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礼治与专制
所谓礼治共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一系列有关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法律制度。如“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亩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二是与法律制度相呼应的道德伦理观。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父慈子孝；兄敬弟爱。三是一整套合于法律制度、道德伦理观的礼仪行为规范。如三磕九拜、三呼万岁、打躬作揖。
礼治中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经济资源分配，就是一个“钱”字，这一点恐怕要让那些沾沾自喜于我国古代精神文明的人们痛心疾首了。因为羞于谈钱，耻于言利是咱中国人一贯引以为傲的美德，想不到在我们最珍视的古代精神文明中最本质、最核心的竟是俗不可耐的一个“钱”，真令人汗颜，但事实不容置疑，君不见日常交往中人们彼此送礼时，私下里最为掂记的不就是礼的含金量多少吗？礼的价值不菲，则是礼重了；反之，则是礼轻了。上下级、同事、亲朋、街坊邻里之间，嘴巴上的礼貌再周到，如果少了请客吃饭、银钱往来，那就要大打折扣。不但要送钱请吃饭，而且要送大钱吃得够档次，吃得不丰盛钱少了都是不够礼貌的表现。
中国人的礼是论斤秤两的，礼的轻重成为人们衡量人际关系的一把标尺，礼轻交情薄，礼重感情深。并且也是对等的，礼尚往来，你重我也重，你轻我也轻，配合默契，分毫不差。
在中国农耕社会史上是先有专制，后有礼治。礼治是为了更好的维护专制而产生，周公制礼也好，孔子克已复礼也好都不外乎这个目的。打开专制政体的漆黑大门我们看到：位于权力结构顶端的君王可以为所欲为而绝少制约，吃不完的山珍海味，玩不完的后妃美女，花不完的黄金白银，住不尽的高堂华屋。言出法随，集天下苍生的生杀予夺大权于一身。这样的位置谁不想得到？人同此情么！于是，背叛、造反、忤逆、阴谋、弑君、杀父、犯上作乱、篡位、政变、仇杀、镇压，一出出惊心动魄的人间惨剧持续不断的上演，社会陷入巨大的动荡之中。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人人胆颤心惊，个个朝不保夕。长期生活在这种恐怖环境中，谁又能承受得了，除非是野兽，谁不渴望和平？如此，制定出一套不但能维护现有经济资源分配秩序，又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所拥护的治理规则、理论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也正是礼治体系设计者的出发点。
在历朝历代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对礼治精神推广教化后，黎民百姓早已形成了对礼治政体的由衷敬仰和本能依赖，大一统的观点深入人心，服从与逆来顺受成为被统治者的自觉和衡量是非的标准。所以除非是昏庸残暴到极点的独夫，通常，他们的龙椅都能风雨不动安如山。专制政体在中国悠然自在了两千多年，礼治体系的功不可没。
专制不是中国农耕社会的特色，但礼治与专制的合二为一却使中国农耕社会的专制与众不同，礼治粉饰下的专制更残酷、更稳固、更有欺骗性。礼治体系的道德外衣，能把一切对大人、强者存非分之想的小人、弱者置于心灵上的惶惶不安境地，防患于无形。
礼治虽是为粉饰、强化专制而诞生，但其中亦不乏某些在当时看来颇为合理的成份，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父慈子孝；兄敬弟爱等。问题是由于专制在先，处于上位的大人、强者往往对此视而不见，仅是一味地要求处于下位的小人、弱者尽忠尽孝，无条件地奉献服从。而礼治体系的鼓吹者对此又无可奈何。于是在礼治体系设计者那里是双向的节制、约束，到了实施时却蜕变为单向的节制、约束。礼治的初始精神被后世的施行者曲解异化。旨在上下和同的礼治变为狰狞吃人的礼治。
吃人的礼治虽有许多可恶之处，但中国人对它的态度却是复杂的，它恰是一只烫手的山芋，惹得人既恨又爱。当一个人处于下位时，是礼治的受害者，对礼治恨之入骨，万般诅咒；当一个人处于上位时，是礼治的得益者，对礼治赞不绝口，顶礼膜拜。由于每个社会成员一生中都是多种身份、多种角色的复合体，即使是皇帝老子也不例外，免不了此时处于上位，彼时处于下位；此地处于强势，彼地处于弱势；此人面前处于上位强势，彼人面前处于下位弱势。所以，每个人都同时是礼治的受害者、得益者。一个平庸的男人在乡绅、族长面前是瑟瑟发抖的可怜虫，但一回到家中看见自已的老婆孩子，顿时就威风凛凛，俨然是个大王，在外虽是个狗屁不如的草包，但到家大小也是个长，也可以享受一下礼治的优越性。一个小王子，父皇、兄长在世时频频挨训，膝盖上早已跪出了老茧。但如果上天垂青，时来运转，侥幸登上龙位，则从此面目一新，风光无限。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曾经整得自已苦不堪言的礼治更好的东西呢？
