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公帖
李德裕是唐武宗时的宰相。唐宣宗登基后，被牛党谗害而罢免官职，先是在大中元年（847年）贬职为潮州司马，第二年再次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司户参军。李德裕的一个表弟在朝廷担任侍郎，派人往崖州送了很多东西。李德裕回信表示感谢，写道：“上天要让人称心，穷困愁苦，那么人情形势是不会怜悯他的。即使是骨肉亲情，也很难得到他们的问候书信，那些平日里的老友知音，也很少会有人安慰关照他。阁老您素来仁慈，顾念旧情，又派人来看望我，送来了这么多东西。我铺纸提笔，感激涕零，真是难以用言语表达啊！”
信中又写道：“我身处逆境，今在这茫茫大海中，很少有入来体恤帮助。过去的积蓄，早已耗费一空，现在百口之家饥饿难熬。只痛心我就要告别人世了，还要做个饿死鬼。十月末，我卧床几十天，既无药物，又无医生，只好听天由命，侥幸活几天罢了。”信的后面落有时间署款：“闰十一月二十日，从表兄崖州司户参军同正李德裕书告侍郎十九弟。”
李德裕所说的闰十一月，正是大中三年（849年）。这时他到崖州才有十几个月，可他却已穷困无比，残喘苟生到这样的地步！《唐书·李德裕传》上说：“贬之明年卒。”就是说在这封信发出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当时的宰相都是他的怨仇政敌。虽然是骨肉至亲，平生旧交，都不敢和他互有音讯。然而这个侍郎能一再派人去赠送衣物，体恤落难的人。他的仁义之心真是超俗非凡，只可惜他的真实姓名难以查考了。李德裕的这封信收藏在宫中，后来交付秘书阁，今天在道山堂西面有原书碑文。
宋绍兴时期，赵鼎被奸臣秦桧及朋党谗害贬至崖州。当时的士大夫们像惧怕老虎一样恐惧秦桧一党，因此无人敢再和赵鼎往来，这时张渊道任广西长官，几次派遣人送来书信、衣物、药品、酒水和食材等物品。赵鼎曾回信表示感谢：“我赵鼎一生那样待人如己，现在竟然到了如此境地！”他诉说酸楚寒苦的逆境与李德裕当时的境况相同。不久以后，赵鼎在崖州死去。他的书信一直存放在张渊道的手中。
姚崇的曾孙姚勖原先深得李德裕的喜爱，后来李德裕被流放后，朝廷查究李氏党羽，姚勖不敢去探望他。等他到了崖州，家庭生活困窘，缺衣少食，姚勖多次送去衣物，不因时局无情而失去仁义，他可称得上是和某侍郎一样仁慈重情义的人了。
李宓伐南诏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唐朝天宝年间，南诏叛变朝廷。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讨伐，结果战事不利，损失了六万兵将。杨国忠掩盖了事情的真相，仍然向朝廷告捷。当时，官府招募士兵征伐南诏，百姓都不愿意应募，杨国忠就派遣御史到各地监督地方强行征兵。百姓一旦被挑中，即刻押往军营。御史所到之处，怨声载道，哭声一片。天宝十三年（754年），剑南留后李宓带兵七万讨伐南诏。南诏采用诱敌深入、坚壁不战的战术，来耗费唐军的兵力。
后来，唐军的粮草穷尽，加上南诏流行瘴疫，饥死、病死的士兵高达总数的十之七八。李宓被逼无奈，率军撤退。南诏军队乘胜逐北，俘获了李宓，唐军全军覆没。杨国忠依然给朝廷告捷，唐玄宗坚信不疑，继续向南诏派兵。
以上是《资治通鉴》中的记载。
《旧唐书》载：李宓率兵讨伐南诏，与蛮兵激战于西洱河。粮食吃完后，李宓率军后撤，由于马陷到桥下，他本人被阎罗凤擒获。
《新唐书》载：“李宓在西洱河战败身亡。”
我曾看到《高适集》中有《李宓南征蛮诗》，与前面三本书所谈的事实大有出入。诗序中说：“天宝十一年（752年），皇帝下诏讨伐南诏，宰相杨国忠兼剑南节度主持此事，上奏皇帝推荐前云南太守李宓渡海自交趾攻击南诏，来往数万里。天宝十二年（753年）四月，李宓回到长安。人们因此知道朝廷所派之人很有才干，而李宓也确实效忠朝廷，高适作为李宓的旧友，因而写下了这首诗。他的诗内容是：‘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饷道忽已远，县军垂欲穷。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收兵列亭侯，拓地弥西东。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
高适所反映的情况未必都是真实的，但是当时的人写当时的事，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出入。李宓并非败死于南诏，最后又回到了长安，归期也不是天宝十三年（754年）。另外，诗中反映的唐军把老鼠、小孩当作食物，可以看出当时粮食极为匮乏。军队并不是得胜归来，这一点千真万确，没有任何可疑虑的。
