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像邓斯·司各特这样勇敢激进、不怕阻碍通往上帝任意之路的“伦理”报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神学家至今都不能宽恕他这样胆大妄为）都不敢假设上帝能使往事成为乌有，就象他不敢反驳矛盾律一样。他认为，从这儿起是非受造的、不依属任何东西的真理的领地，因而，我们必须看到万能的上帝的极限。但在克尔凯郭尔积聚的“恐惧”前这些真j里也动摇了：上帝是万能的，上帝能使往事化为乌有。上帝超乎矛盾律及一切法则之上。“如果我有信仰，我就不会抛弃丽琪娜”，克尔凯郭尔无数次重复了这句话。现在可以说，如果有了信仰，丽琪娜就会回来了。现在，一切这样的“怀疑”都消失了，即：人能否在经受类似克尔凯郭尔经历的痛苦之后重新像年轻人那样无忧无虑地爱，换句话说，偷吃知识之树果实的人能否通过罪的原谅看到通向生命之树的道路。从个别人内心转移到世界所有生物的“恐惧”摧毁了我们一切“不可能”依据的基石，因为后者面对约伯的哭喊和诅咒产生了动摇：这能战胜万能的上帝吗？人类的怯懦及无能不能忍受疯狂和死亡对它们所讲述的东西。但上帝，不是黑格尔和思辨哲学之神，而是《圣经》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也拒绝听疯狂和死亡钉死的人们的哭喊吗？
应该再提一下克尔凯郭尔的话：“我的严厉并不来自于我。”现在我们多少清楚了，为什么克尔凯郭尔如此急不可待、惊恐不安地讲述“最温柔”学说的“狂暴”，尽管我们对其“严厉”的起源尚不太清楚。他用“恐惧”铸成武器，反对我们理性的永恒而不可动摇的真理。不仅人们，就是克尔凯郭尔也注定要经受极大的痛苦，如果理性是真理的源泉，如果它的盟友“伦理”和“永恒”拥有最聪明的人赋予的统治存在的权力的话。克尔凯郭尔已不满足于约伯请求把自己的事业归顺于克尔凯郭尔的事业。他感到有权同样对待上帝。上帝会理解他的：当上帝为至死不渝被迫“牺牲”自己的爱时，也经历了克尔凯郭尔与丽琪娜分手时所经受的感情。上帝也不敢违抗“伦理”，尽管他最希望的就是这个。还有，像克尔凯郭尔一样，上帝也不得不隐瞒此事，因为他也有“不为伦理知晓的秘密”，他想成为爱，但一举一动却仿佛他是至死不渝。像克尔凯郭尔无力为丽琪娜做什么事一样，上帝也无力为儿子做什么事。威严的“你应该”击碎了他的自由；因此，他能哭泣、悲伤和绝望，但无法响应正被钉死的儿子的召唤，而且还得装模作样，似乎一事无成的爱和慈善是为人和神准备的“唯一需要”。
这里我们回到了克尔凯郭尔所面临的陷入罪孽和信仰的思想，同时也回到了本身意义上的存在哲学：人和神的存在恐惧把我们引向日常意识认为不可能的课题。克尔凯郭尔甚至在训诫中不断地以神秘方式提醒我们：人的死亡来自罪。在训诫中，克尔凯郭尔描写了这样的情景：凶暴的野兽挣脱锁链，披上“伦理”和“永恒”的艳丽袈裟，扑向孤立无援的人并横加肆虐。如果他用下面的话作对比：罪的对立概念不是美德，而是信仰，是自由，而自由不是善和恶的选择，而是“万能”，上帝的万能，那么，我们就基本知道克尔凯郭尔的存在哲学指的是什么了。它同我们从古希腊哲人那里继承的“智慧”毫无共同之处。克尔凯郭尔的“大无畏的辩证法”在爱皮克泰特智慧里发现了骄横一批的东西，而苏格拉底在他看来最终是并且特别是罪人。他们的罪在于从日常评价看来是他们美德的东西和我们认为他们人们和上帝的不朽功绩的东西：他们实现了理想，即生沽在思维的范围里。但是，如果说黑格尔和叔本华的生活和哲学不相吻合触怒了克尔凯郭尔的活，那么克尔凯郭尔对苏格拉底和爱皮克泰特不能容忍的是他们不是用学说或言词，而是用实际行动实现自己的哲学。“如果伦理是最高的，亚伯拉罕就完了”。