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世界的变化总是如此奇妙：丰富会变成稀缺，存在可以化为乌有，流动可以停滞，崇高也会变得谦卑。作为人心行完善、品质优秀的美德，在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无疑已经成为了一种珍稀道德资源甚至是奢侈品。据说，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所遵循的是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公共理性规则，因之作为私人品行的美德已然成为社会公共伦理的辅助而非充分必要条件，被当做了某种不必普遍苛求、甚或需要小心规避的传统文化遗存。换句话说，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空间大大扩展和私人生活空间的相对萎缩，社会公共伦理范围的扩展也造成了对私人美德伦理的相对挤压，而且，这种变化被说成是现代理性主义伦理的重大胜利。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即便真的如此，美德就只能作为一种私德而被“合乎理性地”忽视甚至弃绝么？
当代美国著名教育专家、曾在里根和老布什两届政府中供任要职的威廉·贝内特（WiUiam J．Bennett）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这位集道德教育家和职业政治家、社会文化人和媒体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不惜花费多年的时间和精力，主持编写了一部风靡全球的《美德书》，一部由诸多而非单一文化传统中的美德故事和美德箴言穿插巧织而成的家教式道德教科书。在今天这样一个据说不仅极其现代，而且有些后现代的时代里，在所谓理性主义现代性道德情结如此深重的道德文化理智化的环境下，贝内特竟然精心编织出一部近八百页（以中译本页码计）的《美德书》，即使不说有忤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智气候和文化氛围，也算得上是坚拒时代大潮的奇怪之举。
贝内特在“序言”中首先摆出了一副可能会被（比如说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看成是传统道德主义“严肃精神”的中世纪骑士姿态，他开宗明义地申言：“本书旨在帮助人类久已有之的伟大工作：孩子的道德教育。”可是，在贝内特看来，作为使人“心智向善”的“伟大工作”，道德教育并不仅仅是针对孩子们的，而首先是针对成人的。因为“要想培养孩子严肃的道德感，周围的成人必须表现出严肃的道德感。
孩子们必须要（必定会？）用自己的眼睛看到成人严肃的道德感”。
“道德感”（moral sense）曾经是十七、十八世纪美国道德情感主义学派精心设计和论证的一个关键性的伦理学概念。按照十七世纪剑桥柏拉图学派的说法，它是人性先验的道德本能。可按照苏格兰常识学说的解释，道德感首先是人类生活经验和习惯的产物，它最根本地取决于人类生活的道德环境和在此道德环境下逐渐养成的一种道德直觉型常识。而后的道德情感主义伦理思想家们，如，哈奇逊、休谟和亚当·斯密，则进一步地用人的内在情感与外在道德环境之相互作用来解释道德感的产生，并将它称之为人的“第六感觉”，仿佛人的耳、目、口、鼻、舌五官的感觉一般自然而然。这些说法的共同提示是，道德感一如人性本身，需要合宜的社会文化环境滋润培养。所以，对于孩子们严肃的道德感培育首先需要成人具有足够严肃的道德感作为外诱因素。这～方面断定了道德教育之于未成年孩子的极端重要性（在贝内特心里，孩子们若不具备“心智向善”的道德能力，便不足以成人）；另一方面又预定了一种道德教育理论的逻辑：道德的教育者必须首先是具有严肃道德感的人，其教育效果取决于他或她是否先于受教育者具备足以育人成德的能力，且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这种能力。很显然，贝内特是把道德感教育或美德能力培养作为成人和孩子需要相互共享和相互成全的教育事业来看待的。当然，他编写《美德书》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孩子，而非成人。但准确地说，既是为了现代的孩子，同时也是为了现代的成人。而在我这位中国读者看来，这项工作的现实意义，也许还是且尤其是为了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成千上万的贵族式或皇帝式的独生孩子。毋庸置疑，我们这个社会的人口生产（所谓“第二种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的孩子对于聆听美德故事的道德课程有着特别的需要。
