肆珍品。麦克库洛赫在结束自己关于配第的注释时提出了如下意见：“配第的显贵后裔们（配第的才干和地产大都传到他们手中），与其为他建立一座纪念碑，不如出版他的著作全集。”但是，配第“显贵的后裔们”（肖别尔伯爵和兰斯唐侯爵）绝不想把先祖的身世公诸于众，这位先祖出身于不富裕的手工业者家庭，以不太体面的方式发了财，成了贵族。因此，用一位新传记作者的话来说，“享有很大的然而令人怀疑的声名”。这位作者（埃米尔·斯特劳斯）还指出，19世纪40年代在兰斯唐家族的家庭文库中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配第文稿。
两百多年来，配第后人所面临的上述问题比科学而历史地评价他的著作还显得重要，只是在19世纪末才出版了配第的第一批（暂时还是唯一的，但绝不是完整的）经济著作集。他的一位后人同时也出版了配第的第一本传记。19世纪20年代还出版了一些手稿和书信。
现在，配第的政治观点、社会活动和科学活动，以及他同当时大学者的联系，都比较清楚了，他的生平的一些细节也弄明白了。
对伟大人物不需要加以美化，也不必掩饰他们的缺点和不足，这对配第也完全适用。在人类文化史上他不是作为一个爱尔兰的大地主和精明的（尽管不总是顺心的）御医，而是作为一个睿智的思想家，一个为社会科学开辟了新道路的思想家而闻名于世的。
配第的历史地位首先在于，他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首创者。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承认配第是一位大学者，承认他有鲜明的个性，但常常不提他作为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先驱者的作用，他在科学上的地位有时仅仅被局限于为经济统计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熊彼特断言，在配第的著作中没有劳动价值论（和一般价值概念），没有任何工资理论的萌芽，因而也没有任何理解剩余价值的迹象。配第的声名似乎只是由于“马克思的命令，按照这一命令，配第被说成是经济科学的奠基者”。也多亏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喜欢配第，尽管他们就像熊彼特暗示的那样并不打算“往磨盘里加水”，助长声势。许多学者仅仅把配第看做是重商主义的代表者之一，或者看做是最有才华的和最先进的代表者之一，他们顶多承认他发明了统计研究方法，并用以解释某些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税收和关税制度）。不能说这种观点在现代资产阶级科学中占着支配地位，还有其他一些观点。一些人对配第在经济科学中的作用，对他的理论同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理论的联系，在比较正确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了不少研究，然而熊彼特所持的立场是主导的。
从见习水手到地主笛福小说中的英雄——年轻的鲁滨逊——偷偷地离开他的家来到海上，开始了他神奇般的漂流生活。二百五十年来，这个故事一直激动着读者的心。呢绒业者安托尼·配第的家（住在南英格兰罕布什尔的罗姆斯城）也出了与此相类似的事情：他的儿子威廉·配第不想继承父业，而到南罕米敦当了一名见习水手。
在17、18世纪的英国，去海外曾经是青年人力图摆脱平淡无奇生活的一种常见的方式，它表现了青年人所固有的追求惊险和自主的脾性。这并不意味着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相反，这种历险多多少少都是同发财致富的欲望以及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中确立自己的个性有关，对年轻的配第来说也完全是这样。
一年后配第摔坏了腿，按照当时严格的惯例，他在最近的岸边下了船，来到法国诺曼底沿海一带。天生的才干、能力和机遇救了他。配第在自传中以会计一样的精确性，然而又是同现实生活中的鲁滨逊相称的精确性，记述了他的经历：他怎样被送到岸上，怎样花为数不多的一点钱，如何通过购买和倒卖各种小玩意儿增加了自己的“财产”。他起初不得不用拐杖，但不久就丢开了它。
配第算得上是一位神童。尽管他受的教育不多（只在罗姆斯城上过学），但他懂拉丁文，提交了一份以拉丁文诗韵体写成的入学“申请”，加入了耶稣教会并在法国克恩城办的中学学习。不知是对这位年轻人的才华感到吃惊，还是鉴于他为天主教神甫做出了什么有价值的成果，反正耶稣教会接受了他的入学申请，并且还负担了他的生活费用。配第在那里呆了大约两年，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获得了拉丁文、希腊文和法语知识，以及对航海术很重要的初等算术、实用几何学和天文学知识”。配第的数学才能是有名的，而且一直保持在当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上。
1640年配第在伦敦当海图测绘员，随后三年他又在军舰上服役，在这些地方他的航海知识和测绘技能显得非常有用。
革命烈火在这些年熊熊燃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日益激烈，国内战争爆发了。20岁的配第原则上是站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清教一边的，但他从未打算投身到这一斗争中去，他向往的是科学。
他到了荷兰和法国，他在那里主要学医。这种多方面的爱好充分表明了配第个人的才干，要知道，在17世纪独立学科的分立刚刚开始，多面手的学者并不罕见。
