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光头党”为代表的俄罗斯青年激进团体采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手段在社会上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腥事件,暴行的不断升级已经超过了大多数有良知的俄罗斯人的心理承受底线。尤其是2004年光头党成员竟然对一个9岁的小姑娘施加暴行,这就不只引起了俄罗斯当局的重视,也引起了全社会舆论的关注。他们的活动对俄罗斯社会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仅破坏了法律秩序,还对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打架斗殴、暴力屠杀对他们而言是家常便饭;他们的行为在俄罗斯社会中营造了恐怖和动荡的气氛。大多数俄罗斯人开始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和种族主义分子产生警惕和反感的情绪,并开始对于政府不能有效控制和惩罚罪行的行为表示了不满。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俄罗斯社会于21世纪初的时候产生了另外一种青年人的团体组织,即“反法西斯光头党”青年运动。从外表上看他们和之前的光头党并没有区别,但在团体的指导思想上不再遵循种族主义。这些青年不喝酒、不抽烟、不靠毒品麻醉自己,反对种族主义,在自己的靴子上绑上一条红色的细绳表示自己的身份,莫斯科地区最为有名的反法西斯光头党团体是“元帅”。尽管这些人在俄罗斯社会中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也可以反映出俄罗斯民众已经开始认识到种族主义、极端主义及恐怖主义对于社会的危害。
二、“光头党”在俄罗斯盛行的原因探析
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表现形式多样,有些温和,有些极端。极端的民族主义主要是继承了德国法西斯的理论体系,同时结合了俄罗斯的具体实际将口号转化为“俄罗斯民族高于一切”。德国法西斯的敌人是犹太人、共产党、民主派和金融寡头,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也将他们视为敌人。德国法西斯通过革命方式登上历史舞台,俄罗斯的许多民族主义团体也一直宣称武力是进行斗争的有效手段。德国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土地上创建了“第三帝国”,俄罗斯的很多民族主义团体,如俄罗斯民族团结党也经常宣称要在俄罗斯建立“第三帝国”(之前的两个帝国是沙皇俄国和苏联帝国)。德国法西斯主张对犹太人施行肉体消灭政策,而俄罗斯民族主义也认为只有俄罗斯人(包含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担负着团结民众、建设俄罗斯国家的神圣使命,其他人都应该接受俄罗斯人的领导,至于犹太人则应该立刻离开俄罗斯。德国法西斯分子不断进行对外战争渴望拓展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间”,而俄罗斯尽管地域广大,但为了避免使将来的俄罗斯面临自然能源危机,民族主义者也主张政府必须步步为营,保护和捍卫本国的自然资源。德国法西斯主义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做法也对俄罗斯民族主义团体和运动产生了影响,此外还有法西斯纳粹的一些标志性符号、手势和行为等都已逐渐被俄罗斯的众多民族主义团体所采纳,如“万”字符号、向上举的手势、“嗨,希特勒”等词汇、武装暴力、党的组织原则等等。
俄罗斯光头党的出现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一种极端表现,光头党成员们称“自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并且已经开始了战斗”。他们在俄罗斯的各个地区发展自己的势力,进行着他们所谓的“正义”事业:“同异族人、非俄罗斯族的人展开斗争,以保证自己祖国和工作场所的民族纯洁性”。对于民族主义的这样一种极端表现,俄罗斯社会表现出了自身的矛盾性。一方面大家对此加以批判,认为它是一种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的意识形态;但另一方面,民众又对其行为表示了默许或同情,有时甚至还会支持他们的某些言论和行为。比如说光头党引发的一些暴力事件,俄罗斯政府当然明白它们对于社会稳定所产生的危害性,但是在具体处理的时候却往往采取了“大事化小”的做法。在之前我们谈到的那些光头党的暴力行径中,俄罗斯政府往往只是例行公事地加以审查询问后就予以释放,最严重的也不过是以“流氓罪”论处。政府的这种行为在民众中也得到了相当的认可。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为俄罗斯社会所接受?为什么具有法西斯性质的激进民族团体能够在俄罗斯社会得到广泛的传播?这是一个旁人难以理解的问题,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法西斯曾让俄罗斯人民深受其苦,俄罗斯人民付出了相当惨痛的代价才阻止了“第三帝国”的铁蹄践踏,如今又为什么会将曾经浴血对抗的敌人奉为至宝呢?