在我读来，贝内特的《美德书》编得的确不错。许多年来，我们就想编写一本类似的书，单是我个人就几次受到几家出版社的盛情约请。但我自知编不好这样的书，甚至认为编写这样的书比写一部学术著作的难度还大；于是便婉辞了各家约请。事实是，至今我们依然未能编出这样一本既好读又耐读的美德故事。这并非我们缺少相应的道德文化资源，关键在于我们的道德记忆力减弱得太快，数典忘祖的事太多。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似乎都患有一种道德遗忘症。缺乏足够的道德记忆，不用说叙述美德的故事（“故”者，已然发生之谓也），就是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也会变得十分迟钝和冷漠，而道德的敏感性正是人形成其道德感的心理情感基础。当然，究其根本，还因为我们的生活中真正称得上美德的故事也越来越罕见了。道德文化资源的匮乏与道德实践及其能力的降低是相辅相成的，只不过这种互成关系不仅不值得张扬，而且需要大大地限制。
没有高深理论的体系构造，贝内特只是选择了“同情”、“责任”、“友谊”、“工作”、“勇气”、“毅力”、“诚实”、“忠诚”和“自律”这九种他认为对未成人的孩子们来说最为基本的美德。同时也没有用严肃的教条式语言、甚至是用上升到道德意识形态高度的道德话语，他只是采取了最为孩子们所乐意倾听的小故事、小情节、小诗歌，来向孩子们叙述这些美德的生活故事。每一个故事都短小精悍、巧妙别致，语言基本上是再日常不过的童话式用语。你可以牵着孩子在洒满阳光的林间草地溜达时，随口为他或她说上一段，三两分钟即可呈现给孩子一个完整的故事。
不必奇怪，为什么贝内特把“工作”、“责任”、“忠诚”这类看似只属于成人的德性当做孩童美德的故事来讲。因为贝内特（或许也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人们）有一种不同于我们传统道德教育的观念：他不想把孩子们的道德教育只当做私家事件甚至是私人事件。孩子是社会的未来，给他们讲述美德故事的基本动机之一，便是让他们成熟起来，帮助他们早日走出摇篮、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并自律地走进社会，走进公共世界。用贝内特的话说，这是真正欢迎孩子们“进入公共世界”的道德方式。所以，作为自我生存和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方式，工作对于孩子们来说，就不仅具有谋生的意义，也是一种必备的社会美德。这样说来，我们的成人父母们，或者是爷爷奶奶们和外公外婆们所日渐习惯的为孩子代劳打扫学校卫生、甚至以交钱代替孩子们的公共劳动练习的做法，就不能被看做是正确的（更甭说是良好的）孩童教育方式了。因为它剥夺了孩子们的工作练习机会，因之也剥夺了他们的体验责任并建立某种基本责任感的机会。
不妨让我们多听听贝内特故事中有关诚实的说法。之所以要多听，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诚信的美德已然成为最稀罕当然也是最紧缺的社会美德之一种。贝内特深知现代社会的这一道德弱点，因而也就更加关注在此社会文化环境下从小在孩子们的内心培植诚实美德或正直心灵的“种子”。他选择了“狼来了”这一则连“文革”前许多中国少年都能从他们的小学课本上读到的故事，目的是想让孩子们懂得，说谎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不再被人们相信无异于被人们抛弃。同时，他也选编了另一种类型的故事：“诚实的樵夫”所具有的诚实美德，不仅可以让他找回失去的斧子，而且还会给他带来金斧和银斧，获得比失去的多得多的回报。当然，他还注意到，做诚实之人和诚实之事并不容易，就像印第安人的灰姑娘那样，得经受各种考验和锻炼。各种各样的关于诚实或者不诚实的故事，叙述出为人以真和为事以诚的朴素道理。
