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重又看到，《圣经》中的蛇是《创世纪》故事中多余的，但却是思维人类杰出代表的精神领袖。莱布尼茨追随经院哲学家们，把创世活动看成恶之源，甚至没认识到这样一来他反倒使恶永恒了。他更少怀疑的是在批评创世的同时他也否定了《圣经》。须知在《圣经》中恰恰相反，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至善的。正由于上帝所造，才是至善的。
这样，若莱布尼茨真想遵循《圣经》，那他能够而且应该在非上帝创造的真理中（正因为它们非上帝所造）看到或至少力求看到缺陷、弊病和同至善的不相关性，因为至善是由上帝言传给他让出世的万物的。实际上，由于永恒真理虽理想，但仍像古希腊先哲所说的非受造物质一样，没有灵魂和意志，空洞虚幻。它们由虚无而来并早晚要回归于斯。
早在青少年时代，莱布尼茨就读过了路德论“奴役的意志”的书以及伊拉斯谟的《自由倾向论述》，此书是反对他们的。虽然他很年轻，但已极好地弄清了争论双方的论据。但他没有注意到路德的“homo nonpotest vivere”（人就不能生活），尽管路德是大声吼叫的。路德大声反对的是过去的，确切地说，压制性的真理：它们未经上帝许可就进入了上帝的意志；他还反对伊拉斯谟这样的人，他们未察觉到这些永恒真理在进入他们的悟性后奴役和扼杀了他的意志。莱布尼茨一生都认为路德的“homo non potest vivere”不是“论据”，根本不能对立于永恒真理依赖的并企图借之独立于上帝的“显明性”。当然，他不大会假设我们对不取决于上帝意志进入他悟性的真理的忠诚是《圣经》中第一个堕落的结果，对罪的诅咒以显明性为基础，理性和思辨哲学家知善恶树的果实一样毫无用处（那末用上帝的至善来阐述）。莱布尼茨和思辨哲学都认为原罪是神话，确切地说，是虚构。出于对公认神圣的书的尊重，不应同它争论，但也不能把它当真。无论路德怎么怒吼，无论先知们、使徒们怎么呐喊，哲学家确信永恒真理的雷霆不能击碎理性。如果像莱布尼茨承认的那样，世上一切恶皆源自永恒真理，这并不能动摇永恒真理和哲学对永恒真理的虔敬。真理实际上不可动摇，也不能容忍看着它的人们动摇。它为动摇的人们准备了刑罚。它威严地要求人们如实地接受它。它以自己的非受造性和不依赖于任何事物乃至上帝的独立性骄傲而充满信心地回答任何疑问和批评。这里，我们显然陷入了人用通常方式找不到出口的迷宫。一切“论据”都在非受造的真理一边。不能同它争论，但需同它斗争，应该抛弃它，就像某种魔力和噩梦一样。但“理性”从不首当其冲。“理性渴求”非受造真理，甚至毫未预感到其非受造性中隐藏着灭亡，而其“理想性”中潜伏着不亚于占人所说的“物质”对整个生活的威胁。神的或《圣经》的“命令”是对：哩性的极大诱感，生活本身对理性也是极大的诱感，因为生活证明了理性用仇视的语言译成“随心所欲”的具有创造力的fiat。理性严禁人“lugere et detestari”（哭泣和诅咒）并严厉要求人理解。理解指承认和感激非受造真理，对之惊奇并加以赞美。但人的一切诅咒都针对理性所接受和感激的东西，首先是针对真理，因为它们自命不凡，以非受创性为优点，渗透了悟性，但不是莱布尼茨所说的上帝的悟性，而是堕落人的悟性。只有诅咒才能驱逐它们，只有不妥协的、准备牺牲一切的对知识树果实的仇恨才能开辟通往生命之树的道路。理性及其对非受造真理的惊奇应对立于荒谬及其对真理不经上帝意志给宇宙带来的毁灭的绝望。非受造真理本身无生命，也不给生命带来死亡。但罪来自它们，从罪中解脱不在于认识到一切事物的不可避免性，也不在于意识到“不可避免性”后便顺服之的美德，而在于对万能的、根据自己意志创造万物的上帝的信仰。在上帝面前一切非受造的东西都是可怜的，是空洞的虚无。克尔凯郭尔提倡的荒谬的实质就在这里，由此产生了存在哲学，它同思辨哲学相对，是《圣经》的启示哲学。
