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公安部收到的一份举报材料透露的数据，李所欠资金如下：1．银行、国企资金及设备25亿元之多；2．欠矿石、矿粉等附属原料集体以及个人的款项高达4亿元之多；3．欠临汾一带集体、个人煤矿的款项1亿元之多；4．欠个人给海鑫垫付的资财高达1亿元之多；5．三期扩建工程的贷款还在增加，仅闻喜各银行的贷款就高达4亿；6．三期工程的扩建资金还涉及夏县、运城等周边县市，运城地区各金融系统的资金能投入的，几乎全部投入到了“海鑫”公司。
这份举报材料，曾先后送达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最高检、中纪委、公安部等处。相关部门为此曾派专人进行调查，最终结果则不得而知。
本报手头掌握的材料表明，光中国工商银行运城分行，给海鑫累计发放贷款已达11亿元，这当中目前仍有4亿贷款余额尚未归还。
不过，上述数据并未得到海鑫集团证实。
光彩事业之环
李海仓的社会职务很多，其中两个分别是山西省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运城市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
在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2001年11月12日召开的二届二次理事会议上，通过推选，李海仓继续当选常务理事。
国家光彩事业促进会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出具2000年3月23日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会议通过一份文件——《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关于授予王树柏等24人光彩事业奖章的决定》这样一份文件，其中就有李海仓，表彰理由主要是：1．在国家级贫困县山西省闻喜县创办了“山西省海鑫钢铁有限公司”，已拥有总资产11亿元。1999年实现利润1.1亿元，缴税4528万元，占全县财政收入的40％以上，按全县35万农村人口计，年人均增收457元。2．从1992年起，为社会公益事业捐资400余万元。3．在国家级贫困县山西省垣曲县投资105万元，建成一座小型铁矿。4．在山西省翼城县摩天岭山区投资176万元建设铁矿及选矿厂。
记者就后两个投资情况进行了核实。山西省垣曲县经委主任韩晓庆说：“2002年7县经委和财委合并，有些情况不是太熟悉，据我所知，现在全县有23家拥有矿山开采许可证，大都处于停产状态，没有李海仓投资的。”
“安全检查监督局成立以来，开采铁矿肯定要经过我们这里审批，之前开采的矿山也要登记备案，根据我们的记录，没有李海仓投资的，如果他经过中间环节进行转投，那就没有方法确认。”垣曲县安全监督监察局吴杰局长告诉记者。
山西省翼城县国土资源局杨临海局长表示：“在县国土资源局工作了7年，全县共有19家矿山拥有开采许可证。这19家我基本上都知根知底，没有李海仓的投资。我们县也没有什么摩天岭山区，只有一个摩山铁矿，是由几个农民集资非法开采的，2001年初就被强令停产了。”
国家光彩事业促进会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对此回应说：“每年的评奖情况主要是根据各省市的申请材料，我们也就是进行组织工作，至于个人具体的行动和事实有没有出入，我们也没有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一个个详细核实。”
上市悬念
“李海仓遇害，恰恰发生在海鑫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海鑫集团一位中层管理者反复对记者强调这一句话。
他所说的“关键时刻”，其中一个要义就是海鑫上市。
1月24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熟悉海鑫上市最新进展情况的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也就是在这件事发生前不久，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设立了一家股份制公司，注册资金13亿元。
这就是其将要在A股上市的公司。”
这位人士未向记者透露这家新成立股份公司的具体名称，但记者通过另外渠道了解到辅导这家公司的券商是南方证券。
该事件是否会引起公司上市进程的变动，南方证券有关人士不愿透露进一步的消息。
事实上，李海仓开始考虑改制上市是在1999年前后，运城市政府有关人士向记者证实，在中介机构的选择上，运城某副市长曾出面，很多家会计、法律、券商参与招投标。
“李海仓最初对上市并不十分强烈，所以一开始进程相对缓慢，也是因为他当时正在进行很重要的海鑫集团钢铁生产改造三期工程。2002年下半年，改制上市进程加快。这两三年，公司吸引了大量人才。”这位熟悉海鑫改制的人士透露，“海鑫改制和准备上市的过程时间虽长但也并非特别复杂。在产权明晰化、内部各部门间关系重新处理等阶段后，目前已经比较规范。”
