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颇广的蒙学课本《三字经》一开始便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荀不教，性乃迁。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这一内容的思想和故事都与孟子有关。孟母教子的故事在中国社会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至今山东邹县孟庙内还立着“孟母三迁碑”和“孟母断机碑”，供游人参观。据说，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少年时倒真做过为人办丧事的行当，但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孟母生活在儒学兴盛的邹鲁地区，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所以才有如上的事情。孟母的故事反映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侧面，炎黄子孙之所以有数千年值得自豪的文明史，不知凝聚了多少像孟母一样的伟大母亲的苦心和奉献。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儒家的三位大圣人——孔子、子思和孟子的类似经历。他们都是幼年丧父，由年轻的母亲守节抚孤而成人的。这种经历和遭际不会对强调仁爱的儒家思想没有影响的。儒家崇尚温柔敦厚、自强不息的君子人格，当与孤儿寡母的艰难处境有关。孟子说：“人之有德慧术智者，恒存乎疚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可贵的是，三圣之操心虑患，并未局限于个人，而是能进取譬，将仁心推致天下，因而才有儒教之昌盛。儒家三圣的悲壮故事，似乎有无穷的意味，颇值得今人深思和反刍。
孟子的时代，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
但孟子并没有趋炎附势、“识时务”以为“俊杰”，而是对之深为担忧。他认为，当时之所以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全是由于人们追逐私利所致。统治者们全都利欲熏心，“上下交征利”，“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日：非我也，岁也。”这种情况正像“刺人而杀之，日：非我也，兵也。”一样残忍和荒唐。
为此，孟子深感自己负有义不容辞的重大使命。他深记母亲的教导，仁以为己任，决心推行仁道于天下，以救民于水火。他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正是这种以天下归仁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以命世之才自居的雄心壮志，激励着孟子一生环辙天下，四海为家，游说诸侯，鼓吹仁政，从而使仁义之论遍天下，社会良心得以彰显。
在各方豪士皆以攻伐之术献技于诸侯的情况下，孟子独崇孔子，并以光大崇尚仁义的儒教为己任。他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祖述唐虞三代之德，阐扬仲尼之意，治儒术而通五经，以行于天下。
据《孟子》一书记载，孟子曾游说于齐、梁、鲁、邹、滕、薛、宋等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转）食于诸侯。”他们所到之处，诸侯们皆以礼相待。梁惠王表示，“寡人愿安承教”；滕文公也派老师然友到邹国“问于孟子”。在齐国，“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在宋国，“馈七十镒而受”；在薛国，“馈五十镒而受”。齐宣王表示，“我欲以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亦曾“为卿于齐，出吊于滕”，后因反对伐燕而辞职离齐。通过孟子的不懈努力，儒家学说继孔子之后又一次得到了重大发展和广泛传播。贪功好利的各国统治者虽然本性难移，却也不得不考虑到仁义的压力而有所收敛。孟子的主张不被统治者采纳，是很自然的事情。问题不在孟子的“迂阔”，而在于统治者之贪鄙。正如颜回所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为了推行仁政及王道于天下，孟子不得不与各方面的人士展开辩论，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辩儒”。
公都子问：“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禹据地而注之海……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讦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及纣之时，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天下大悦。……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日：‘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波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扬墨者，圣人之徒也。”此番高论，洋洋洒洒，纵横古今，气魄不可谓不宏大。虽不欲滔滔雄辩，也是不可得了。
孟子的辩论，其矛头首先指向率兽而食人的各国统治者，毫不留情地揭穿其假仁假义的卑污心理，而正之以爱民如己的王道思想，往往令其无地自容。《孟子》书中记载孟子游说各国统治者的情景，无有不象一出出生动形象的活剧，既暴露了统治者的虚伪、狡诈、贪婪和愚蠢，也显示了孟子的豪侠、正气、雄辩和机智；既是宣扬王道与仁政的儒学圣典，也是堪为后世楷模的文学绝笔。
其次，孟子也把辩论的矛头指向杨、墨、农等其他诸子；通过辩难，孟子挫败了各家的学说，阐扬了自己的儒学思想。
墨家学者夷之认为，人们之间的爱不应有亲疏之别，只是实行时从父母开始罢了。孟子反问：“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若亲其邻之赤子乎？”他广征博引，滔滔雄辩，令夷之心中茫然若失，只好表示“衷心受教”。
农家学者许行的弟子陈相传述许行的思想说，贤君应该与民同耕，自炊自食，兼理国事。孟子反问，许子自己是否衣食住行每样用品皆为自己所制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于是孟子反问道：“然而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
