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政府卖官鬻爵，和通过这种手段获得官职和权力的人的荒唐离奇的行径，已经有了论述和许多的讨论。这些论述和作者本身都是可疑的。笔者相信已有的这些都不是事实，都混淆了两种似是而非的荣誉。这两种荣誉都是中国人极力追求的。毫无疑问，在特殊的形势下，使用官方头衔和在顶戴上佩带珠子的权力被出售给了相当多的人。皇帝也不固定地将类似的荣誉和特权授予那些富有公共精神的个人。后者捐资修建桥梁、道路或堤坝，在其他公共服务领域也作出了贡献。这些荣誉赋予了他们一些法定的特权，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有资格出任官职。笔者认识许多购买或者拥有这些官方头衔的中国人，但都不是现任官员。我做了长期的调查，还没有发现有中国人，或者听说有中国人因为拥有这样的荣誉头衔，而获得超过保甲长级别的官职。虚名头衔和荣誉是可以买卖的，但是通向官场之路完全垄断在国家主持和控制的科举考试清朝人进入官场的途径主要有三条：祖荫、科举、军功。科举是主流。但是晚清后，政事繁多，保举日盛，卖官鬻爵，科举失去了主流地位。买官得来的职位可以是现任的实权官职。僧多粥少，相反是科举进士需要苦熬日子，候补官缺--译者。。但是一个人成功通过了科举考试后，我们如果说不是金钱帮他铺平了晋升的道路，那也是不恰当的。
公共舆论在制约官员行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任何官员如何忽视了这一点，或者伤害了人们的感情，或早或晚都要倒霉。官员需要履行三种职责。他必须维持地方安定与秩序，征收朝廷规定给他管辖政区的赋税，保证地方上没有抱怨和对他的反抗。做到了这三点，他实际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他的政区完全由他管辖。只要管辖下的百姓对官僚主义作风的不满和抱怨没有爆发出来，就不会有人去干涉他具体的管理措施。就老百姓一方来说，他们对官员的恰当职责和权威的理解比我们预料的要清楚得多。正如前所述，人们容忍地方官员超越法律的严格限制，非常自由地执政。但是如果后者走得太远，他们立刻会表达自己的不满。在地方官员三年任期期满，面临升迁的紧要关头，一份并不好看的管理记录会起到毁灭性的作用。因此，自我节制被中国人视作是预防滥用职权渎职腐败的有力法宝。
有一个阶层分散在帝国的每个角落。这就是外国人非常熟悉的士大夫阶层。在所在地，他们是一群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大夫们都完成了必须的教育，通过了一个或两个通向仕途的政府科举考试。将他们与我们西方的情况作一下比较的话，士大夫们就像是西方国家中没在政府任职的大学毕业生。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所有这些东方的教育毕业者在学习中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进入仕途作为毕生的职业。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官员，多数人如愿以偿，平步青云。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这些人在其所在地区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他们享有法定的特权和豁免权，省里巡抚以下的官员都没有权力对之进行裁减或取消。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是独立于当地政府之上的。士大夫们将体力劳动和经商看做是不体面的事。只有在火急眉燎的时候，他们才会放下架子去为生计而奔波。因此一般来说，这一阶层都生活悠闲，有充足的时间思考自己的道路。因为他们将自己看作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士大夫通常在评论官府的时候温和而保守，同时他们对公众舆论有着引导和控制的作用。他们既是民间纠纷的必要协调者，也是政府处理与人民关系的桥梁与纽带。士大夫们组成了一个非官方的随时起作用的“陪审团”。中央政府通过监察制度与士大夫阶层保持联系。通常，政府对他们的意见非常重视，将之视为百姓的心声。