“没有冶金部的冶金部长”
招商证券研究部刘天君研究员长期追踪、研究国内钢铁行业的动态。他认为，目前国内钢铁企业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如首钢、宝钢、攀钢等等。而在钢铁行业的上市公司中，全部都是国有企业。民营钢铁企业有所发展，但还相对较小，稍大一点的如连云港的沙钢、山西的海鑫钢铁公司等。
刘天君提供的研究资料表明，海鑫钢铁公司按年产260万吨的水平，大约在全国钢铁企业中产量排名30位左右。线材、棒材这样的产品比不上宝钢等主要国企生产的高端产品，但其市场需求量很大。
这几年，全国钢铁行业生产、销售情况都不错，主要原因是钢铁行业与国家宏观经济相关度较高，一方面是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拉动了很多大型基建项目，另一方面是这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较热，价格也相对高些。
刘表示，一般钢铁企业的毛利大约在20％左右，首钢据说在14％左右。当然不同产品间差距还是很大的，长远来看，钢铁行业应该逐步回归平均利润率，利润会摊得越来越薄的。
在政策方面，大项目一般要由计委批准，而其中一个主要考核指标就是是否构成污染，另外投资巨大也是个门槛。
经济学家钟朋荣曾于2002年10月，在海鑫公司访问过李海仓。
钟回忆说，当时双方讨论了两个多小时。
钟朋荣转述李海仓的话说，李认为中国钢铁业正面临一场大调整：一方面，所有制结构大调整。目前国企一统天下，民营企业还在发展之中，但在3—5年中，钢铁行业将大量出现民企兼并国企的情况；第二方面，地域结构调整，以前大型钢铁企业在中西部较多，但目前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铁矿石，浙江、福建等地方由此已开始利用成本优势设立了不少钢铁公司。
而业界可靠的消息来源证实，就在不久前，海鑫集团已经准备在福建建设一个钢铁项目，投资规模据称过百亿。
在与钟朋荣交流过程中，李海仓表示，目前海鑫钢铁公司70％的铁矿石来自国外进口，30％来自国内购买。海鑫钢铁公司一线职工4000人，而包钢则有约10万人。
李海仓有一个规划，在3一年内，成为年产钢1000万吨的特大型民营钢铁企业，而资本市场上的上市融资，应该是收购兼并其它企业的开始。
有跟李海仓相熟的朋友告诉记者：“我曾对他说，你应该是以后‘没有冶金部的冶金部长’，成为中国钢铁业的民间领头人。”
根据200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披露的数据，李海仓的个人资产是1.95亿美元，位列27位。
该富豪榜制造者、英国人胡润表示，他并没有见过李海仓本人，也没有到山西闻喜的工厂实地考察过。胡润说，我们评选的过程要多方面综合考虑的，像现有的社会地位、政治声望等，并不仅仅是依靠财富本身。
胡润表示，对于拥有上市公司的民营企业家个人财富，好做评断，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相对来讲还是透明的，而那些没有上市的，其资产评估起来就比较麻烦。
胡润承认，他在做富豪榜的过程中，依靠了一些信息灵通人士的帮助，有政府官员，也有记者，在此基础上，再对企业的资产状况进行核实。“2002年富豪榜之所以选李海仓，就是一位政府官员推荐给我们的，我们同海鑫集团的财务部门打过几次交道，请他们提供了一些财务数据。”
在一位同李海仓有私交的钢铁业民营企业家眼中，李海仓为人平和，很有商业眼光，经营管理和资本运作上技巧较高。这位企业家回忆，在2002年福布斯富豪榜出台后，李曾告诉他，富豪榜有些夸大了他的企业规模和个人资产。
记者致电全国工商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商联高层人士表示，李海仓被害事件全国工商联领导非常关注，对山西公安部门的努力表示赞赏。但因具体情况不清，全国工商联目前不便发表任何评论。
资产及股权之谜
李海仓的葬礼刚刚结束，就赶上2003年的春节。春节过后，李海仓事件的报道已经降温，可是关于李海仓本人和海鑫集团业绩的报道却愈演愈烈。
2月8日，北方的专业财经媒体《财经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李海仓身后的股权之谜”的长篇报道。报道从多个消息源人手，详述了李海仓创业过程和海鑫集团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文章试图搞清楚的是两个问题：一、海鑫集团的资产构成；二、在复杂而快速的资产变更过程中，李海仓及其家族所持股权的变动情况。
文章在“魔术师”一节中写道：……随后本报从海鑫集团的一位顾问处得知，李在海鑫的个人股权在“’70％以上”，“如果把他的家族兄弟的股份算在内，应该超过90％。”
这一数字，同时为多位知情者证实。
