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来路不明的灰色收入。当官的只要愿意，坐在家里自有八方来客变着法儿送钱上门，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如果送钱送物有行贿之嫌不方便，那就坐下来打麻将输送，或赠古玩字画，送爱好，进行一番艺术化处理，有何难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经商的生意人靠诚信赚钱，要被故作清高的文人骚客讥讽为满身铜臭；当官的用权力赚钱却是为民作主、是公仆；不但如此，公仆拿了人家的钱，人家还得一个劲的讨好，忙不迭赔笑脸，名利双收，鱼和熊掌兼得，物质和精神双丰收。
三、当官的钱值钱，含金量高。老百姓花十块钱才能买到的东西，当官的花一块钱就行，而且无须担心什么假冒伪劣，肯定是质优价兼的超值享受。
四、当官的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玩到哪儿，一切花费均为公家报销，用现代的术语叫“职务消费”。
五、一人当官，全家享福。官轿可以共坐，官药可以共吃，官仆可以可使。
六、官官相护。今天你有难我帮你，明天我有难你帮我；帮你就是帮我，帮我就是帮你；谁不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平日里都是有饭大家吃，有财大家发惯了的；当官的赚钱不用怕犯法，犯了法不愁没有兄弟同党们来遮掩。如果当事人实在难逃一劫，最终也会以认罪态度好而敷衍了事过去，本来要杀头的，打上几板子意思意思就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了。当官赚钱乃零风险的买卖，个中的妙处，绝非一般小老百姓所能体会。
同是做官赚钱，而且西方市场社会官员的薪俸比中国农耕社会的官员们高得多，为何官本位反倒成为我国社会久治不愈的玩症呢？原来，市场经济社会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无数条发家致富的途径，从事工商业可以发家，从事农牧业也可以发家，甚至于捡破烂拾垃圾都可以发家，条条大路通罗马；而农耕社会却不是这样，自古华山一条路，不读书做官就难有出路，读书做官是不二法门，此其一。
此其二是人家有相对过硬的监督制约机制，官员们在有力的制约监督机制之下很难有偷鸡摸狗的空间，离开明里的主收入，很少有暗中的副收入，即使是职务消费也会受到严格的稽核，众目睽睽，丁是丁卯是卯，读书做官在经济上的六个好处一下子少掉了后面的五个。据此，我们也不妨顺便来个推测：现阶段，在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机制的情况下，若采取象西方一样的高薪养廉政策未必能奏效。弄不好，廉政问题没解决，反倒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激化了社会矛盾。
4、暗箱操作
看到一个“暗”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暗中捣鬼、暗中勾结、暗中交易、暗地里、偷偷地之类不光彩的字眼。虽然暗箱操作不能与之划等号，但它毕竟为暗中捣鬼、暗中勾结、暗中交易提供了便利。
暗箱操作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三个，即独断、随意、隐秘。
所谓独断即大事小事一个人说了算，决策指挥权高度集中于一人之手，权力的运用不受任何限制。国家、集团如此，家族、家庭也是如此；普天之下大凡实行暗箱操作的地方莫不如此。整个中国农耕社会就是由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君主、家长的玩弄于股掌之上，家长即家庭家族之君主，君主即国家社稷之家长。
独断虽不拒绝幕僚、谏议、参军之类的人物，但他们在暗箱操作中发挥的作用却十分有限，有赖于掌权者的明智，掌权者明智如唐太宗，则幕僚、谏议、参军之类的人物就有用武之地，如姜太公、诸葛亮、魏征；反之，再大的官，再善的心，再好的建议都得提心吊胆，弄不好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在龙颜大怒时被推出午门斩首，于霎那间人头落地、魂飞魄散。
独断很容易带来事业中的大起大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其进锐者，其退速。这种大起大落的幅度不是一般的波动、曲折等词汇所能形容，真正似惊涛骇浪，翻江倒海。创业时，明主们志存高远，耳聪目明，事业的发展如火如茶，一日千里；创业成功后，明主们志满意得，头昏眼花，事业的衰落是飞流直下三千尺，一泻千里，兵败如山倒。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也有起落，但这种起落通常是小幅的、温和的，它尚不至于使民族国家一下子倒退几十年，这就是民主与独断的根本区别！
