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璠
《淮南子》中有这样两则故事：
其一：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然则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
其二：赵母嫁女，女临去，教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耶？”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初一看，似乎不可理解。怎么父母不让女儿做好事呢？
实际上，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谁又能做终极裁判？
一般认为，向乞丐施舍，就是好事。但是也许由于总有不断的施舍，所以导致乞丐乞讨成性，本来也许可以自食其力的，但从此终身做乞丐了。大众的施舍因此可能害了他。很多父母认为只要孩子读书好，家务什么的都不让孩子承担，以为这样就是对孩子好了，结果孩子到了大学连基本的自理能力都没有，不得不退学。这是对孩子做了好事吗？生活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美国进攻伊拉克，认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认为是解放了伊拉克的人权；希特勒进行种族清洗政策，也认为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恐怖分子炸世贸大厦，也认为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国际上，类似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就像《淮南子》的例子中，母亲不让女儿做好事，也不让女儿做坏事，那么该做什么事？答案是：平常心，活在当下，尽心尽力地把手头的事做好。老子也认为，不要刻意突出什么好坏优劣，而是人人能够顺从朴素天性去做去生活，就是最好的状态。“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正确地做事，意味着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一种谦虚的心态，一种投入、专注的心态。正确地做事，就是活在当下，并在做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修正，参考别人的意见，不断提升自己的智慧、能力，不断做得更恰当，不断把人生提升到新境界。
做正确的事，意味着一种师心自用的心态，一种先入为主的心态。如果一开始就认定自己是在执行真理，有可能错得离谱而自己却执迷不悟了。就像当年的十字军浩浩荡荡东征，希特勒要坚持清洗他所认为的“劣等民族”，美国人坚持认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只有跟他们价值观一样才是正理。所以美国人总是坚持自己是正确的，而别人是错误的。“做正确的事”，在古往今来的人类世界，造成了多少大大小小的悲剧！
王老师说“正确地做事，不做正确的事”，是否就意味着做任何事都可以了呢？可以为所欲为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在谈到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时，王老师说过：“没有是非，有大是大非。”在谈到如何学佛、学禅时，王老师总是强调，只要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有益的事，即使是赴汤蹈火，也要干；如果是对中华民族有害的事，即使是升官发财也不干。这样的态度，是学禅起码的要求。
笔者想，王老师说“正确地做事，不做正确的事”，是在强调：不要先入为主，而是要关注当下，把当下做精彩、精致。
现在许多的中国人，都没有“正确地做事”，而自以为是地认为是在“做正确的事”。我们的有些企业为了赚钱做出那么多假冒伪劣产品，我们的车站拥挤不堪，我们的街道乱停乱放，我们在公众场合一言不合就恶语相加甚至拳头相向……也许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而实际上是，我们当下没有用心，没有冷静，没有照顾自己的念头，没有照顾周围，没有照顾别人，总之，没有“正确地做事”。
（郑汉根）
希特勒当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以及许多他的追随者一定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日本人侵略中国，也是如此心态。他们的所谓的“正确的事”，在其他人看来，却是极其“错误的事”。一位驾车靠右行驶的司机，因为迎面开来一辆靠左行驶的违规车辆而不回避，他以为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结果却是被违规车辆撞死。
谁够资格说“自己所做的事是正确的”？自古以来，就有许多人以“正确”的名义，做着实际错误的事，譬如伪君子。大家以为“做君子，是正确的”，所以就给许多“伪君子”发展的空间。又譬如，以礼杀人。大家认为“礼”是正确的，所以，在“礼”的外衣下做出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难怪鲁迅要感叹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就是“吃人”二字。世界上几乎没有绝对正确的事，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关于这一点，老子、庄子有着深刻的认识。老子在《道德经》里有许多论述，例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美、善都是相对而言的，把它们绝对化，就不美了、不善了。又如：“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爱是正确的，但也不能太过，太过了就不正确了；积累财富是正确的，但也不能太过，太过了又不正确了。在老子看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真正的圣人，以百姓为刍狗，并不做“正确的事”仁，为什么？效法天地。大家只要看看每天升起的太阳，就能理解老子这句话。太阳在做“正确的事”吗？庄子在《齐物论》中也有高论：什么是正确的事？什么是错误的事？在你为正确的，在他为错误的。认为正确的人有他自己的道理，认为错误的人也有他自己的道理。两个人的道理都无穷无尽，没有什么意义。重要的是：要正确地去做事。
