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此案从发生那一刻起就出现了多种版本的传说，很多人对于冯引亮的杀人动机，是敲诈勒索不成提出了各种疑问，他们猜测两人之间存在更多更深的恩怨。
已经有人对于相关部门过快地提供了案件结论这件事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应对突发重大事件的经验不足所致。二十二日上午出事，下午新闻通稿就出来了，显然有仓促之嫌。先是关于事发地点以及凶手人数的报道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汽车里被三名凶手伏击，另一种说法是三个人在其办公室将其打死。这在网络世界里引起了激烈反应。现在，闻喜东镇当地，一种理由更充分的怀疑已经被提了出来，那就是凶手冯引亮的死因。
冯引亮死因有疑问
冯引亮是一个造纸厂的老板，据说也曾是李海仓过去的合伙人。事发前他希望海鑫兼并自己，将自己的一块土地开价一百八十万元卖给海鑫，李海仓不同意，遂引起争端。事前有当地警察说，李海仓为人厚道，自认与人无仇，所以防范意识较差，根本想不到会有人杀他；但是冯引亮却是每天提着枪满街乱转。这种说法和冯引亮同村人的说法并不相同。
当地村民说，冯引亮刚刚从甘肃做生意回来，几天前，他的结拜兄弟见到他时还显得很正常，看不出有杀人动机的样子。但无论外人怎样猜测，有关部门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此案只有冯引亮一个凶手。并非像其它报道中说的有三人。内行人分析说警方以涉嫌私藏枪支带走了冯引亮的家人，其实是一种保护措施。
胡德平发表署名文章
30日，国内外很多媒体报道了李海仓追悼会的情况。但是媒体的观点论战并没有告一段落。中华工商时报在一版发表追悼会消息的同时，再次发表社评。明显看出是对“富人泛化”、“民工欠薪”等文章的回应。
尊重诚实致富的人
这两天，关于民营企业家李海仓之死的议论一直持续着，不同的人士和媒体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事件作着倾向各畀的评论和猜测。震惊者有之，哀痛者有之，惋惜者有之，同情者有之，怀疑者亦有之。
在种种的评论和猜测中间，社会公众的目光集中于两个问题。
一是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二是财富品质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两个问题并不矛盾，甚至对于财富品质的质疑，也不过是民营企业家生存环境的另类表达方式。
李海仓无疑是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在山西闻喜县，李海仓的口碑尽人皆知，李的企业是当地财政的支柱，李还是一个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家。但是正像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对李海仓之死的关注，其实是对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生存状态的关注，其中折射出的是在转型期的中国，当新的社会阶层出现的时候，社会公众的复杂心理。
民营经济在中国的勃兴不过是近20余年的事，但是在这短短的20年间，民营经济所爆发出的惊人成长力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财富积聚速度之快也同样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也正因为如此，民营经济能够在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支主导性力量。然而，在观察民营企业家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时，一般的社会公众更多地注意到了数字所表达的巨额财富，却很少认真地探询财富光环背后的一切。事实上，隐藏在这背后的是一部中国第一代民间创富者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历史，是一部为了公平的经济和政治待遇而不停地奔走呼唤的历史。这部历史是对民营企业家生存状态的最真实的描述。
过去20余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一个民营企业家生存安全的最大威胁绝不是生命意义上的，政策在任何层面的反复，一个红头文件，一个官员的更替，甚至于一个坊间传言，都可能动摇一个民营企业生存的基础。当我们指责一些民营企业家热衷于走政府路线的时候，却很少考虑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的情况下，这是他们无可回避的求存之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还没有明确地以宪法的名义来为私人财产权利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保护屏障，甚至在面对同一部法律的时候，民营企业也可能遭遇歧视性的待遇。创造财富的人甚至不能确保他的财富不受任何侵犯，这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呢？
在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历程中，任何一次对旧体制的突破都可能被看作是离经叛道的。我们甚至毋庸讳言，任何一次突破都可能包含着一些在今天看来并不值得称道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肯于理性地历史地看待这个过程，本应在这些问题上体现出更多的宽容而不是仇视。
我们反对那些以此为依据，对整个社会阶层予以否定的观点，反对那些有意无意地强化社会群体分离和对立意识的评论。
尊重那些通过合法手段诚实致富的人，意味着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承认。一个明智的社会应该为致富提供更宽松的空间，还财富以本来的面目。本着这样的认识，善待富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让更多的人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义。
但显然，对于财富观念被长时间地扭曲了的中国人来说，要完成这样一种改变并不容易。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更长期地影响这个先富阶层的其实仍然是来自民间的力量。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个先富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引发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社会阶层关系及利益格局。新生社会阶层与原有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与协调关系是缺位的。在社会公众中积聚的怀疑和不满的任何一次小小的释放，对这个社会阶层的打击都可能是毁灭性的。在去年的查税风波中，我们无疑已经感受到了那种气氛。
我们应当承认，富人并不是贫富差距的根源。对于尚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收入不平等更多根源于机会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一个公正平等的竞争和创业环境，为社会个体提供平等的创富机会才是应对收入差距的良药。
我们还应当意识到，中国正在走进一个改变的年代，一个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年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仍然在继续中，重新构建一个全新的和谐与协调的阶层关系显得尤其重要。尽管这种重建的过程是漫长的，但无疑，这种重建不仅符合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也符合所有社会阶层和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需要。