所谓随意即凡事缺少一套公开合理、有权威、有约束力，能得到切实遵守的规则制度，单凭独断的掌权者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同样是男女偷情，当事人受到的惩罚会相距甚远，到底是被处死还是被鞭笞，全看大老爷的性子；嫡长制是皇位继承中公认的规则，但很不牢靠，动辄要被当事的皇帝丢弃，皇帝老子讨厌长子，长子就活该倒霉，皇帝老子喜欢老三，老三就得道升天，谁玩权弄术的技高一筹，皇帝就轮着谁做。
随意和循规蹈矩是一对矛盾，随意性一大就没有规矩。今天是是的东西，明天就变成非，是非不明，黑白不清，下面的人不知道怎么办，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对长官意志的主观揣摩上，费神费力，效率低下，效率低下是随意的必然产物。
顺便一提的是：中国人确定规则总喜欢留有余地，时常要在基本的条条杠杠后补上一句：“在特殊情况下如何如何”。看起来好象是面面俱到，滴水不漏，既抱了西瓜又拣了芝麻。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国人心目中的特殊情况大多是有利于暗箱操作者的局部利益和放不下的眼前利益。好端端的规则，一旦允许“在特殊情况下如何如何”，实际执行时就会变得面目全非，不但特殊情况下的芝麻没有捡到，而且连普遍情况下的西瓜也没抱住，规则成为一纸空文。
所谓隐秘即包含了两层意思：1、是规则的制定和运用在幕后进行。2、是规则本身对老百姓深藏不露。老百姓不知法就很容易犯法，犯法后该怎么处罚又取决于暗箱操作者对规则的自由运用，怎么对操作者有利就怎么办，而且每次都不难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独断的掌权者为何死死抱住暗箱不放，就在于暗箱中自己的利益多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多多。遮掩暗箱的惟幕一朝落了，一切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西洋镜被揭穿，戏没法往下演，虚假的神圣的角色光环消失殆尽，暗箱操作者便无利可图，无计可施。
暗箱操作历来也是滋生小道消息、流言蜚语的温床，中国人自古就有热衷于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的光荣传统，甚至谁知道的小道消息多，谁知道得早，谁知道得细致，谁就受人崇敬，谁便高人一等。这就难怪中国的精英们做事总爱保持一种神鬼莫测的森严气象了。因为越神秘，越沾沾自喜，越有水准，神龙才会见首不见尾，谁不希望被人尊称为神龙啊！
5、道德教化
凭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头悬梁、锥刺股的求学精神，以及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历史上为何没有诞生一批彪炳千秋，堪称世界级的社会与自然科学巨匠呢？原来，中国农耕社会尊师重教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科学，而是为了维持固有的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秩序。老师无非是一些皓首穷经的腐儒，教材也不外乎四书五经之类的道德文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推广合于固有的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秩序的道德，才是尊师重教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农耕社会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在世界各国史上是无与伦比，因而对后世的影响亦罕有其匹，以至于今天仍有人称中国社会为耻感社会，以示与西方的罪感社会相区别。生活于耻感社会的人们言行举止的取舍标准是周围人的反应，是社会道德舆论的褒贬。如寡妇再嫁，虽然是天理人性的需要，但恐遭左邻右舍的白眼，便只有作罢；相反，为狐朋两助插刀，虽然国法难容，但深受狗友赞赏，所以死不回头。
中国农耕社会对道德教化极端重视了几千年，其成效到底几何呢？且不说秦二世、隋炀帝这等暴君和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漆黑官府，单看被后人心驰神往的所谓淳朴民风。孔子周游列国，阅历深广，他老人家的两句话可作为我们穿越时光隧道的指南。“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吾未见能见其过而自内讼者也”。或许孔子所处的年代是一个王室式微，天下纷争，兵祸连结，道德沦丧的年代，算不得数。再看曹雪芹笔下的和平年代的道德风景又是咋样？“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金钱忘不了……”；“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爱，君死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女谁见了”。