接下来的三年是在畅快的漫游和紧张吸收知识的活动中度过的。在阿姆斯特丹，配第靠给珠宝商和光学器皿商干活谋生。在巴黎，他为侨居在那里的哲学家霍布斯当秘书。24岁的配第已经长大成人，知识广博，精力过人，朝气蓬勃而且富有个人魅力。
回到英国，配第不久就在牛津住了下来，在那里继续研究医学。他在伦敦同青年学者团体的一些成员建立了联系，这些人起初戏称自己是“小人物协会”，但在“复辟”之后他们很快就创建了皇家协会——近代第一个科学院。1650年配第在牛津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又任解剖学教授，还是协会一个分会的副会长（类似于大学副校长）。“小人物协会”起初常在配第的单人住所聚会，这个住所是从一位药剂师那里借来的。
这些学者（包括配第在内）的政治观点并不很激进，但是，革命（它导致1649年5月宣布成立共和国）的精神却渗透在他们的活动中。他们反对陈旧的繁琐哲学，主张切实运用经验的研究方法。配第接受了这种革命和民主主义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贯穿在他一生的活动中。配第在后来有时是靠很不正当的手段达到贵族和富有大地主的地位的，而革命和民主主义的精神又妨碍了他在朝廷中的成功。
配第显然是一位优秀的医生和解剖学者，这位年轻教授在牛津的医学论文和附在后面的高级处方可资证明。从这时起配第开始知名。
1650年12月在牛津，按照当时的法律和习惯，要处死一个名叫安·格林的农家女子，因为她被控告受一年轻公子的勾引而虐杀了自己的婴儿（后来证明她是无罪的，孩子因早产而死）。在确定了死因之后，她被处死了。此时此刻，配第带着他的助手赶来墓地，想运走尸体作解剖研究，结果发现此人还一息尚存，于是采取紧急措施把她“救活”了。事情后来的发展是很有趣的。配第就此事说明自己的品格时，提出了三点：第一，他不仅观察了生理方面的现象，而且观察了这位不寻常的女病人的心理状态，还作了精确记录。第二，他不仅表现出高明的医术，而且还表现出了人道主义精神，他从法官那里知道了此人的申诉，还凑了一些钱给她用。第三，他以其特有的务实作风利用这一事件为自己大做文章。
1651年，配第博士突然放下自己的专业，当了爱尔兰英军总司令的侍从医生。1652年9月他第一次登上爱尔兰的土地。他想从这样激烈的变动中得到什么呢？显而易见的是，对他这位年轻能干而又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来说，教授生涯是过于平静而缺乏吸引力了。
配第是在英国军队刚刚扑灭了爱尔兰人民起义之火以后来到爱尔兰的，他所看到的爱尔兰是一个经过十年战争破坏、饥饿和疾病流行的国度。在那里，爱尔兰天主教徒和反英起义者的土地均被没收。克伦威尔打算把这些土地分给资助战争的伦敦富商以及打了胜仗的军官和士兵。为此需要丈量土地，制定计划。土地总面积达数百万英亩。由于军队鼓动要求分配，这件事还必须快办。
可是在当时（17世纪中叶）这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没有地图，没有工具设备，没有熟练人员，也没有交通工具，再加上土地测量员还不断遭到农民的袭击。
配第挑起了这副重担，他看出这是个发财和升迁的大好机会。
他又具有测量和制图方面的知识，使他得以胜任。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条件：能力、毅力和精明。配第从政府和军队司令部承包了制定“军队土地一览”的任务，他得到了许多钱，这些钱是从应当得到土地的士兵那里收集来的。配第在伦敦还选定了一些新工具，组织了成千人的军队土地测量员，制作了爱尔兰地图，这些地图直到19世纪中叶在解决土地纠纷时还被使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完成的。的确，对配第来说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对配第（这时还不满30岁）来说，“军队土地一览”确是一个真正的聚宝盆。初到爱尔兰时，配第还只是一名医生，经过不多几年他就成了全国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了。
怎样看待配第这样的暴发户？他的行为合法不合法？这引起了关于配第生平的激烈争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以个人的观点为转移。有人认为掠夺爱尔兰这件事本身就不合法，配第的行为正是以此为基础的。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又是在官方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的。他没有掠夺，因为他并无实权；他没有偷窃，而是买来的；他也没有用暴力把人家从土地上赶走，而是按照法官的决定；也许也没有贿赂和收买。因此，很自然，配第的行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配第的精明强干、大胆和富于冒险的特点，在他发财致富的狂热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按配第自己的说法，他从完成上述承包项目中获得了九千英镑的纯利，他用这些钱从不愿等待自己的份地或不能经营这些份地的官兵手中购进了土地。此外，他所得的土地中有一部分是政府付给他的报酬。这位精明的博士究竟用了哪些手段聚敛财产，世人也许不得而知了，反正他的成功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预期。到最后，他成了拥有数万英亩土地（在远近不同的岛屿上）的所有者。
他的财产后来还有所增加。同时他也成了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小儿子）最亲密的助手和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