只有用克尔凯郭尔的辩证法的大无畏精神及无限的“严厉”，才能看到思辩哲学的真正实质。思辨哲学产生自对虚无本能的无限恐惧。
对虚无的恐惧迫使人认知，即在非受造的、不依赖任何人的普遍而必然的真理中寻求庇护。我们认为，这些真理能使我们免遭充斥存在的任意的偶然性的迫害。当康德说理性渴求普遍而必然的真理时，他反驳形而上学的权利说，形而上学在这方面不能满足理性。他说的是对的，因为形而上学不拥有普遍和必然的真理。但康德没有问普遍和必然的真理为人准备了什么，为什么理性如此渴求它们。他自认为是善良的基督徒，他熟读《圣经》，知道阿摩斯所说的、后来又由使徒保罗重复的话：“justus ex fide vivit”（遵守教规者以信仰为生）。他也知道使徒保罗的另一句话：一切非信仰的东西皆为罪。由此似乎很容易在理性的“渴求”中猜到或怀疑到“concupiscentia invincibilis”（无法实现的贪欲），先知和使徒们把它看成并教我们把它看成始祖堕落的最可怕后果。康德引以为豪的是他为了开辟信仰之路取消了知识，但这是什么信仰，若人追求的是普遍和必然的真理？对纯粹理性的批判小心地保护了所有的必然真理。它们在对实践理性的批判中变成了无上命令和“你应该”。哲学批评只是再一次的表明理性不能忍受，也不容许任何批评，因为以批评起家的德国唯心主义回到了斯宾诺莎及其训诫：“quam aram parabit sibi qui majestatem rationis laedit：”（侮辱伟大理性的人为自己准备了什么样的祭坛）。路德欲战胜亚里士多德的努力成了一场空，因为没有得到历史的承认。甚至在有一定影响的新教哲学家和神学家中也难找到承认康德理性的“渴求”是导致始祖堕落的“concupiscentia invincibilis”（无法实现的贪欲）并把它看成“belltIa qua honoccisa homo hon potest，vivere”（因为只要它不死，人就不能生活的怪物）的人。相反：人十分恐惧《圣经》宣扬的自由和神圣的不受约束的命令，准备屈从任何基础，甘愿被任何力量奴役，只是不要丢失牢固可靠的指导。上帝不强迫任何人，这个思想对我们不能容忍，而上帝不受、绝对不受任何约束的思想则完全是一派胡言。当克尔凯郭尔走近神的自由居住的神圣殿堂大门时，他失去了通常的勇气，求助于间接表述：如果在上帝之上还有某种力量，某种基础，无论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那么我们实验中所看到的所有恐惧也不会放过上帝。更糟糕的是：上帝所知的恐惧同凡人经受的艰难痛苦有天壤之别。于是，如果上帝不是真理及由真理制约的可能和不可能的源泉，如果真理超乎上帝之上，就像超乎人之上一样，如果真理对上帝和人都视若无睹，那么上帝和人都无力自卫。他的爱和慈善也无能为力。当上帝看着真理时，他就变成了。石头，他就动弹不得，不能说话，不能回答正被钉死并向他求救的儿子。我多次重复过，克尔凯郭尔这些话是以极其鲜明、具体、直观的形式表达了存在哲学的基本思想：上帝是万能的。这也是他猛烈抨击教会的意义之所在。教会，基督教同理性和睦相处，取消了耶稣，取消了上帝。同理性“生活”是不可能的。人只能以信仰为生，一切非信仰的东西皆为罪，皆为死亡。信仰无须经过理性同意带来了某些东西。信仰取缔了理性。人得到信仰不是为了维护理性对宇宙的统治，而是为了使人自己成为上帝创造的世界的主人。信仰带领我们通过理性否定的东西，如荒谬，到达理性使之与不存在同一的东西。理性教人服从，信仰则给人命令的权力；思辨哲学使我们成为奴隶，存在哲学则要闯过理性设立的显明性冲向自由。有了自由，不可能就成现实。正如古人云：“您将没有办不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