虢巨贺兰
谁都不愿看到国家出现危难，一旦发生了，作为臣子的就要鞠躬尽瘁，精忠报国。假如享用着高官厚禄，一切都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国家的危难漠不关心，即便时过境迁，忠义之士听到这种事情，也会勃然大怒。
唐代天宝年间发生的安史之乱，给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虢王（爵封号）李巨当时担任河南节度使，后来被贺兰进明接任。两人拥有精兵数万，管辖着中原这一战略要塞，他们兵精粮足，却观望不前，对平定大业不但没有立下功劳，反而助长了叛乱者的嚣张气焰。
李巨驻守彭城（今江苏徐州）时，平叛名将张巡驻扎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张巡所率将士，是安禄山反叛后招募而至的，此时已多立战功。张巡就派人向李巨要空白委任状和赏赐物，以奖赏立功将士。李巨却只给了三十个委任状，不肯发给赏赐物，使张巡军心不稳，守不住雍丘，只好移军睢阳，与另一平叛名将许远汇合。起先，李巨不顾睢阳太守许远的反对，把睢阳的六万石军粮的一半拨给濮阳郡和济阳郡。这两个郡得到粮食后，却投降了叛军，而睢阳的粮食很快就消耗完了。颜真卿也在平原（今山东平原）招募军兵十万，已攻下魏郡（今山东大名北）和堂邑（今山东聊城西北）。这时候，贺兰进明为北海（今山东潍坊）太守，也起兵平叛。颜真卿写信要贺兰进明与自己合兵，贺兰进明就率军北上，渡过黄河来到平原，颜真卿与贺兰进明共商军政大事，军权逐渐落在贺兰进明手中。
后来，贺兰进明朝见皇上，说房琯的坏话，被唐肃宗采纳，唐肃宗就把他从岭南节度使变为河南节度使。张巡在睢阳被困，粮食吃光了，最后不得不吃死人的肉。张巡派猛将南霁云向贺兰进明的驻地临淮告急。临淮离睢阳仅三百里，而贺兰进明却拒不发兵救援。睢阳终于被攻破，张巡等人壮烈死难。
平原、睢阳的沦陷，与李巨、贺兰进明的关系很大。但是当时的朝臣，却不向皇上揭发两人的恶行，使两人长期官居要职。但是，不到十年，李巨被贬到了遂州，被段于璋杀害；贺兰进明受到第五琦一案的牵涉，丢掉了御史大夫这个显官，被贬谪而死。真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王安石弃地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辽国皇帝耶律洪基派使节萧禧来交涉宋辽河东路的边界事务，结果未能达成所愿。第二年，萧禧再次为此事而来，坚决要将代州（今山西代县）天池分水岭为两国国界。神宗下诏书询问老宰相文彦博、富弼、韩琦、曾公亮的想法，众人都说不能答应辽国的荒谬要求。那时候，王安石任宰相，发表意见说：“想要从对方那里争取东西，一定先要给他一点利益。”皇帝听取了王安石的建议，就将地割给了辽国。
过去宋辽边界在黄嵬山麓，可以居高临下威胁辽国的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今山西朔县）、武州（今山西神池）。现在把天池分水岭当作分界线，辽贼反而居高临下威胁我忻州（今山西忻县）、代州（今山西代县），算起来，这次大宋一下丢失国土东西七百里长。而宋仁宗庆历年间，辽贼要求大宋割让关南十县，当时朝廷正顾虑西夏，只不过每年多给辽贼一些钱粮来搪塞辽贼的贪欲，对于土地，则寸土不让，再说，熙宁年间大宋的兵力强于庆历年间，却因为萧禧赖着不走，就轻易割让疆场要塞，实属不妥之策。
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大言不惭，实际是他无力击退辽贼的荒谬要求。三国时期吴主孙权曾说：“鲁肃劝说我将荆州借给刘备时说：‘帝王之起，皆有驱除，关羽不足忌。’这是鲁肃认不清时局，才口吐妄言啊！”王安石的话也是如此。
记张元事
自古蛮夷之国（指少数民族国家）的奇人异士到了中原，一定会委以重任。由余原本是西戎人，春秋时秦穆公听取他的策略，消灭了西戎，疆土扩大了一千多里，最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其他的像汉代的金日，唐代的执失恩力、阿史那社尔、李临淮、高仙芝等为中原立下大功的蛮夷奇人，可以说是举不胜举。
反之，中原有才之人为异邦出力的，甚至辅助他们和中国（指中原汉族人的国家）树敌的也不在少数。春秋时期，原本是晋国人的贾季跑到了北狄，晋国王公大臣日夜担惊受怕，都觉得国家危急的时日已至；东晋桓温不重用王猛，最后他被敌国秦王苻坚委以重用。这些均是古时的实例。
然而，这种事在我大宋竟然也会发生：西夏原来是我们的臣国，但是后来却叛变了大宋。他们叛变的主帅就是我国华州（今陕西华县）的奇人异士张元和吴昊。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此事的因果缘由，国家的史书却不记录。一直到后来，《田承君集》才这样记载道：