正是因为每个礼治的受害者同时又是礼治的得益者，狰狞吃人的礼治才拥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基础、民众基础，到如今仍死而不僵，阴魂不散。可悲可叹的炎黄子孙们就这么一代一代、一年一年地重蹈着前人的脚印，苦在其中，乐在其中，没落在其中！
2、内圣外王
当一个人进入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时，就可以无愧于内圣或圣人的称号了。他浑身上下，从里到外没一点毛病，每时每刻“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十全十美，既高又大又全。
这样的圣人可不好找。孔子是中国农耕社会公认的圣人，但孔子就曾说过：“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事之，未能也。”“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期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期可矣。”孔子是诚实的，因而也是可敬的。
道学家们在抨击世风时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人心不古”，他们总宣扬越古之人越淳厚，越古之人越神圣。果真如此吗？也许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还不算遥远，那就再来看看炎黄子孙的始祖——黄帝与孟夫子所极力推崇的周武王二人，到底算不算得圣人？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关黄帝得天下的描述是：“（黄帝）以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虽寥寥数笔，着墨不多，但一个尚武好战的王者形象已呼之欲出，黄帝之得天下凭武力多，靠德政少，算不上标准的圣人。至于周武王，孟子本人就心存疑虑：“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漂杵也？”意思是以最仁慈的周武王讨伐最不仁慈的殷纣，何至于流血多得把捣米的木槌都漂了起来呢？可见周武王也算不得货真价实的圣人。我以为道学家们之所以言必称三王、称上古，并非三王、上古之人真如他们所言的那样淳厚、神圣，而是现实世界中无法找到支持他们理论体系的完人、圣人，只好跑到年代久远的上古去找根据，搬救兵，因为称三王、称上古用不着担心证据是否准确，谁要是胆敢质疑，立马给他扣上一顶污蔑祖宗的大帽子，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孔子不是圣人，黄帝、周武王也不是圣人，那么中国农耕社会史上到底有没有圣人呢？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点错误都没有的圣人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
内圣或圣人既是如此的可望不可及，道学家们何苦还要孜孜以求呢？个中原因很简单，即他们所津津乐道的礼治体系是一个“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的体系，是一个系国家兴衰于一人的体系。这个人就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皇帝一旦骄奢淫逸，视民如草芥，则大臣百官就会竞相效尤，贪赃枉法。本来就已向皇帝百官严重倾斜的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秩序，这时简直是一边倒了。如果不幸又碰上水涝灾害，颗粒无收，那摆在平民百姓面前的就只有坐以待毙和犯上作乱两条路可走。虽说中国农耕社会的平民百姓一贯以刻苦忍耐为能事，但也不是无止境的，总有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最低生活保障。低于这个底线，平民百姓就容易被逼上梁山，铤而走险。秦末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背景即是如此。所以，要实现一家天下的长治久安，至高无上的皇帝就要内圣，内圣了就不会毫无节制的放纵自己，就会使自己的言行努力符合“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的为政要求。皇帝内圣了又会带动大臣百官，直到每个族长家长都能身修家齐，于是，国治天下平。这便是道学家们的如意算盘，很可惜，他们从未有过如意的时候。
内圣外王的价值观对中国农耕社会的影响基本有三：