我们必须看到，士大夫们在抵制本性残忍、贪婪的官员方面，消除他们的恶劣影响方面起到了调节与缓和的作用。他们也属于社会的统治阶级，其中的许多人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和所批评的官员相似的职位；因此他们在批评官府、评判官员行为举止的时候显得仁慈温和。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家庭亲戚和朋友都是政府不当行为的受害者，他不能对他们抱怨和意志无动于衷。从现任官员方面来讲，他需要士大夫阶层的道义支持，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因此，士大夫们就成为了中国每一个地区的平衡器和调节者。
我们承认，就士大夫阶层在官府与百姓之间的作用来看，他们发挥的作用对形成好的政府非常重要。在另外方面，他们也渗透影响，发挥作用，但却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导致了大量的赔款，并将国家一次次地推向战争的边缘。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一向以维护传统的儒家道德、保持古老的礼仪制度、维持天朝上国体系为责任。几乎每个人都自认为是孔子的忠实弟子，是圣人的化身，智慧的源泉和道德的楷模。他们对儒家说教的机械尊崇使得任何超越他们的理解和学问的思想观念都被看做旁门左道，歪理邪说。士大夫阶层故步自封、封闭保守的特性实际上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士大夫阶层煽动了中国人对外国的敌视和反对，引发了许多的暴力冲突。尤其是针对外国传教士的冲突中，这一阶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尽管他们自视为维持中国朝廷体系的重要力量，但是在现实中对国家的安定发展危害巨大。
中国人发明了许多特殊的方式来表彰地方官员的突出政绩。如果有地方官员出现的时候，前面开路的随从拿着一把红色的丝绸伞，就表明在是一位深受爱戴的父母官。一般情况下，人们捐资制作这样的伞，在上面写上称颂的话语，列上所有捐资者的姓名，再把它送给众望所归的父母官。有的时候，大家还会举行一个隆重的游行，郑重其事地将伞送到官府。另外，老百姓也可能制作写有称颂的话的牌匾或者绸缎，送给拥护爱戴的地方官员。1870年5月，天津的地方官就被献上这样的伞和一块匾额。伞上写着“万民伞”，匾额上刻着“百姓活佛”的字样，以表达人们对这名官员的感激与祝福。老百姓以这样的独特形式将接受者称为佛教中的佛爷和人民的保护神。
如前所述，这些特殊礼物的背后显示了士大夫阶层操纵舆论的可怕影响力。毫无疑问，这样的伞和匾额是在士大夫们的授意下送给天津地方官的，以作为对他的支持与鼓励。在送伞仪式结束后仅三天，就发生了恐怖的“天津屠杀”事件“天津屠杀”是指清末著名的“天津教案”。《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横行霸道。1870年4月，天津发生多起以妖术迷拐人口案，案犯供称迷药来源于教民王三。于是民间便传说天主教堂派人迷拐小孩，挖眼剖心以作药用，更传义冢内尸骸暴露者为教堂所弃，一时群情激愤。5月23日，五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天津道周家勋会同法国领事丰大业审讯案犯。天津市民闻讯后围观并与教堂人员发生冲突。崇厚派人弹压无效，法国领事丰大业责骂崇厚并向崇厚开枪恫吓。出城弹压民众的官兵在回来的道上与丰大业等相遇，丰大业枪击官兵。围观的民众愤而将丰大业打死，并鸣锣集众，烧毁教堂等。愤怒的人们还焚烧了美国“布道堂”2所和英国“讲经堂”4所，共杀死法国人13名，俄、比等国人7名。事发后，美、英、法等7国军舰集中开到天津、烟台一带逞威。清政府派直隶总督曾国藩与崇厚会同办理此案。曾国藩判处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充军；16人处死，缓刑4人，25人充军；赔款50余万两；清政府派崇厚赴法国道歉。天津人民强烈反对，列强也还深为不满。清廷不得不将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最后以斩首二十人，发配二十余人，清政府出资二十一万两银子修建教堂，赔偿死亡英法俄国人殡葬银二十五万两结案。崇厚前往法国将此案办理结果照会法外交部--译者。。对于这一事件，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正是士大夫对百姓的影响导致了令人震惊的后果。二十名外国人遭到惨死，其中多数是妇女。那名接受万民伞和匾额的地方官被流放黑龙江，充军服役。二十名当地人被判处死刑，另外还有人受到了其他惩罚。同时清朝政府赔款约五十万两白银，还派遣了一个专门的外交使团到法国道歉。