看得出来，这篇社评比之上一次的更有针对性，上篇社评中提到的“对先富阶层的误读”在此文中已经具化为“有意无意地激化社会群体分离和对立意识的评论”。无论从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是从行文的稳健来看，都是一篇酝酿有日的精心之作。
在作者看来，这似乎是先声。果不其然，1月31日，该报随即发表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悼念李海仓的文章。胡德平的这篇文章，后来在网上被全文转载。正是这篇文章，被很多人认为，平定并引导了争议的大方向。
悼念李海仓同志
口胡德平
1月29日上午10时，我和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一行八人参加了李海仓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代表我部和全联向李海仓同志亲属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向海鑫全体员工表达了衷心的问候，并探望了海仓同志的双亲。
运城市委统战部部长李玉燕交谈中告诉我们海仓同志遇害前后三天的工作日程安排：21日海仓和运城工商联几位副会长商讨了今年的工作计划。他还提出要选择一个贫困乡村，由海鑫公司出资200万元，帮助他们共同发展生产的建议。22日为新建的1380立方米高炉点火。23日召开运城工商联常委会。未料这一切竟成遗愿。
在东镇、闻喜以至整个运城地区，每个人都熟知海仓的为人，都知道海鑫公司的发展历程。海仓从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他创办的经济实体也从简陋的商店、工厂逐步发展成为跻身于全国500强之列的钢铁联合公司。2002年企业上缴税收1.8亿元，在厂职工9200余人，并带动周边地区采矿业、运输业、加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海仓生前两次和我谈到，海鑫集团还准备在福建宁德地区再建一个年产规模500万吨的钢铁生产基地，前景令人神往。
海仓的遇难已成为震惊全国的重大新闻，各家媒体和网上发布的消息已达5000多条，相当多的文章和评论是悲痛和惋惜，也有不少议论集中在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问题上，对此我想谈谈个人的想法。
1978年，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全国居民储蓄为人民币210亿元，手持现金180亿元。当时全国约有9亿人口，人均拥有货币量为人民币43元。2002年，社会居民储蓄额上升为8.4万亿元。13亿人口，人均拥有货币量约为6500元，这还不包括居民手持现金和各种有价证券。这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和质量都大大提高了。我们已基本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
但是有人会发问，这一数字并不能说明我国不存在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这些钱，绝大部分是被少数富人所占有。支持这一论点最典型的，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组数字为：全国80％的居民储蓄为城市人口中的20％的人所占有。我们暂且不论此说的真实程度如何，即使按这种说法，我们也可以寻根追底地算一算究竟。8.4万亿的80％为6.72万亿，我国现有城市人口4亿人，其中20％即为8000万人，两者相除，人均8.4万元。由此可见，我国最富有的人群拥有的平均储蓄额也就是8.4万元，这个占有量并不大得吓人。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还曾广泛议论“万元户”的追求目标。经过24年的努力，我国20％最富的人群的人均储蓄额也没超过10万元。
这种富有的程度还是相当有限的，和欧美国家的富裕阶层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从对以上数字的分析，得不出我国已成为两极分化社会的结论。
但另一方面，也应正视我国存在着相当不小的贫富差距。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其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海仓正是身体力行上述精神原则的典范人物。在海鑫集团中，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在800—1000元之间，国际标准的贫困线定为人均日收入1美元，按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我国只要人均年纯收入达到人民币865元以上即可视为脱贫。由此可见，海鑫公司的发展为闻喜和周边各县人民的脱贫致富，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
海仓同志是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常务理事、山西省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运城市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1994年全国民营企业发起的光彩事业的宗旨，就是先富帮后富，以共同富裕为自己的美好追求。其方法一定要秉承“义利兼顾”的原则，用市场经济的运作方法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海仓在元月21日开会的主要议题既是部署运城工商联的工作，也是筹划扶贫济困、光彩事业的工作。目前，有越来越多像李海仓这样的人，按照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先富帮后富的要求，把自己企业的财富用于发展生产，报效国家，回馈社会，带动了更多的人走上富裕道路。
当党的十六大结束，他又荣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职务之后，正准备在新的起跑线上奋力拼搏、快马加鞭，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之时，不幸在办公室中弹喋血，怎不令人痛哉、痛哉！所喜，海鑫公司上下人心安定，生产正常。山西运城地区党政领导对之关心有加。海鑫公司新建成的1380立方米的高炉（这是目前山西最大的一座高炉）已于25日点火成功，27日铁水出炉。我们多么希望在铁水奔流、钢花四溅之时，能够见到海仓的身影和笑脸。
从李海仓遇害后，到2003年春节的这一段时间里，媒体对李海仓事件的关注基本还处在案件调查和观点争论的阶段，各种声音显得很热闹，但还没有涉及海鑫钢铁集团本身。然而春节一过，舆论风向一百八十度转向，质疑海鑫资产的重拳出击，就让海鑫集团显得无法招架了。
最先在这一方面试探的是《财经时报》，即2月7日的《李海仓身后股权之迷》。而2月23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所发的《李海仓身后债：海鑫钢铁欠银行30亿》，可以被看成是一记“重拳”。纵观《21世纪经济报道》在“李海仓案”的前后报道，不难发现，报道策划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部、省、市、县四级公安部门对该案做出结论性意见后，该报先是对李海仓的死因提出质疑，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工商联副主席被枪杀案独家调查》、《还原李海仓》。之后是对民营企业大炼钢铁的质疑《李海仓案背后：权威部门质疑中国民营企业大炼钢铁》。《李海仓身后债：海鑫欠银行30亿》则是全力一击。报道的连续性明显优于其它媒体。应该说在我看其它报道的时候一直心平气和，但看到《李海仓身后债：海鑫欠银行30亿》之后，我产生了马上站出来说话的“冲动”。道理很简单，就是要把我所知道的事实真相告诉广大读者。关于第二阶段的媒体论战，我将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详细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