做正确的事，不如正确地去做事。如何正确地做事？首先需要“明道”，然后要“合乎道”地做事。只有做事合乎道，才能保存自己、保存别人，爱护自己、爱护别人。太阳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它要“照耀人类”，而是因为它循“道”而行；圣人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要“仁义道德”，而是因为他循“道”而行。知道了这个道理，前文的那个司机，就不会因为想“做正确的事”而死于非命，他要是活过来，他一定知道：对于一个司机而言，关键是要“合乎道”来开车。这个“道”，不是“路”，不是僵化的“交通规则”，而是根据情况随时调整变化、让车不至于被撞的最佳方式。也就是，他必须明白：只有正确地开好车，才是作为一个司机最重要的事。
明白了这个道理，人类的许多大事小事就都容易明白了。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一词中写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毛主席是深悟此道的圣人，而我们许多人却仍然糊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跟自己的儿子毛岸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救中国，要马克思主义干什么？革命如果不能救中国，要革命干什么？”毛泽东搞革命、搞马克思主义，都是救中国的方法，是在正确地做事。而许多追随毛主席的所谓“左派”，却要“做正确的事”为了马克思而马克思，为了革命而革命，以马克思和革命的“正确”名义，伤害了多少无辜的黎民百姓。他们的失败就在于不懂“正确地做事，比做正确的事，要重要得多”。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姓社姓资”，把社会主义当成正确的事，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做事；又譬如“科学迷信”，把科学当成正确的事，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做事。在一个企业里，有些员工不惜欺骗客户为企业赚钱，他认为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结果却牺牲了企业的信誉，牺牲了企业的长远利益，因而也是得不偿失的；还有些员工，口里心里都想为了企业好、为了领导好，却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事做好，也没有办法与同事相处好，更无谋略同坏人坏事作斗争，这样的所谓“好员工”，对于企业有什么真正的用处呢？
王老师和我的一个朋友曾经争论过一个话题，非常有意思。这个话题是：“愚人跟坏人相比，哪个更坏一些？”我的朋友不假思索地认为：“当然是坏人坏，他心术不正，他道德不佳，他满肚子都是坏水，他不做正确的事，因而他比愚人坏。愚人，只不过愚蠢，他心眼不坏，他还可以造就。”王老师不这么认为，他说：“愚人比坏人还坏！”因为坏人再坏，都有他的软肋，只要知道了他的软肋，他就可以为你所用。譬如，你知道他喜欢钱，就用奖钱和罚钱两手，就可以把坏人给管理起来、利用起来；而愚人却不这样，他是无明的、糊涂的，你根本不知道他的软肋。他不知道如何正确做事，他也听不懂话，看不懂路，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真可谓“愚不可及”啊！你造就他比控制坏人要难得多。所以，“愚人比坏人还坏”！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庄子的“莫若以明”。我们更需要智慧，而不是道德教条。
行文至此，恐怕还是有人将信将疑：“难道世界上就没有正确的事吗？”诚实、正直、谦虚、爱国、孝亲、义气、成功、幸福、快乐、健康、爱情……难道这些事不是“正确的事”吗？难道我们做这些事也错了吗？这个世界，当然有“正确的事”，只是我们必须牢记，所有这些“正确的事”都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正确的事”。譬如，“诚实”是正确的，但医生为了不让病人知道病情而加重心理负担，故意不跟病人告知实情的“撒谎”，也是正确的。所以，为了正确地做事，有时也不得不“不诚实”。所有大家认为正确的事，也都是如此。
归根结底，就是需要认识“道德”与“道德教条”的差别。我们应该有道德，但是不能仅仅把“道德”看成“教条”，更不能死守道德教条。道德是什么？道德就是“正确地做事”，道德教条就是“做正确的事”。道德告诉我们人世间的游戏规则，并启发我们按照游戏规则正确地做事；而道德教条却把人世间的游戏规则僵化为“教条”，要求我们遵守教条，而不是正确地做事。道德是智慧，而道德教条却是愚蠢。仁、义、礼、智、信，都是“道德”，但是不能变为“道德教条”。我们“仁”、我们“义”、我们“礼”、我们“智”、我们“信”，都是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事做好；而不是因为这些词好听、是“正确的事”。譬如，我们“爱国”不是因为“爱国是正确的”，而是因为“爱国”对于我们有好处，有利于我们正确地做事，所以我们必须“爱国”。“爱国”是“正确做事的需要”。
禅宗里讲“活在当下”，也是告诫人们，不要被所谓“正确的事”迷惑了我们智慧的心灵。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活在当下，正确地走好路、做好事，才是人生的关键。
（黄东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