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存在于传统之中！存在于丰富多样的道德共同体及其漫长的生活历史之中！并且，这传统和历史从来就不曾真正消失，也无法真正被人遗忘，只是由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降的泛理性主义道德运动才被人为地（在麦金太尔心中也是暂时地）中断或忘却，而启蒙运动之“现代性”道德谋划的失败，恰恰是这种中断或忘却之荒谬性的明证。因此，对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来说，克服道德危机的惟一出路便是回归传统和历史，重叙美德，再造美德伦理的生活语境；而对于现代伦理学而言，摆脱道德谋划失败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回归以亚里士多德一圣·托玛斯为代表的古希腊至中古时代的美德论伦理学知识图式。
这就是麦金太尔《追寻美德》一书的核心结论，也是该书第九至第十三章的内容铺陈和基本立意之所在。
回归传统和历史或者重叙美德伦理所需要的，是道德谱系的语境主义叙事而非普遍主义的宏大叙事，是历史的道德情景和道德共同体的具体解释而非超历史超时空的终极原理或绝对普遍原则的理论论证。
这是对后美德伦理学时代的伦理学即现代伦理学一种方法论颠覆！（注意：所谓“后”或者“之后”只有相对于作为一种伦理学理论类型的美德伦理学或者作为一个道德生活史阶段的美德伦理时代而言才是有意义的。所谓“德性之后”的说法或者译法既误解了麦金太尔的本意，也不合乎逻辑和汉语文法。因为说“德性之后”，如同说“善[好、正当]之后”、“黄色之后”一样不合语言表达逻辑，更不合汉语表达习惯！）也是麦金太尔（或许还有尼采、查尔斯·泰勒和一些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道德思想家）与罗尔斯（或许还有哈贝马斯等更多的现、当代自由主义道德学家）之间的一个主要分界线。
可是，人们有理由问：即令是“现代性”的道德谋划和现代理性主义的普遍规范伦理学真的已然失败，且即便是我们必须回归美德伦理传统，为什么我们必须返回亚里士多德和圣·托玛斯而不是别的道德谱系或道德叙事学知识图式？麦金太尔对现代伦理学的理论指正之所以最后落脚在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及其传统延伸，尤其是在圣·托玛斯那里的发展（在麦金太尔看来，圣·托玛斯受惠于亚里士多德，一如罗尔斯受惠于康德，甚至比后者受惠更多），原因在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学不仅是西方伦理学中最为连贯圆融的知识谱系，而且也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规范伦理学之“现代性”危机的最佳解毒剂和替代品，如果说西方“现代性”规范伦理失败的主要根源在于其普遍规则优先的理论策略，那么，亚里士多德主义所表达的美德伦理正好是克服这一错误策略的最佳路径。很显然，只有在那些具有相应美德品格的个人身上，伦理规范或规则才可能产生实际的道德意义，而对于一个毫无正直品格的人来说，所谓正义的原则只能是过眼的云、侧耳的风，甚或大行不义的借口。
亚里士多德主义之所以是一种值得寻求甚至必须回归的伦理学传统，就在于她为我们指明了摆脱“现代性”道德危机的出路：向传统和历史寻求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已经失落很久的美德伦理精神！我们的道德生活并不是像那些满怀“现代性心态”（the Inentality of modernity）的现代理性主义者所以为的那样，真的需要一种通过宏大理性叙事或真理论证所建构起来的普遍伦理规范系统，它给予我们的道德知识并不比古希腊英雄时代的史诗、神话和悲剧用讲故事的方式所教给雅典人的东西更多，甚至更少。尼采曾经发现，后一种叙事方式更适合于揭示人类诸多道德谱系的丰富性，也因其独特的“透视”力量而更生动更充分地表达了人的道德生活，更有益于实现道德和伦理学将“未经受教化的人”教化为充分实现其可能目的或本质的人这一根本目标。
我们生活在历史和传统之中，生活在各自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中，离开我们自身所属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共同体，不仅我们的道德生活会变得无法理解，而且我们的整个人性和人生也会变得匪夷所思。如果说传统、历史和共同体是我们作为文明人类的文化之家，那么它们也应该且一定也是我们作为道德者生活的道德之家，海德格尔的考证不单是可信的，更是值得我们回味的： “ehos”（古希腊文中的“道德”、“伦理”）的原始本意即是人之居所，它的独特意味仅仅在于，这居所离神较近，离兽较远。在此意义上看，回归历史、传统和文化共同体去寻求美德，不过是让现代人回归自我，找回失落的人性而已。
如何追求美德？
然而，历史已是碎片，传统已然断裂，曾经的文化和生活共同体早已被“现代性”的浪潮冲刷得支离破碎，甚至被深深掩埋，成为时间记忆的沉积，游离得太远太久，迷路者的回归原本艰难无比，没有了回家的地图、甚至没有了家园本身，回归且不是天方夜谭？麦金太尔必须告诉我们如何回归，去追寻那遗失千年的亚里士多德式美德！