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俄罗斯民族主义组织和团体,以光头党为典型,之所以会选择德国法西斯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导,首先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情况和20年代的德国类似,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国家的政治经济一败涂地,人民生活水平江河日下,民族矛盾愈发尖锐,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民族主义的目标基本定位为“以民族价值为旗帜团结本民族人民,使国家摆脱危机,摆脱经济和政治的混乱”。奋斗目标的相似性使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很容易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产生认同。同时,大多数民族主义团体在采纳法西斯主义的时候都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和变动,而且一般不会明确指出它的“德国血缘”,而是含混其词,这样就对普通民众产生了一定的迷惑性。此外,像光头党这样的激进团体大都由30岁以下的青年人组成,他们对于那场灾难深重的世界大战并没有切身的记忆,自然也不会有太多的抵触心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容忽视,那就是俄罗斯社会反犹太的传统,不论是在俄罗斯帝国时代还是在苏维埃时期,俄罗斯民族主义总是排斥犹太人的。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反犹太情绪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和种族主义的复兴又开始在俄罗斯社会蔓延开来,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受到赞同,而且在政治家那里也被用做争取选民的有效手段之一。俄罗斯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就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犹太思想,久加诺夫表示:“犹太人对于西方世界的世界观、文明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在逐渐扩大。其经济思想越来越为西方经济体系所认同和采用”。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也宣称:“要想反犹太主义的思想彻底消失,就应该让所有的犹太人都住到以色列去。”
“个人的不安全感是导致民族主义,而且是极端民族主义出现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个人对国家感情的深与不深,同该社会的稳定与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个社会越是稳定,其成员的安全感越大,个人的感情要在激烈的民族主义中寻求发泄的机会就越小,反之则越大。”民众对于政府措施不力的失望,西方国家步步进逼带来了群体性的不满,最终导致了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日益高涨,民族主义势力的迅速发展。排外情绪的增长又进一步激化了俄罗斯社会的极端情绪,约有60%的俄罗斯人主张限制外来移民进入,因为外来移民抢走了俄罗斯人的饭碗,恶化了俄罗斯的治安环境。绝大多数人表示只同意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族人进入俄罗斯。根据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43%的俄罗斯人认为俄族人应比其他民族拥有更多权力,23%承认自己讨厌来自北高加索的移民,3%承认不喜欢中国人,2%自称不喜欢犹太人。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境内的许多民族主义团体都使用了法西斯主义的口号和原则作为自己的标志,极端的暴力行为也开始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延伸开来。
第三节 民族主义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继承者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面对如此突然、让人手足无措的变化,俄罗斯必须要对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进行重新思考。”国家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和政治局面的动乱不定大大影响了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俄罗斯到底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认识自己的国家身份?又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存在于国际社会之中?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索直接影响了俄罗斯国家外交政策的调整。
一、自由主义梦想破灭
俄罗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在苏联解体以后实行了全盘西化政策,在外交上也相应地实行了“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俄罗斯在对外关系中依然把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放在第一位”。独立初期的俄罗斯面临与独联体其他国家争夺苏联政治、经济、军事遗产的竞争,期望得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声援和经济支持,因此在外交上俄罗斯领导人和政要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频示好。首先,俄罗斯竭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呼吁双方应该建立“以协调和伙伴关系为基础的稳定的友好关系”,“不再视彼此为潜在的敌人”。接着,为了获取西方国家之前答应的资金援助,俄罗斯在许多方面放弃原则,步步妥协。例如在1992年俄美签订的《关于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谅解协议》中,俄罗斯放弃了传统的均势原则,做出让步。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政治家们原本以为,只要放弃原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接受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俄罗斯就可以回归西方世界,成为西方俱乐部中的一员。但幻想很快破灭了,当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最需要西方经济援助的时候,西方却抛弃了俄罗斯。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新闻简报来看,在1992年,也就是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的第一年,西方七国承诺对俄的经济援助高达240亿美元,实际上却只兑现了150亿美元;1993年,也就是俄罗斯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西方承诺的经济援助为280亿美元,但实际到位的却只有81亿美元(见表4.1)。西方经济援助的“口惠而实不至”成为俄罗斯“休克疗法”最终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处针对俄罗斯,利用贸易歧视政策限制俄罗斯以平等成员的身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并在地缘战略上明确表示出要遏制俄罗斯的帝国冲动,同时不断“入侵”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对俄罗斯进行战略打压,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实践都证明了西方国家并没有把俄罗斯真正当成“平等的战略伙伴”来对待。
政府向西方一边倒的行为导致俄罗斯的国际地位迅速下降,不但使俄罗斯失去了传统的战略盟友,而且面临着沦为西方国家“应声筒”的危险。即便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新俄罗斯能不能在后帝国时代和后共产主义时代为民族身份做出一个合适的定位,能不能够真正融入到全球化的经济政治进程之中?到底哪一种常态才是俄罗斯的‘常态’?”这些问题依然是西方世界经常提出的疑问。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俄罗斯不仅与前苏联的其他国家不同,而且也与那些面积和人口与之相似的国家不同。俄罗斯的特殊性不仅仅表现于其在欧洲和欧亚具有重要地缘政治作用,不仅仅因为它在独联体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也不仅仅因为它具有世界第二大核武器强国的战略象征意义,更不是因为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政治身份。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对于自我特殊性的清醒认知。对于西方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俄罗斯的‘雄心壮志’同其日益衰落的现状之间的尴尬越来越让人难以容忍。俄罗斯重新成为一个‘强国’的努力受到了他们的嘲笑,在他们看来,俄罗斯目前最迫切的是应该摆正自己的心态,制订出同其领土缩水、经济衰退及军力减退的现实相适应的政策。而俄罗斯却在期望自己不仅仅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他们认为:“同以往单纯以军事实力作为衡量标准不同,在世界全球化的长期发展进程中,经济实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世界强国的重要标准。经济实力的衰弱直接降低了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的可能性。”因此,“俄罗斯应该忘记自己过往的辉煌,成为另外一个‘巴西’”,更应该“避免一亿五千万人还不愿承认自己是‘巴西人’的境况”。
二、民族主义与大国外交的关系
西方国家的行为伤害了俄罗斯民族的自尊心,屈辱感则引发了俄罗斯民众的愤怒。“受了伤的‘民族精神’就像被压弯的树枝,因为是用强力硬压下的,一旦放开,就会猛烈反弹。一个民族在受到多年的压制和侮辱之后,会产生强烈的反弹。他们迟早会发出民族主义之问——‘我们为什么要听从他们?’‘他们凭什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为什么不?”1996年6月15日叶利钦总统签署总统令发布《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声称公民要求加强俄罗斯国家制度,要求贯彻统一的经济改革政策,要求保障联邦主体独立和国家完整的和谐结合,要求发展各民族文化和语言并强化俄罗斯人的精神共性。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了叶利钦政府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对俄罗斯国家和政府的外交政策直接产生了影响:俄罗斯的政治家们开始反省和反思,并开始调整对西方国家的态度以重新定位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其改变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