存在哲学，按照古希腊哲人和克尔凯郭尔对苏格拉底的理解，完全可归结于“伦理”是最高的，没有任何基础能超越伦理之上。这是理性严厉要求的，但使我们有权、也应该增加一个“如果”：“如果理性是真理的源泉，唯一的源泉，那么伦理是最高的，没有任何基础能超越伦理之上。”但这个古希腊哲学为保护自己的真理而小心翼翼加以提防的基础是什么？只有一种答案：真理不想在上帝基础的庇护之下，真理想成为非受造的，就像上帝一样。它认为，它和上帝因此只会有好处。而人的好处更大：他将摆脱上帝的为所欲为，将像上帝一样知道真理，知道善和恶。但这些摆脱上帝的真理真的能给人带来自由吗？莫不是相反？真理的真实性在于它来自上帝，由上帝创造，以至于摆脱上帝后，它自行其是，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不是制造生命，而是制造死亡，不是解放，而是奴役。不是这样吗？它把一切看见它的人都变成石头。思辨哲学甚至不提这样的问题。它鄙视受造的真理。康德说（不过也只是重复亚里士多德的话而已）：“理性”迫切地追求“普遍而必然的判断”，即最高的、统治一切的判断。人以为，只要赞同理性的迫切追求并完全信仰之就能参与真理和善，他也就远离最大危险之不测和死亡的威胁。
克尔凯郭尔承认很少读过路德的书，而且如上所说，不十分喜欢他，但没有人像路德那样深切感受到摆脱上帝的真理一无裨益。由此产生了他的“sla fide”（仅只通过信仰）的学说，也由此产生他对法律和神赐的激烈反对。法律不能拯救人，只能毁灭人：它没有自己的生命力。法律只能揭露我们用明显骄傲徒然掩饰的软弱无能。因此路德在注解保罗致加腊人的信时说：“quia homo superbit et somniat sesapere se sanctum et justum esse，ideo opus est，ut lege humiliatur，ut siebestia ista，opinio justitiae，occidztur，qua non occisa，homo non potest vivere”（由于人充满了骄傲，他想象自己有知识，神圣而守规矩，那么必须对他绳之以法，使这个笃信自己行为规矩的野兽死于法律之中，因为只要它不死，人就不能生活）。人相信自己的“知识”和自力达到最高目的的能力，这非但不能拯救他，相反却把他交由可怕的怪物摆布，因此，不杀死这个怪物，人就不能生活。“Justus ex fide vivit”（遵守教规者以信仰为生），这是阿摩司说的，使徒保罗又重复了这位先知的话。渴求普遍和必然的真理的理性引向死亡，而生命之路要通过信仰。柏拉图要提防对理性不信任的警策是最大的诱惑。灾难等待的不是仇视理性的人，而是爱理性的人。只要人服从理性，期求产生自理性的美德，他就在可怕的敌对力量手中，就在不消灭之就不能控制生活的怪物手中。在上面路德的话中展示了克尔凯郭尔哲学的真正意义：存在哲学是人同神秘怪物的伟大的最后斗争。这个怪物向人灌输说，他的暂时的、永恒的幸福完全取决于他对摆脱上帝的真理的服从。古希腊哲学这位最后的伟大代表人物已预感到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并大胆地宣布：“伟大的最后的斗争是为人的心灵准备的。”普罗提诺的哲学追求“理性和知识彼岸的东西。”他称人们“超乎知识之上”。人类优秀代表的千年经验劝告人们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理性真理，它支持了普罗提诺的观点，“突然”看到人们期望找到自由的地方等待的却是侮辱性的和无法忍受的奴役。或许他没有“看见”，而是听见了传来的福音？而听见之后就仓皇逃离理性，甚至自己也不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