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当代民族主义的复兴让“帝国情结”重新进入俄罗斯社会，使其重拾信心，重新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不可或缺的世界大国。后冷战时期的俄罗斯在各个方面做出努力和让步希望可以回归西方世界，但结果没有能根除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戒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蚕食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打击俄罗斯的国际威望。最终俄罗斯不但没有能融入西方，反而也丧失了东方的一些传统盟友，从而严重削弱了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这些现象导致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帝国情结”开始出现。俄罗斯民族通过千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了自己一直是一个大国和强国，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它应该在世界上占据相应的地位，决不能成为西方国家忽略的对象。大国路线对于俄罗斯来说不仅意味着实力，而且意味着生存。在俄罗斯的传统思维中，俄罗斯只有作为大国、强国才是安全的，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战略定势，不可改变。这一理念拥有十分广泛的民众基础，对20世纪90年代后俄罗斯的外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97年12月，叶利钦签署了《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的文件，确立了要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战略。
第二，当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使俄罗斯开始重新关注其传统势力范围的重要性，决意坚守“独联体”阵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领土面积缩小了四分之一，曾经引以为傲的“世界的六分之一”已经成为历史。加上中东欧国家的纷纷脱离，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较苏联时代已经大大收缩。独联体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屏障，也是俄罗斯重振大国影响力的重要依托所在。所以，俄罗斯称独联体为自己的“切身利益之所在”，认为自己对独联体地区“负有特殊责任”。叶利钦在1995年9月的《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中就指出，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应该居于优先地位。
第三，面对西方，俄罗斯也改变了之前“一边倒”的做法，开始强调自身世界大国的地位和欧亚大国的独特作用。重视同西方国家保持、发展良好的关系，但已不再步步紧跟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步伐，有时甚至开始与它们发生一定程度的对抗。“俄罗斯并不像东方那样将自己定位为西方的对立面，相反俄罗斯意识到自己属于西方，是东方西方，因而应该成为两个世界的联结者，而不是分割者。”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期间，俄罗斯政府一方面支持民族主义者到美国大使馆门前进行反美示威，借助民族主义者的行为表达政府的不满和抗议。另一方面又充当了西方国家和南联盟之间的调解人，展开积极的外交斡旋，最终促成北约与南联盟达成政治解决科索沃危机的协议。这一事件的成功解决标志着俄罗斯政府不再以美国马首是瞻，重新恢复了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身份和信心。普京上台后，推行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以保障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为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强国富民”的基本战略基础之上，普京奉行“东西方并重”的务实外交，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主张“合作安全”、“团体安全”和“集体安全”的目标。在“全俄公共观点研究中心”2005年公布的一组研究数据表明，大多数俄罗斯民众对普京总统五年任期内执行的外交政策表示支持：61%的公民认为在普京的任期内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加强；24%的公民认为没有改变；只有5%的公民认为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下降了。
新时期俄罗斯施行的是务实外交，即立足于本国实际，强调与自己实力相符的大国地位和大国作用。正如普京总统在2001年1月26日的一次演讲中所说：“俄罗斯的外交事务应该努力提升俄罗斯在国际上的经济利益，同时扩大自己的影响。现在面临的新现实是俄罗斯对于自我作用的定位并没有任何降低，但事实上已经缺乏维持俄罗斯在世界上应有地位的手段和资源了。”正如普京总统一再强调的那样，重建国家经济才是当务之急，政府的一切工作和努力都应该以保障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前提，因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强大的必然基础。在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说：“我们的一切决定和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使俄罗斯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中牢固地占有一席之地。”
俄罗斯本来就有强烈认同本民族文化的传统，这一传统在世纪之交因为俄罗斯再次面临严重的危机和矛盾而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苏联解体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对国家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更为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对全体民众形成了强烈的刺激。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理念不再是民众的生活准则，而新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理念又没有能及时形成，在意识形态出现“真空”的状态下俄罗斯民族主义乘势而起，在俄罗斯国内扮演了统一理念的角色。“新俄罗斯需要寻求特殊的民族性，以获取更为清晰的身份认同和道德上的合理性。”俄罗斯政府前期对于民族主义的复苏和发展采取了默许、放任和支持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看到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精神能量，希望借助它起到团结国内民众共同发展国家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俄罗斯国家和政府在危机面前自顾不暇，根本不能有效控制国内外的局势，因而不得不转向民族主义理念，以达到基本保持社会稳定的效果。民众对于现实表示不满，希望在历史和传统中找寻安慰的心理，国家政府有意无意地宣扬和纵容都成为刺激民族主义在俄罗斯国内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对俄罗斯民众的日常生活起到了相当的影响，而且对于俄罗斯的政坛变幻和外交政策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俄罗斯的各个政党，无论是民族主义政党还是非民族主义政党都在自己的党纲和宣传口号中或多或少地加入了民族主义的因素，从而提高了该党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和号召力。联邦政府也不得不借鉴民族主义的一些口号，应用到自己的施政纲领之中，调整自己在各个领域内的行为政策，从而达到重新树立政府形象、提高国家权威的目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俄罗斯精英人物连接历史与现实的依据，也成为民众对抗困境、展望未来的心理依托。
第四节 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社会的前景
