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使命、安危自有天命”的极度自信与极端的自我看重除了对心目中理想人物的自居作用使然外，也正是自恋型人格的一种典型表现。自恋者往往对批评十分敏感，这种敏感可能用否定任何一次批评的有效性或者通过生气、沮丧反应来表达，而不论批评是否正确。梁漱溟自小体弱多病，这使得他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极为关注，在他写给亲友、家人的356封信中，就有80次之多提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梁氏长期存在睡眠障碍，直到80岁后才得以解除。此外，从梁漱溟的日记、讲演、两次自杀事件可看出梁氏易烦恼、易激动的情绪症状。总之，根据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梁漱溟患有神经衰弱症。梁漱溟的第一次婚姻是无爱的婚姻。他与原配夫人黄氏第一次见面时，梁漱溟就觉得“凡女子可以引动男子之点，在她可说全没有”。可就是这匆匆一面，两人就订了婚。婚后梁漱溟有了“择婚不注意后天条件之后悔意思”。因此14年后对于黄氏的逝世，梁漱溟不仅不感到悲伤，反而认为是一种解脱。他写了一首“悼亡诗”：我和她结婚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梁漱溟自恋人格的形成从上述机体疾病、心理病理学和两性之爱等方面找到了可解释之处，正是梁氏从小的体弱多病、神经衰弱以及爱的受阻和抑制使其沣煮力和能量折回自身，转变为自恋。这种自恋表现出来的则是固执、独特、极度自信，甚至狂妄的人格特征。
四、经世风范，济民情怀
梁漱溟在1916年发表的《究元决疑论》是其叩开学术界大门的处女作，也是他早期佛家思想的集中显现，是“折人佛家一路，专心佛典者四五年”后的一个阶段性总结。自1917年开始，梁漱溟的“出世”思想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佛教信仰发生了动摇。尽管其折入儒家的原因很多，有进入北京大学、客观环境改变的缘故，也有朋友问志趣和精神的感染，更有在父亲殉道之后对违逆父亲的负疚感，而其中最重要的要数“吾曹欲出济苍生##的经世济民情怀。
1917年，北京政局混乱，他离开政府，南下湖南衡山，一路上，他目睹了天下骚然，伏莽遍地，水旱频闻，民不聊生。沿途见到军纪极坏的北洋军，以及农村生灵涂炭的景象，这使他触目惊心。地狱般的人间，激发了他的悲愤之情，使他的思想产生转折。回到北京，就写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由此文终于确立了他前半生奋斗的志向。他在该文的结尾写道：
吾曹不出，悉就死关；吾曹若出，都是活路。而吾曹果出，大局立转，乃至易解决之事，乃必成功之事。今日之宇内更无有具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国之枢机者不在秉钧之当局，而在吾曹。嗟呼！吾曹其兴起！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这意向使他一生都以“我生有涯愿无穷，心期填海力移山”自励。这一意向使他以“我的思想是从实在的问题中来，结果必归于实在的行动中去”成为其人生的态度。
梁漱溟在1932年出版了自1930年到1932年所发表的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这本书非常真切地表露了他的经世风范，他说：
悟得了什么？并不曾懂得什么多少新鲜的。只是消除了怀疑的云翳，透出了坦达的自信；于一向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它了；于一向之有所见而未敢自信者，现在断然地自信它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的西洋把戏，更不依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
梁漱溟在这里所宣布的“觉悟”，表明了他在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后，对中国政治经济等社会领域问题思考的结果。由此可见，梁漱溟从社会角度思考中西文化问题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梁漱溟在其后进行了前后10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这一卓越的工作于1937年因“七七事变”已终止。而50年后，即1987年12月25日，梁漱溟应邀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发言，这可能是他一生的告别演讲，在整个演讲中仍念兹在兹，可见最能凸现他经世济民情怀的乡村建设，才是他一生梦回萦绕的志向，也显现了他一生光辉。
“梁漱溟强调他向往的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而不是历史上那种孤傲的讲学制度”，但他那种“主观很强”的高傲性格，虽然能与农民群众一起生活，精神却无法与他们打成一片，实际上却是运而不动，成为唐·吉诃德式的悲剧。当然经世济民的情怀，不必以成败论。他的伟大是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是在对人民大众那种人溺已溺、休戚相关的那种悲情。
五、淡泊名利，宁静致远
依据梁漱溟先生的个性，他总能淡泊名利，注重精神修养，与人交往中不计较得失。梁漱溟的这一人格特质与其个人的精神修养是密切相关的。一个人是否重视精神修养，就看他是否有内省的习惯。至于精神修养所达到的程度，一方面固然可由日常言行窥之大概，更重要的是他在逆境或危难中是否经得起考验。
梁漱溟认为从一个人身心和谐发展来看，不能始终为欲望驱使。因为现实是有限的，而欲望是无穷大、无穷远的，他说：在这个时代的青年，能够把自己安排对了的很少。在这时代，有一个大的欺骗他，或耽误他，容易让他误会，或让他不留心的一件事，就是把欲望当志气。这样地用功，自然不得其方……但当自己勉强自己时，读书做事均难入，无法全副精神放在事情上，甚至会自己搪塞自己。越聪明的人，越容易有欲望，越不知道应在哪个地方搁下那个心……自己越不宽松，越不能耐，病就越大。
梁漱溟出身于一个很有教养的家庭（家中连祖母、母亲都有相当高的知识水平）。在中学时，便报有“要做大事必须有人格修养才行”的信念。20岁后，一度以“以慕氏故，辄从其戒条，茹素不婚”，吃素的习惯且持之终身。由于这个背景和经历，他早年便养成内省的习惯。
梁漱溟认为人不能有太多私欲，不能只知道追名逐利、唯利是图。他觉得人不应有无休止的贪欲，否则人与一般动物无异，人与没有生命的机器无异。
很容易看见的是：我们活动久了就要疲劳睡觉，不吃饭就饿，很显著的像机器一样。其他好恶爱憎种种情欲，多半是不由自己的。看这个贪，看那个爱，怠忽懒惰，甘自堕落，不知不觉的他就那样。照我所了解的，人能够管得住他自己的很少。假如好生气，管住不生气好难！……更如好名、出风头等，有时自己也知道，好歹都明白，可是他管不了自己。
1932至1936年，梁漱溟先生主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期间，为坚定学生们的救国意向，并激励他们投身运动的热情，每日清晨举行朝会。梁漱溟于会中的讲话多半与人身修养有关，这是孔子“己欲立而立人”的一种实践。历经了风云变幻的半个世纪，到了暮年，他仍以‘‘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为座右铭。
要回头看自己，从自己的心思心情上求得健全，这才算是真学问，在这里能有一点，才算是真进步……不过调理自己与调理东西不甚一样。调理自己要注意心思和心情两面。心思最要紧的是条理清楚……对心情应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懈，一是乱。
做事要集中精力去做，一面须从容安详，一面还要挺然。挺然是有精神，站立得起。安详则随时可以吸收新的材料，因为在安详悠闲时，心境才会宽舒；心境宽舒，才可以吸收外面材料而运用融会贯通。
梁漱溟强调做人必须时时调理自己，才能心志清明，思想有条理。他认为仅仅有知识不够的，还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内心的不足上，注意调理自己，从自己的身心协调上全面关怀自己，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