麦金太尔的解答明确却又模糊：一方面，他似乎相信并强烈地暗示我们，重建道德共同体是追寻美德得以可能的前提，因为各种各样的道德共同体才是人类美德可以寄生和繁荣的腹地，没有这一土壤，美德的生长和保存断无可能。可另一方面，他又无奈地感叹，“现代性”的发生正是从传统道德共同体的解体开始的，比如，社会化生产对家庭或家族的突破。“现代性的发生，其关键时刻之一乃是生产走出家庭。只要生产性劳动在家庭结构内部发生，就不难把这种工作正确地理解为维系家庭共同体以及由家庭所维系的更大形式的共同体的要素。当且仅当劳动走出家庭并且服务于非人格的资本时，劳动的领域才趋于跟一切分离，而只服务于动物性的生存、劳动的再生产以及制度化了的贪欲。pleonexia（贪欲）——亚里士多德体系里的一种恶——现在却是现代生产性劳动的驱动力量。主要体现在这类劳动（例如在生产流水线上）中的各种手段一目的关系必然外在于劳动者所追求的那些利益；结果这类劳动也被排除在本身就具有内在利益的诸实践的范围之外。相应地，实践也随之被移到了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边缘。”的确，家庭曾经是（而且至今应该仍然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共同体，可是现代社会里的家庭及其结构与性质已然发生革命性的改变，现代家庭从婚姻开始便以契约的方式改变了家庭作为内在利益的共同体结构，家庭成员的生活实践，尤其是他们的劳动或工作已经被完全社会化、职业化、零碎化，维系家庭生存的主要动力似乎仍然是某种共同利益，然而却由于现代人的生活目的本身的改变而已然成为一种外在的而非内在的共谋利益。生存或者贪欲取代了生活或者幸福（当然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幸福）。实践曾经被亚里士多德视之为成就人生美德的基本方式，因而人格的或行为的美德被看做是实践智慧的人格化目的实现。可是，在现代社会里，由于生活目的一手段之关系的内在理解模式被彻底颠覆——即外在道义论对内在目的论的颠覆，人的实践行为本身不再具有行为美德的意义，因为其行动所真正实现的并非行为者自身的内在目的，而是某种非人格化的外在目的，比如，资本、金钱、权力或贪欲的满足。
更为重要和关键的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似乎显示出不可更改的特征和力量。没有人能够否认民主政治的优越，如同没有人能够否认市场经济的高效合理，而民主政治所仰赖的自由人权和市场经济所赖以立基的经济理性，又给予个人主义的道德价值观以如此强大的支持，以至连个人主义这一隐含着巨大伦理破坏性的道德价值观仿佛也成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无法超脱的宿命。如此一来，不仅重建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已经变得不可能，而且重建任何形式的文化共同体也似乎只能是某种道德乌托邦想像。麦金太尔对现代大学和教会的结构性转型的谱系学透视，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现代大学已经被技术功利化和企业化，知识的传授与学习成为谋生和求利手段的指点和演练，因此，在现代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人文学科和艺术这些被当做培育人的美德品行的必修课程，现在却被边缘化为具有装饰意味的选修课程。
现代社会里的教会也遭受类似的被迫边缘化的命运，它们越来越像是某种赛马俱乐部式的游戏场所，而不再被当做心性信仰和人格精神的陶冶所在。总之，虽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诸如家庭、教会和学校这样一些共同体的实体存在，可它们的本性已经改变，而且因“现代性”因素的宰制性扩张和挤压，譬如市场的挤压，而变得难以恢复。
这是否表明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的吁求仅仅是一种现代道德乌托邦呓语？在此，我不敢妄断，惟寄望于再一次重读，不单是对《追寻美德》的重读，而且也是、甚至更重要的是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生的反复解读。
注释
①[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著：《追寻美德》，宋继杰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②[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著：《追寻美德》，宋继杰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③[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著：《追寻美德》，宋继杰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④[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著：《追寻美德》，宋继杰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88—289页。
二零零四年六月八日急就于北京西郊蓝旗营悠斋
（原刊于《中国图书商报》“思想”版[第14—15版]，2004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