作者由此推断：“运城官方提供的资料显示，到2001年底，海鑫集团资产总额已经达到30亿元，销售收入为29.6亿元。因此，仅沉淀在海鑫的李家资产，应超过27亿元，即使李本人，也已经在21亿元以上。”但是，这段报道由于未能从运城官方和海鑫集团方面获得正面的证实，因此在文章的最后一节以“迷雾”为题做了如下描述：存疑还有更多。运城一位退休官员说，由于海鑫自三铁炼焦起复杂的资产变更，其股权状况可能随李突然遇害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他举例说，海鑫——或者说李海仓——在发展中累计投资已超过30亿元，其中多次向银行贷款，且贷款数额巨大，在海鑫的发展历史中这些金融机构支持的作用无可替代，但是，由此在产权上带来的界定难题也不可回避。
他设问，李在掌舵海鑫集团时向银行贷的款是以企业名义还是以个人名义呢？尤其在企业发展初期，体现在原始投资当中的部分，其还贷是企业还贷还是李个人还贷？又或是李以其在企业中的收益还贷？
他说，类似的问题在海鑫集团的发展过程中“假如一出现交叉或混乱”，则一定“后患无穷”。
与此呼应的是，关于海鑫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其资产结构的变化，此前即使公开在媒体披露的信息，亦多有含混、矛盾之处。而海鑫及运城方面，则对相关问题讳莫如深，《财经时报》遍询运城多方，试图了解海鑫集团其资产构成基本概况，皆被回绝。
从后来媒体关注焦点陡转直下的情况来看，以上的段落所提出的问题至关重要，特别是海鑫资产与银行贷款之间的关系，及李海仓本人在这种关系中的位置，成为人们日后关注的关键。
尽管无法在一些事实上搞得一清二楚，文章最后仍对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表示了极大的忧虑：
此前有媒体说，一份揭露海鑫集团“问题”的“举报信”曾被送达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最高检、中纪委和公安部。对此，海鑫集团方面直斥“胡说八道”。《财经时报》获悉，在去年中，山西省纪委曾专赴海鑫集团调查，但“没有任何问题”。上位顾问评价说，此即为所谓“树大招风”，并称，由此可见民营企业生存的“夹缝”之苦。
这可能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其并不长的发展历史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问题。
“山西的民营企业一定在瞪大了眼睛看着李海仓的身后事。”一位当地人说：“但他们可能会失望，作为山西最大的民营企业，为山西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可是，只有省政协的两个副主席出席，连个主管私企的副省长也没有来。”
除了担任海鑫集团的董事长，李生前还担任了众多社会职务：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山西省工商联副会长、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及运城市工商联副会长等。相信这些身份在其筹资过程中帮了大忙。
他抱怨说，山西首富遭受的这种“低级别”待遇可能会让山西的私营企业主以后更要“夹着尾巴做人”。
此前，资产超过8亿元的私营企业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浙江政协副主席；之前，重庆的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则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这些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首批进入省级政协领导班子的私营企业主。
但是，随着以刘晓庆入狱为标志的“纳税”风波掀起，以原华晨集团董事局主席仰融出走为标志的产权界定争纷出现，对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环境——包括其“原罪”——的探讨在全国范围内热烈展开。
在李海仓遇难之后，这样的讨论旋即升级，但是讨论的结果还不得而知。所以有评论说，对李海仓生前身后事的界定和结论，将被视为中国政府对待这一讨论——以及对待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态度的一个昭示。
对话
据本人观察，社会舆论正逐步在媒体上体现为话语权的多元化特征。当然，这一特征还显得特别幼稚。媒体的声音逐步形成两条脉络：一条是沿着海鑫集团的资产这一个案继续保持质疑与追踪；另一条则是从这一尚未弄清真相的个案引发出去，在财富、财产权、生存环境、富人、原罪等概念上展开凶猛的观点“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