他指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人之一身，百工所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所以，有人劳心，有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食人，天下之通义也。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禽兽逼人，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禹疏九河，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陈相被问得哑言无对，又说：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童子人市，也无人欺骗他。他认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价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反驳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同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孟子晚年，在“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过程中，也难免和他的弟子发生辩论，其性善论学说，主要就是通过与告子、孟季子、公都子等学生的辩论来阐发的。太史公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中少不了师徒之间的辩论之功。孟子的时代，正是百家争鸣的高潮期，诸子百家妙论纷呈，侯王将相奇计横出，孟子之所以为辩儒，也是时势所造，环境使然。
为了论证王道与仁政的合理性，孟子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学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性善论可谓整个孟学的理论基础。
孔子推行仁道，是从天道健运生生、仁德普遍流行方面来理解其合理性的。他把推行仁道看作是顺天应人，因而充满自信地说：“荀志于仁矣，无恶也。”“我欲仁，斯仁至矣。”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问题逐渐变得复杂起来。据王充记载，世子作《养书》一篇，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性恶，养而致之则长。”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之徒，亦论情性，“与世之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孔门弟子的这种思想动向，说明人性善恶已成为儒学必须解决的问题。
历史进入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更为激烈，孟子的学生一再提出人性善恶的问题。公都子一口气列出三种人性论观点来问孟子：“告子日：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日：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日：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面对这种情况，孟子不得不对人性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孟子主要是通过驳斥告子的性无善恶论而提出自己的性善论主张的。
告子认为：“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犹水之亡分于东西也。”孟子反驳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他认为，人的现实行为虽有善恶之分，但只有善行才是人性的真实表现；至于恶行，纯为形势所迫，是违背人之本性的。
他论证说，富岁则子弟多好，凶岁则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而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比如那牛山上的树木，曾经长得多么茂美，用斧锯去砍伐它，还可以茂美吗？那树木日滋夜长，从不止息；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致成荒山秃岭。今见其光秃荒凉，以为它本来就是如此，这难道是山的本性吗？人也是一样，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
他认为，按照人的本性，是可以为善的；人之为恶，并非其材质之罪。仁义礼智诸善德在人身上皆有其根芽，并非外加于我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有的人之所以看上去近乎禽兽，是未能尽其善性的缘故。比如乍见孺子将人于井，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他认为，凡人皆有此四端，若能扩而充之，必如星火可以燎原，足以保四海；若不充之，则虽事父母亦不可得。总之，人性本善，无可疑义。
孟子对性善的论证，涉及到一个探讨人性时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人与禽兽的区别问题。他指出，告子所说“生之谓性”和“食色性也”的观点无法说明人与禽兽的区别。他反问：“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他认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为此，他提出人有天赋的良知良能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基于人性本善的思想，孟子又提出“圣人与我同类”的人性平等观。
他指出，“圣人与人同耳”，圣人之圣，在于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所以，只要肯努力，“人皆可以为尧舜。”他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也；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其见善能迁。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与野人差不多。等他听一句善言，见一个善行，便欲效仿，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所以，只要主观上愿意，反身而诚，操存其心，成圣又有何难？他指出：“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生逢战国的孟子，他所面临的不仅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界，而且是一个七雄争权、诈伪并起、民不聊生的乱世。为此，他不仅要对人性的善恶问题作出回答，更迫切的是要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推广仁政学说和王道思想，以便救治霸道横行、民陷于水火的时弊。孟子的仁政学说，不是从书斋里虚构出来的，而是与各国统治者辩难、游说的产物。
孟子指出，由于各国统治者的争竞和贪婪，当时的人民不仅遭受着战争之苦，而且要忍受虐政之害。他认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以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也！”这都是仁心丧失和霸道横行之罪。
为此，他主张废止虐政和霸道，代之以仁政和王道，救民于水火，使天下归仁。他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在于是否得人心，在于是否用仁，而能否用仁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