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处世之态纵多端，仁义爱敬不可缺，杰人多于此中出，说与官宦宜流传。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一个人能走多远，就要看他的眼界有多高。官场上也是一样，处世之态不摆正，纵使位高权重也枉然。当他能够放眼未来，不被眼前所迷惑，他才有赢得未来的可能；当他做事懂得刚柔相济，才会有张弛有度的收获；当他做事圆融通达，才能利人利己；当他心胸宽阔，自然就会藏得住天下……
放眼未来，赢得未来
放眼将来，能生先见之明，是以趋利避害之不二法门也。
为人处世中，眼界是很重要的。能够放眼未来，就会有先见之明，就能够趋吉避凶，就能够知晓哪些事可以为，哪些事不可以为，这样才能赢得未来。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人们很容易看出他处处以小心谨慎、谦忍退让、委曲求全作为准则，而往往不知道他的处事之道中也有另外的重要一条，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这种“敢”、“勇毅”虽然体现并不算多，但却往往是用得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晚清的政治风气已大不如前。这与当朝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当时流传颇广的《一剪梅》这样形容官场积习：
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曰：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曾国藩心里很清楚，眼光须放远一些，溜须拍马、得过且过、苟且偷安是没有什么作为的。在这一世风之下，曾国藩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却是何等的胆量！
曾国藩在每做一个决策之前，都把他的行动和天下局势联系起来考虑，不为眼前的蝇头小利所惑。曾国藩所把握的天下局势的主要方面就是清王朝的命运以及宫廷内的政治斗争。
曾国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弊端、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他之所以能看到大清的腐败和危机，是由他的家庭背景和他所交往的一群有志文士决定的。曾国藩来自农村，了解农民的疾苦，也多少感觉到他们的反抗情绪。而湖南地方的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直生活在农村，早已察觉到某种斗争风暴，并在谋划准备。
曾国藩一直跟家乡的朋友有书信往来，讨论学术问题，也交流对时局的看法。他们深受儒家影响，家庭环境和政治理想也相近，唯独曾国藩官运亨通，但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渴望把民间的意见传递给曾国藩，上达天听，曾国藩也渴望从他们那里了解情况，筹思对策。往来最为频繁的是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等人。
正是在这些充满书生血诚的好朋友的鼓动下，当咸丰皇帝下令征言时，曾国藩连上十四封奏章，希望整顿吏治、革除时弊、培养人才、训练军队，为国家做万一之想。他知道自己是在冒险，又不能不做：“官至二品，不为不尊，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刘蓉鼓励他说：你说了却不见效，不能以此来推卸责任，你是国家大臣，“不爱钱，不怕死”可表明你的志向，却不能尽大臣报国的忠心。罗泽南则说：有所畏惧，就不敢说，这是大臣贪恋权位的私心。在他们的鼓动下，曾国藩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大胆呈上了批评信。最后一封奏章，更是直接批评咸丰帝的三大缺点，惹得龙颜大怒，差点获罪。
曾国藩不顾个人安危，惹恼皇帝，既是他个人的书生血诚，也是他身后那一群人的书生血诚，更是其有远见，放眼未来的胆识和睿智。
曾国藩的老家有一个姓朱的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国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与朱知县交好的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奋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议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
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他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
然而，一旦真正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他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
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
所以，亏空弥补也无助于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名利而已。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此外，曾国藩虽受传统文化思想较深，但却不是不知变通的封建老古董，他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人贵自强，求人不如求己”，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无疑来说，是极为有远见的！
曾国藩在各洋务派的支持下，兴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洋务运动。不管曾的动机如何，他在洋务运动中的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
曾国藩率先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虽然一开始是一个手工作坊，但他们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他还与学生李鸿章共同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局，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等等。
所以，放眼未来，这样才不会落伍，才能赢得世界。
刚柔相济，方能张弛有度
以柔克刚，刚亦济柔，此万物之常态，不可不效也。
有的人做事很有原则，但处处碰壁，有的人委曲求全，却也不见得事情圆满。做事做好的状态就是刚柔相济，这样就会张弛有度，有左右逢源之效。
曾国藩自幼便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因此，曾国藩早期认为只有自立自强才能成就大事，“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