纵观1991年到2005年间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民族主义对于俄罗斯社会的影响经历了一个抛物线式起伏发展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社会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极端民族主义也开始在社会上迅速地蔓延。而后，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的发展逐渐趋于平缓，将应对危机时承担的众多经济社会责任逐步让渡给国家和政府。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在国内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在国外则需时刻提防和警惕西方世界的排挤打压。俄罗斯国家和政府缺乏对于时局的总体操控能力，以“恢复民族传统、维护民族利益、重建世界强国”为口号的民族主义获得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和赞同，在国内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1992年，以“休克疗法”为蓝图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重创了原有的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保障等的整体发展规划，而且彻底打破了俄罗斯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美好幻想。俄罗斯民族主义因此在1993年到1994年前后迅速发展起来，国内出现了大量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团体和组织，其对国家政治外交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日益加强。民族主义的兴盛从理念上统一了俄罗斯民众建设强大俄罗斯的“爱国热情”和“强国意识”，客观上起到了凝聚社会力量，阻止社会进一步分化的效用。但是，社会危机的突然爆发和国际势力的重力挤压也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即极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的兴起。
极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国内主要通过以光头党为代表的极端团体表现出来。他们通过自发的一些暴力手段对俄罗斯境内的外族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打击和迫害，坚信“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国家，俄罗斯人在国内应该拥有绝对的权利”。根据俄罗斯国内的一个调查机构进行的社会学调查数据显示，俄罗斯国内越有三分之一的人赞同“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俄罗斯是主体民族，应该拥有更多的权力，也应该对国家负有更多的责任。”换一种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是平等的，但俄罗斯人等于其他所有民族的总和”。甚至有11%的人就公开宣称“俄罗斯就应该是俄罗斯人的国家”。因此有人做出了“粗略来讲，每两个成年的俄罗斯人当中就有一个种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悲观论断，提出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否会无限制地爆发出来？会不会对俄罗斯社会造成不可挽救的危害？”的疑问。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
俄罗斯民族主义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决定了它只能是社会转型时期突发性的政治社会思想，而不可能在社会上长久地占据主导地位。其一，俄罗斯民族主义至今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建树，它所遵循的原则主要来源于法西斯德国的纳粹主义种族主义的现成理论。“今天，在俄罗斯存在着许多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政党，但他们中没有一个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其主要原因是缺乏以民族特性为基础成长发展，又融入民族精神的、清晰的、积极的、有说服力的思想理论，来形成本民族深刻的、整体性的世界观。而没有这样的世界观，就不可能采取积极的政治行动。”尽管极端民族主义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号，但大都是从德国纳粹那里直接继承而来，诸如武装暴力的手段、白人至上的种族优越论、对于弱势民族的整体屠杀等等，自身并没有能够形成独创的、严肃的思想理论体系。正因为这个原因，俄罗斯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内部本身就是不和谐的，因为“口号”和“目标”不同，相互间矛盾不断。比如说，尽管大部分民族主义政党都提出了要把俄罗斯建设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口号，但在实现方式和强国路径上却有很大的分歧。有的认为“沙皇俄国”时代是一种理想的帝国状态，也有人认为应该在前苏联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斯拉夫”帝国，还有一些人认为应该以“第三罗马”学说为基础，建立一个第三帝国，将之前罗马帝国的版图完全恢复。彼此之间的争论不断使各种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力量之间并没有形成精神理念上的共识，也没有公认的精神领袖，因而也不可能实际上团结起来。其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先后成立的民族主义政党中有一大部分是出于获取政治权力、增强自身政治影响的目的，他们大都有自己明确的政治诉求，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是为了借助民族主义的影响来争取选票，提高知名度。
这种“各怀心机”的做法使得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政党及团体不可能在事实上获得大规模的发展，无法形成存在于全国范围内的巨大力量，也不能对俄罗斯政局、俄罗斯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其三，尽管在俄罗斯正式登记成立的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数量有200多个，但其总人数并不多，大约为13万，而以光头党为主的青年激进团体的人数总共只有1万到1.5万人。其人数在俄罗斯联邦14 000万多的人口总数中只占了不到0.104%，所占的比例极小，这也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不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什么颠覆性的影响。
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应急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不可能长久地占据社会的主流。随着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基本解决，尤其是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发展开始归于正常化和理性化，将许多原本不该由其承担的社会责任逐步让渡给国家和政府。国家经济状况的好转提升了俄罗斯民族的自信心，使其能够坦然面对国内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普通民众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之后，也能够比较理智地看待民族关系的处理。俄罗斯的疆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俄罗斯的人民分属不同的民族和宗教，要想使国家能够发展强盛，就应该把各个民族团结在一个大家庭之中，“不是去消灭、去压迫、去奴役其他民族，而是要让它们能够生存，能够呼吸，共同拥有一个伟大的祖国”。国内约有半数的人清醒地认识到俄罗斯国内的各个民族之间应该和睦相处，平等相待，都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
任何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民族主义的影响，既然民族主义在一个民族国家中的影响和作用不可能彻底消亡，那么国家和政府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正确地应对这一现象、如何正确地把握好政策的“度”。对于民族主义的积极因素，国家和政府应当善于利用和引导，将其正面作用发挥出来；而对于民族主义的消极因素，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国家和政府就应该进行调控和制裁。一句话，应该将民族主义摆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尽量实现“趋利避害”的目标。目前俄罗斯政府正是按照这一原则来处理国内的民族主义问题的。实践证明，政府的措施行之有效，国家逐渐替代民族主义在社会上发挥了“稳定局势、防范危险、团结民众”的作用。今后只要俄罗斯国家和社会没有遭遇到巨大的社会危机，没有“灭顶之灾”的威胁，民族主义就不可能占据整个社会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