不难看出，道德教化虽被中国农耕社会的统治者日日、月月、年年讲在嘴上，挂在心上，但真正的效果却微乎其微，乃至适得其反，无论是孔子眼中的社会众生，还是曹雪芹视线内的男女老少，其所作所为与礼治道德所强调的妇女要从一而终，子女要孝顺长辈，君子要视金钱如粪土，淡泊名利等准则还相距甚远。
其实，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
一、中国农耕社会的经济落后，而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客观上又与它的经济基础成正比。记得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有些地方的农民温饱问题未得到解决，面子熬不过肚子，偷鸡摸狗，顺手牵羊之事比比皆是，那时，一大早起来，伴随着袅袅炊烟的是叫骂之声相闻，老死不肯谅解。后来土地承包到户，农民衣食温饱问题已不成为问题，清晨的叫骂之声相闻才日渐被鸡犬之声相闻所取代。路不拾遗仅靠空洞的道德说教是不能实现的，只有千家万户的粮仓、衣柜里塞满了，路上遗失的粮食、衣服才没人拾。
国人看到自己熟悉的，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亲朋今天突然去世时，通常要由衷地感叹人生的虚空：“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呀！在世的时候，整天为了钱奔波劳碌，与他人争个不休，现在一眨眼撒手西去了，什么也管不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听听这种感叹，好象他们都想开了，往后啥事定能礼让三先。可事实不然，第二天照样会为一点蝇头小利与邻里争得昏天黑地，这也难怪，毕竟眼睛睁一天就要吃一天的饭，不去奔波、劳碌、竞争，饭从哪里来呢？不但要去争，而且越是资源稀少，经济不发达，竞争的手段、程度越惨烈。现代资本主义生存竞争的主流是靠资本、智慧、诚信，而传统农耕社会生存竞争的主流却是靠屠杀、抢劫、盗窃。
有人可能说中国农耕社会的经济虽然落后，但整个社会却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谦让、舍利取义的高风亮节社会，与你所讲的情况不符。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因为从最终得到的实惠上看，谦让、礼仪、舍利取义都是损处于下位的弱者，利处于上位的强者；处于上位的强者不遗余力地推崇谦让、礼仪、舍利取义本身就是在竞争；这种竞争比资本主义赤裸裸的竞争更具欺骗性、垄断性、残酷性、道德水准更低。谦让、礼仪、舍利取义的本质就是要求处于下位的弱者们尽其所能的节欲、省俭，然后把节省下来的利无私奉献给处于上位的强者，让来让去总不会让给处于下位的弱者，这一点，处于上位的强者心透亮。
二、道德无理。依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标准去衡量用于教化万民的道德理应是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人伦天性，否则就不可行，就是无理，无理的道德再怎么教化也无济于事。在中国农耕社会的道德体系中虽不乏合情合理之处，但悖逆人伦天性、自然规律的地方也触目皆是。
象“食色”本是包括女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天赋人权，但中国农耕社会的道德戒律就是拒不承认妇女对于性的合理要求，男人死了妻子，妻子的尸骨未寒便可以堂而皇之的喜迎新娘；女人死了丈夫，不要说是一年、二年、整个的余生都得为一个阴魂坚守空房，做贞女烈妇，必须“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才行；如果真的是出于夫妻情深也罢，但不少的花季少女，仅仅是和未婚夫定了亲，面还没碰过，一旦未婚夫遇故身亡，未进夫门的少女也得为之守寡一生。做丈夫的梦里和别的女人翻云覆雨，醒来后可以当作开心事说与妻子共享，但当做妻子的也坦言相告：“人都是一样的”时，却要招来丈夫的一顿暴打。
再如“孝悌”，儿女对父母反哺固然是应尽的责任，但为了孝顺父母就应当卖掉自己的妻子，甚至将自己的儿子杀死吗？这么血淋淋的孝道能发扬光大吗？宣扬为父亲暖席可以，但进一步要求儿女们为了满足父母的口福应不顾冰天雪地去卧冰求鱼，就是无理。提倡无理的道德势必会孵化出大量弄虚作假的伪君子。
“唐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乌大集，使验有实，旌表门闾。后试，乃是孝子撒饼于地，群乌常来食之，其后数如此，乌闻哭声以为度，莫不竟凑，非有灵也。”
道德的无理还表现在用理想中的神化人物的完美操行来要求凡夫俗子，或是把各色人等的道德优势集中于一些并不完美的凡人身上如孔子、关公等，塑造道德偶像，并以此来约束普通民众。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果能如此，道德则不教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