曾国藩纵观历史上诸多圣王贤相、功臣名将、圣贤哲人，认为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他们身上不乏刚毅挺拔之气，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一种坚不可摧的自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刚”。刚是一个人的骨架，靠着这副骨架人才能站立于世，才能克服大量的困难险阻，才能超越常人，战胜恐惧、悲观、消极和畏难苟安的心理天敌，才能使人体生命之潜能无限地释放出来。而且，人若无刚则无以自立，若不能自立则无以自强。刚，是人类生命运动中最大的源泉，否则，生命则变得无动力、无价值、无意义。
所以，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时，毫无畏惧地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具备了挺然特立不畏强敌的精神，但是因此而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
后来，曾国藩熟读老庄之道，尤其是《道德经》。“以柔胜刚，胜之常道”就是老子的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但是水可以冲击任何坚硬强大的东西，没有胜过它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以柔制刚，以柔克刚，运用于人格的自立自强上，往往会产生特殊的效果。
曾国藩逐渐明白，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因此，曾国藩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所以要刚柔相济。
古往今来，有多少功臣名将由于过“刚”而遭遇不幸。关龙逢、比干由于刚直不阿，直言进谏，而惨遭夏桀和商纣的杀戮；海瑞由于秉性耿直乏柔而一生坎坷不受重用；方孝孺更是由于不知变通而被灭九族。当然，历史上有很多智者，刚柔相济，化被动为主动，将局势就转为对自己有利的一面。
勾践灭吴很明显就是一则外柔内刚、以求自强的故事。
春秋时候，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向吴国讲和，称臣为奴，并献上了越国的珍财异宝和美女西施。夫差每次外出勾践总是恭顺地请夫差踩其背而上车，并在车前为夫差牵马，甚至在夫差生病时口尝夫差粪便，以表忠心。即使有人唾骂，他也不在乎，总是一副低眉顺眼的面孔，深讨夫差之欢心。久而久之，夫差便放松了对勾践的戒惕，放勾践回到了越国。实际上，勾践深以会稽之战为耻，从未想过放弃报仇，然而时机并不成熟，所以他一面卧薪尝胆，苦心劳力，安抚群臣，教养百姓，发展生产；一面到夫差面前问安献宝迷惑夫差。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准备，勾践终于打败了吴国，活捉了夫差，而称霸诸侯。他正是以匿刚显柔的手段，从而达到了灭吴称霸的目的。
曾国藩熟读中国历史，更善于用史，是一个从古代先哲那里吸取智慧的人。他是一个善于把所学知识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思考的人，并从中抽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条与经验：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
他总结出，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将导致失败，这些对他以后为人处世、行军打仗，都有深远影响。
同治元年（1862年），苗沛霖占据淮北，横行无忌，僧格林沁与曾国藩受命共同剿捻。两人本应齐心合力，联合对敌，然而钦差大臣僧格林沁遵循胜保的安抚政策，任其妄为。僧格林沁自以为了不起，瞧不起湘军，这次也想借苗沛霖来和湘军对抗。有了僧格林沁的支持，苗沛霖更是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他接连几次挑衅湘军唐训方和蒋凝学的部下，激起了湘军的众怒。因此曾国藩和其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动手找苗沛霖算账，势必会激化矛盾，不但给密谋造反的苗沛霖提供借口，而且也会使僧格林沁更加恨自己。曾国藩审时度势，认为现在必须隐忍，苗沛霖迟早是要剿灭的，但现在不行。
曾国藩在给部将唐训方的信中教导说：“我们现在并非没有能力打败苗兵。只不过现在局势变了，如今苗兵又领了上万的军饷，声称归顺我大清，很受朝廷赏识，不得再以叛兵对待。如果直接带军队去跟苗兵作战是不明智的。我们先安抚他，这样既可以保全自己，又不至于使僧格林沁与我们结怨太深。他时时挑衅杀我湘军兵士，只不过是为了挑起我们内部的矛盾，使我们窝里斗，替僧格林沁出气。此时不能用刚，开战不是很好的办法。还不如我们现在撤退，坦然不与他对抗。此地由僧格林沁派兵防御，也许会相安无事。如果苗兵再杀我兵士，那就更有理由去剿灭他了。”
三天后，曾国藩在给沈葆桢的信中再次谈了自己的想法：“寿州退还苗练一节，此间人多不以为然。寄谕亦未允许。苗练屡禀，动称楚师勾结捻匪。僧邸屡犊，动称派员详查楚师与苗练不和，孰直孰曲。我军如果跟苗兵开仗，势必会与僧格林沁水火不容。
今日之天下，岂堪将帅更有水火之争？弟故不能不早退一步也。”
很明显，为了避免和朝廷倚重的僧格林沁发生矛盾，曾国藩宁可一退再退，以柔术应之。实际上，他故示柔弱，隐忍一时，同时也是打太极一般，把最难踢的球踢给了僧格林沁。果然不久苗沛霖公然反叛，把僧格林沁搞得下不来台，最后还是他把苗沛霖给剿灭了。
朱熹有一首诗：“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昨天晚上下雨了，江里面的水涨起来了。没有水的时候，这个船怎么推都推不动。水来了，船涨起来了，一个竹竿下去轻轻一推就动了。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在没水的时候推船呢？不妨等等，等水来了之后再推。等时间过去了，新的情况发生了，在合适的时候反击，就跟江中有水的时候来推船一样，四两拨千斤，多么的容易！
后人中，有很多人效仿曾国藩。蒋介石一生推崇、学习、效法曾国藩，认为曾国藩的著作是“任何政治家所必读的”。
蒋介石在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练学生，还亲自编辑了《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要求学员“人手一册”，作为治军治国之蓝本。上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等地举办“中央训练团”，亲自从《曾文正公全集》中辑录出《曾国藩剿捻实录》，分发给广大官兵，尤其要求高级将领“格外用心研究”。蒋介石带兵最大的法宝就是给将士以“重赏”和“重赐”，这也完全师法于曾国藩“精神＋银子”的刚柔相济的练兵、用兵手段。
官场上也是一样，官场上是非多，总有些人，有些事让你措手不及，难以应对。如何让其尽可能圆满，接近自己的掌握？就要刚柔相济，这样才能张弛有度，不会脱离你掌握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