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我认同的危机，人格自恋的倾向
梁漱溟青年时曾有过两次自杀，这两次自杀反映了其所面临的同一性危机。
1912年，梁启超在发表的《国性论》中这样写道：中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在其国民性基础上恢复其传统的道德规范。没有一个共同的是非标准，任何组织（家庭、村落或民族）都会陷入分裂、混乱。没有它自己的民族精华——在几千年当中形成的宝贵的统一体——中国就将灭亡。在梁启超这种理论的影响下，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开始了设计自己最终踏上自沉静业湖之路的道德理由。而与此同时，梁漱溟却远在南京悄然滋生了自杀的念头。梁漱溟的自杀不像父亲那样内隐着“崇高”的动机，只是出于一种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的内心的心理压力。在民国初年，梁漱溟一直从事政治和新闻工作，并常常处在不断增长的精神压力之中，以致自始至终处在濒临自我毁灭的边缘上。他在《我的自学小史》中描述在《民国报》当记者期间的感受时这样写道：
在此期间，接触最多者当然在政治方面。此前在中学读书时，便梦想议会政治，逢着资政院开会，必辗转恳托介绍旁听。现在是新闻记者，持有长期旁听证，所有民元临时参议院民二国会的两院，几乎无日不出入其间了。此外若同盟会本部和改组后的国民党本部，若国务院等处，亦是我踪迹最密的所在。还有共和建设讨论会（民主党之前身）和民主党（进步党的前身）的地方，我亦常去。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作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我心。许多政治上的人物，他不熟悉我，我却熟悉他。
梁漱溟所亲眼目睹的政治生活上的丑恶现象，于他早年所“思”的政治理想反差太大。而作为一名涉世不深、对未来充满想象的热血青年，在1911年秋爆发了武昌起义、立宪梦随之破灭的情形下，在苦闷与失望的同时，梁漱溟“对于自己非常的悲观”。
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为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卑鄙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正是这种“厌倦和憎恶”，使梁漱溟在1912年前后两度自杀，并最终由“人世”转变为“出世”的思想，希望通过隐居和潜心佛法，从佛家的自我疗法中求得精神痛苦的解脱。梁漱溟本人在他的以后的生活中，也曾不止一次地提及过这一段精神错乱的时期，而且对此叙述和解释总是不尽相同。众所周知，梁漱溟的生活背景是异常复杂的，对其个性的产生有决定作用的中心事件也是在不断变更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这些解释都是有道理的。
青少年时期的梁漱溟性情孤傲，颇为狂妄，总想做一个大伟人，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理想自我。由对理想与现实之间分野的感知，最终导致了同一性危机，引发了自杀行动。1912年冬，为考留学生，住宿繁华的南京下关，梁漱溟心中突生极度烦恼，二度自杀，幸亏同伴及时赶回救了下来。这次自杀事件成了梁漱溟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即由此折入佛家一路。然而，三年的闭门“思佛”并未能为他解决这场危机。梁漱溟在深入研读佛学的同时，也在朋友的推荐下，读了包括达尔文、叔本华、穆勒、赫胥黎、康德、斯宾塞等西方思想家的著作。1915年，他在《甲寅》第10号上发表了批评章太炎佛学观点的文章《佛理》，而让他以佛学学者闻名遐迩的是他在1916年《东方杂志》第5—7号上的《究元决疑论》。此文后来被从欧洲归来接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途经上海时看见，并当面邀请先生去北京大学的讲台上讲授印度哲学。此时正值南北军阀纷争之时，梁漱溟也第一次耳闻目睹了军阀混战给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带来的重大损失，再一次回到北京，他洋洋洒洒写下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博士麾下学成毕业回国的胡适偶然间看到了已经互为同事的梁漱溟的这本小册子，在日记中写道：“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会要革命的。善哉！善哉！”
“出世”思想的悄然滋生，使得梁漱溟对儒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儒学的研究让他领悟了孔子学问的“真谛”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并认为“住世的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因此，梁漱溟全心全意地将自己置身于这个理想人物的地位，加以认同、模仿和信奉（自居于孔子可从他的生活、行事、一生的经历及他人的评价等方面得到解释）。这种依附性自居（I）ependent，identification）不仅解决了他的同一性危机，也是他步人儒家一路、成为新儒学发展之开山人物的心理原因。1980年，艾恺来京专访梁漱溟，问他在内心深处是否把自己当作圣人，梁漱溟回答说孔子、王阳明是圣人，自己则是一个普通人。艾恺再问：“不过假设王阳明就在我们面前，我们问他：“‘守仁公，你是不是一个圣人？’他也不会……”梁漱溟接着回答说：“他也不会承认。”梁氏随口而出的这个“也”字，恰恰是其自居孑L子、自居圣人的潜意识流露。这种自居作用使得梁氏在面临压力、险境甚至生死关头而能泰然自若，也表现了他的极度自信和自负。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那场激烈冲突正是这种自居作用的最充分展露。
从心理学角度来认识，梁漱溟的自信、自尊、自傲、率直、倔强等人格特质似乎可视为一种交织组合成的自恋型人格结构。
Kohut认为自恋往往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倾向于一种对自我和他人全能的夸大性幻想；另一个表现为发展上的积极性和心理上的健康性，如积极投身于工作、具有稳固的自尊和自信等。梁漱溟在中学时期想当大伟人的那种狂妄与孤傲恰是Kohut所说的第一种表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以及自我同一性的建立，梁漱溟少年期对自我全能夸大性的幼稚幻想逐渐发展成一种心理上的健康性与积极性，即表现为一种极度的自信、自尊和内心深处强烈的成功欲；同时，也发展成一种把文化、民族、国家作为自恋情感对象的群体自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