也许，美德故事的叙述的确不如道学家的“道德推理”来得严密、系统、全面和深刻，但却能够比“道德推理”来得更直截了当、更简明易懂、更亲切可心。事实上，道德的知识原本就不是靠道德推理获取和证成，而是靠人们的道德生活体验和体认，也就是通过亲切可心的情感和心灵感应来传递和生成的。用时下学人常用的语言来说，道德的知识并非那种“科学的”或“可编码化的”（codification）知识类型，而是一种地道的“非科学的知识”（non-scientific）或“意会性的知识”（tadt knowing）。是故，道德知识的传播或教育也就不同于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教育。它需要形象，尤其是教育者和传播者的道德形象；需要感动，包括教育者、传播者与受教育者、接受者相互的或共同的感动；自然，还需要真实的道德生活经验的见证，特别是能够让接受者和受教育者所能亲身体会到的道德经验见证。一个缺少美德、缺少真情实感、甚至缺少亲身道德实践的人，或许可以成为一位合格的科技知识或技艺的传播者和学术导师，但绝不可能成为一位合格的道德知识的传播者和生活导师。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中，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而喻的铁律，至今也未失去其现实合理性。
了解到上述这些，我们便不难明白，美德故事的叙述并不是一种过时的人类文化传统。如果说，人性的即文化的，或者反过来说，文化的即人性的，那么，美德故事的叙述即是一种如同人性的生成本身一样不绝的人类文化传统。人道永恒，美德的故事不朽！
当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时代的人们在他们讲述或聆听这些美德故事时，确实有着各自不同的叙述样式、不同的道德话语系统、不同的叙述语境、甚至是不同的“能指”和“所指”、“预设”和“后设”，但他们都在继续叙述着、聆听着，这就够了。我们不能指望人们用同一种叙述方式、同一种道德话语、甚至同样的语气和语调，来叙述完全相同的关于美德的故事。毕竟，他们有不同的生活处境和经验，不同的关于故事叙述之“所指”和“能指”的理解方式。
人类美德的信息传播依旧畅通。想一想曾经作为美国政坛风云人物的贝内特先生，在当今最商业化的美国文化环境中尚且还能记得并不遗余力地为孩子们编写这样大部头的《美德书》，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现代的人们，尤其是成人们已经全然忘却了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的伦理角色，忘却了所有的美德故事。不会的！他们的确很忙很忙，可他们可以委托教师、委托社会，比如说，委托新闻广播、影视媒体、报刊书籍，为他们分担这些分内的工作。
当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提醒自己，是不是我们确实像贝内特先生所说的那样，用太少的时间陪伴我们的孩子和家人？是不是我们原本可以不把或者本不应该把许多为孩子们讲故事的伦理职责随意地委托给教师和社会，特别是委托给多少有些不大可靠或可信的媒体帝国——无论有多么充足的理由。很显然，委托过多，风险就过大。更何况，有些角色的职责是不可委托的。最最紧要的是，如果人们对伦理责任逃避得太厉害，美德的故事就真的可能无人叙述了。荷马那样的流浪型叙事者可以绝迹，美德故事的叙述传统可不能中断。
因为眼见的危险是，尽管我们的孩子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聆听一些美德的故事，以减少一些玩游戏机之类的有害活动，但他们却似乎越来越不能耐心地静心地听这类仿佛陈旧久远的故事了。这是一种危险的迹象！一种也可以称之为“现代性”的道德危机。若不注意防范，不仅我这篇文章的标题会成为一句谬语谎言，而且贝内特先生的一番良心美意也会付诸烟云。更根本的是，我们的道德生活也将丧失一种重要的资源。
没有故事的世界是单调苍白的。没有美德故事可述可听的人类生活更是不值得欲求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威廉·詹姆斯曾经提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人生值得过吗？”在对哈佛大学生的演讲中，他婉转地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值得过的人生一定是有意义的人生，而人生意义的由来正在于人类有其道德理想和价值信仰。由此可推，失去一种道德资源，将会使我们的生活失去一种意义的源泉。所以，继续美德故事的叙述，实际也就是继续我们有意义的生活。或者反过来说，生活不止，美德的故事就不绝于耳，一如行云流水，悠远而清新。
写于二零零一年二月中旬，北京西北郊蓝旗营悠斋（[美]威廉·贝内特著：《美德书》，何吉贤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原刊于《读书》，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