张元、吴昊和姚嗣宗都是关中人。他们风流倜傥，胸怀大志，每个人都有像苏秦连横，张仪合纵那样的才智谋略。他们三个都是要好的朋友，常常在一起针砭时弊，各抒心中志向，可是朝廷却不任用他们。他们曾漫游塞上，指点江山，纵情谈论塞外风土人貌，都有精心治理西夏的想法。游崆峒山时，姚嗣宗诗兴大发，在山中一座寺庙的墙壁上题写了一首诗。诗云：“南岳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无语，饱听松涛春昼眠。”
当时朝廷南方叛乱还没有平定下来，陕西一带和西夏也开始发生冲突。如果这冲突再进一步扩大，发展为战争，朝廷就会疲于征战，国家就难以太平了。因此，当时的边防大帅范仲淹巡视防务时看到了这首诗后，不禁大吃一惊，感到写诗的人非同一般。
姚嗣宗还有别的诗。其中“述怀”一首有“大开双白眼，只见一青天”；另一首诗中有“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这样的句子。
张元也有诗传世。他的《雪》出口不凡：“五丁仗剑决元霍，直取银河下帝畿。战死玉龙三十万，败鳞风卷满天飞。”他还写过一首《鹦鹉诗》，诗的结尾是：“好着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
这些诗都是何等的自负啊！同时，诗中又有着宏伟的气魄，远大的志向，还把他们对朝廷的希望，他们那种怀才不遇的心情，甚至那种朝廷如不启用他们，就要“飞去别人家”的心情都表现出来了。
吴昊也有诗，但不知为什么，他的诗却一首也没有传下来。
从这些诗中可以想见这几个人绝不是池中之鱼，也绝不是一些甘居人下的人。他们长期怀才不遇，心中都感到失望。但他们到底还是大宋的臣民，因此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本来他们打算去见当时的边帅韩琦和范仲淹，但他们感到登门拜访有点低三下四，说不定还会被认为是混饭吃的庸人。因为有这种羞耻感他们便决定不去韩府和范府，却想了另外一条妙计，他们弄了一块大青石，把三人的诗刻在上面，派几个强壮的汉子拽着大青石在官道上奔走，他们自己跟在后面号啕大哭。当时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纷纷围在四周看热闹。接着，就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韩琦和范仲淹，这也正是三人的目的。没过两天，韩、范两位元帅果然派人请他们到帅府相见。宾主谈论时，三人滔滔不绝，对答得十分得体。可惜的是，韩、范两位元帅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否向皇上上书推荐他们。正在踌躇犹豫的时候，张元和吴昊一气之下，和姚嗣宗商量要投奔西夏，姚嗣宗主张再等一等，张、吴两人却没了耐心，连夜走了。等到姚嗣宗把消息告诉范仲淹，范仲淹急忙派骑兵去追，已经来不及了。于是范仲淹只好上表，把姚嗣宗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
张元和吴昊到了西夏，西夏王郑重地接待了他们，并把他们当作主要的出谋划策之人。接着，西夏王靠他们三人的谋略，自己称帝，公然和宋朝相对抗。两国在边界交兵十多年，宋朝当时，感到非常疲惫，军无斗志，民不聊生，局势很被动。这都是张元和吴昊造成的。
张元和吴昊两人的妻儿老小都在宋朝。两人投奔西夏后，朝廷将他们的妻儿老小都囚禁在随州（今湖北随县）。但是没过多长时间，西夏却派了间谍，想方设法假传圣旨将他们放了，而朝廷竟然无人知晓此事。直到后来，有传闻说西夏人敲锣打鼓，在边境将两家的家人都接到了西夏，朝廷才醒悟过来。也直到此时，宋朝边将才明白如何礼贤下士，但已经是无济于事了。
《田承君集》所记载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但是我细心想了想，却认为有些不对：西夏元昊称帝和宋朝平起平坐应当是张元和吴昊去了之后，但是韩琦是康定元年（1040年）当上了边帅，范仲淹也是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当上边帅的，此时西夏叛变已经发生，张、吴两人怎么会还在关中呢？假如此时两人还在关中，那么元昊称帝就不是由于有了他们的辅助了。难道是《田承君集》在记事时没有搞清楚年代？但是张元、姚嗣宗的诗作，一些“笔谈”之类的书上有记载，更有意思的是：张元、吴昊两人的名字合起来正是西夏皇帝元昊的名字，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