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森于1871年拍摄的望海楼教堂废墟
当一外国人进入中国城市游历的时候，他很可能发现牌楼上悬挂着一些奇形怪状、腐烂不堪的靴子。这是人们表达对所爱戴的官员的另一种特殊方式。当一位深孚众望的官员任期期满，即将离开的时候，老百姓就会选派当地有头有脸的代表，去拜访这名官员，恭维称赞后者。然后人们就正式请求他为这座城市留下一双靴子。这样的请求是非常高的荣誉，从来没有人表示拒绝。然后，这双靴子会被异常隆重地悬挂上牌楼，经历风吹雨打，直至腐烂。
许多的事例表明，中国人对地方官员的不合理的压榨索取不仅表现出相当大的宽容，而且也有自己的抵制方式。我就知道证明这一点的例子。它显示了人们独特的行为方式，他们的克制和坚忍，最后胜利了。笔者将此作为本章的结尾：
清朝法律规定，官府征收的田地税的数额每亩都是固定的。由于中国人拥有的土地数量很小，所有这项税收显得微不足道。人们在缴纳土地税的时候一般都用铜板代替银子。尽管铜板对白银的比价天天都在变，但基本上维持在2000∶1的比例左右。这一比价的左右波动就为官员提供了牟利的机会。他们利用市场上铜板和白银的比价变化，在征收土地税的时候获利。北京郊外一百里有一个县。那里的地方官几年来一直是以铜板对白银为4000∶1的比价来征收土地税。这样地方官就获得了一倍的利润。对此，人们没有抱怨，而是认真地缴纳税收。就像前面说过的，人们知道官员也要维持自己的生活。
一位新官上任后，将比价提高到了5000∶1。对此，人们也没有反对，还是按照新比价缴纳了税收。结果新来的官员错误地认为当地的百姓容易欺负，在几个月之后，又把铜板对白银的比价提高到了6000∶1。结果，老百姓开始抱怨了，尽管还是照常纳税。比价第三次提高到了7000∶1。于是人们的抱怨开始沸腾了，出现了有组织的抗税，最终也还是不了了之。但是在新来的官员任期过半之时，他第四次提高比价，命令以8000∶1的铜板对白银比价来征收土地税。这实际上要人们缴纳四倍的土地税。
它成为了危机的导火索。人们马上举行了集会，在集会上决定向皇帝告御状。通过监察官员告诉皇帝自己遭受的苦难，要求将贪婪的地方官员撤职查办。因为县城离北京城很近，集会上人们还推举了几名代表亲手将状纸送到北京，来洗刷冤情。之后，三名有影响的绅士组成了代表团，带着状纸来到北京，呈送到了都察院的大臣手中。
清朝政府对于各种正式的文件的格式、写作、用语等方面有严格而烦琐的规定。它们一定要写在特殊颜色的纸张上。写作的时候要严谨、规范；写好后按照固定的尺寸折叠装封，列上收取人的姓名地址等。所有的步骤等要按照严格的规定执行。
结果情况对代表团的三名绅士很不妙。因为他们的状纸在一两个小地方没有符合上述的严格要求。于是状纸不仅被驳回，三个人每人还被惩罚了五十大板，因为藐视法庭又被罚款了一笔钱。他们走投无路，只好凄惨地回到家乡。当地的官员得知消息，马上宣布土地税征收的时候，按照铜板比白银9000∶1的比价来执行。他以此来庆祝自己的胜利。
这名官员一再轻视了百姓。县里的人们立即又举行了集会，更加认真仔细地起草了新的申诉状纸，列上了父母官的新罪行。之后大家依然选派几名代表亲手送到北京。这一次，他们成功了。违法的官员受到了惩处，被罢黜了职务，永不续用。朝廷向该县派遣了一位深孚众望的清官。新官上任伊始，就召开了广泛的群众大会。他让大家自由讨论，发表看法，以便决定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土地税征收比价。最后双方一致同意按照铜比银为5000∶1的固定标准来征收土地税。
为了纪念这事，人们刻了一块花岗石碑，上书：某年某月某日，县官和百姓举行集会，会商同意之后土地税永远按照一两银子对五千铜板的比例收取，不得违反。大家把碑文竖立在县城的中心广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