一是绵绵无醒期的家国梦。西方的哲学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君王跟凡夫俗子一样有为恶的倾向，要使君王少为恶或为小恶，则需对君权进行限制和监督。限制君权，君王想为恶也很少有条件；监督君权，君王打算为恶时，会担心受到惩罚而却步。中国的哲学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君王不同于凡夫俗子，可以依靠后天的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进入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间存在着内在、渐进的逻辑关系。齐家与治国密不可分，家放大一下就是国，国也无非是一家之天下。既然修好身齐好家就可能治国平天下，而自以为修好身，齐好家者又不计其数，则古往今来稍为得志即做起家国之梦者自然会如过江之鲫，绵绵不绝了。
二是百姓自主意识的丧失。1976年，在我还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孩童时，一代伟人毛泽东谢世了。记得那些上了年纪的人顿时觉得天塌了下来，“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毛泽东在世时，一切都有他老人家给我们安排好了，毛主席是那么的英明无比，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开天辟地第一人。咱老百姓除了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毛主席，感恩戴德外，其它啥也不用管，不用想。现在毛主席抛下我们不管了我们怎能不六神无主，惶惶不安呢？百姓自主意识的丧失由来已久，其根源就在于内圣外王的价值观。皇帝是圣上、是君父、爱民如子，无所不能，百姓是子民、是愚夫、不能有丝毫自主意识，自主意识应该扔到大江大海里去。有了反倒是麻烦，官府会问你一个小老百姓要自主干吗？是否对“圣明天子”不放心？或者有什么混帐心思，暗中图谋不轨？
三是社会生活中假、大、空的盛行。西方的基督教虽然把耶稣的人格说成是完美的，但只是要求教徒们去信仰他，而不要求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它把人和神分属于两个世界，不要求信徒去修凡人无法达到的德行，去遵守脱离人性的清规戒律，其道德教化是理性的，现实的，通过努力是可以做到的。中国的儒教也把孔子的人格说成是完美的，但它跟基督教不同，它还要求吏民百姓向孔圣人学习，以他为楷模。儒教把人与神连在一起，人可以修炼成神。儒教不但虚拟圣人，杜撰圣人，而且还要求吏民百姓去修凡人无法达到的德行，去遵守脱离人性的道德。这就难免要在吏民百姓的眼中形成两种反差：一方面昏招迭出、昏话连篇的皇帝被百官一个劲地喊成圣明天子；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上官被下官恭维为明镜高悬的清官，人人言不由衷；另一方面皇帝百官嘴上讲得唾沫横飞的大公无私、修身齐家，从来就不曾付诸行动，个个言行不一，仅是说给下官、平民百姓听的，千万当不得真。如此，现实产生反差，反差反作用于现实。上行下效，上下期满，假话、大话、空话长盛不衰矣！
3、官本位
在中国古代，一个平民布衣的孩子，若要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除去读书做官外，鲜有其它途径。练武吧，师傅难找苦难吃；经商吧，官府有重重障碍；读书做官虽然也难，但毕竟是人间正道，人人可为。官本位是什么？官本位根本上还是钱本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不是目的，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能发家致富；读书不是真正的高，真正的高是在书读好了做上官后，做了官才会高高在上，才有资格傲视苍生。要不，象范进那样书读到胡子白还做不上官，不但高不了，而且连自家丈人胡屠夫都要嗤之以鼻。书对梦想读书做官之人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百宝箱，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
读书做官的魅力实在太大，几乎成为所有读书人千古不变的最高理想。从《大学》的格物致知、治国平天下；《论语》的“学而优则仕”、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到《神童诗》中的“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都是一脉相承，差不多的意思。
读书做官在经济上的好处多多，稍加归纳有六：
一、有旱涝保收的薪俸。种田的收成如何要看天，经商的收入多少要依码头运，当官赚钱就不一样了，不管是风调雨顺还是洪水连天一样的盆满钵满，硬棒棒的吃皇粮。唯一的风险就是江山易主，但即使是江山易主，也难不了那些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官场老滑头，不过改一下弦，易一下帜，还是照做官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