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则元人于吾北方民族之同化作用上，颇有影响。按契丹女真二族，自窜据吾北方以后，浸假而文化濡染，习于汉俗，其“民族意识”已渐沦亡，而相率自附于汉人之列。故当蒙古盛时，彼曩日与吾为敌之辽金二族，已驯伏归化，深染华风。然彼虽自附于汉人，而汉人固未必便认为同类也。自蒙古南并中国以后，乃迳分中国民族，曰“汉人”，曰“南人”，其所谓南人乃宋亡之裔。若曰汉人，则其中包含北方久习汉化之契丹女真也。至是而彼久习汉化未能即真之异族，乃迳取得汉人之名，加诸其族。而吾南方人民，亦浸久而承认之。于是吾北方各省之民族同化，乃倚赖蒙古人指鹿为马等称齐视之结果，而名实两方面，俱告成功，斯固亦治史者所不当忽之一事。
元人宗教信仰之留遗迹于中国者，则“喇嘛教”是也。元人崛起朔漠，无所谓宗教信仰，厥后四方以次戡定，东西诸汗，亦颇苦其民蛮野鄙僿，不易施治。乃不惜旁求外邦宗教，冀以教民淑俗。当时诸汗国分封万里，幅员辽阔，风尚之传习不同，交通之情况互异。故其所假借应用之宗教，亦复彼此不同。
元人兴盛之时，西欧诸帝王，方沉迷于复兴基督教之梦中，竭其力以屡兴十字军，冀绝灭回教于西亚东欧之地。当时以伊儿汗国之扑灭回教故，罗马教皇乃屡遣教士东行，冀与蒙古人声气相通，以从事合作，扑灭回教。于时元人方务兼并回教诸国，故亦采远交近攻之策，务与基督教士交欢。吾人熟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之父与叔，即奉蒙古大汗忽必烈之命，与罗马教皇通使，以求其派遣教士东来着也。乃不幸道远稽迟，复值教皇更迭，故忽必烈请求教皇派遣百人，而教皇乃仅派二人，且未达中国，中道而返。其时复值蒙古戡定青海川藏，土番僧侣，声势大张，若辈挟佛教中小乘外道之旁支，别受聂思脱里教派之影响，而今日风靡蒙藏之喇嘛教，于以创行。蒙古大汗忽必烈，乃转移其眷顾基督教之眼光，而别注目于喇嘛教。于是北方游牧驰突之民族，逐一变而为黄衣佛号气死奄奄之今日蒙古部落，实以是时种其因。吾人今日试游北方诸地，远及塞外盟旗，乃恍然于六七百年蒙古所留宗教信仰之遗迹，其支配北方种族生活之情形，盖若何强烈而有力，斯亦治元史者所当研究之鹄的耳。
元人南并中国之所留影响，为吾人研究元史之鹄的者，既大略如上述。至其西侵欧洲之关系，尤为蒙古史迹之价值所在。夫元人西侵之价值所在，则“东西交通”耳。原来中国与欧洲之交通，在历史上，曾有多次之机会，垂相接触，而终致参商不果。自纪元前三百二十六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侵，兵锋及于印度恒河，其于中国，未达仅一间耳。及汉武帝远通西域，而亚力山大王所建东方藩封，早归沦灭，东西交通，终不相值。汉武与亚力山大王之相距，仅二百七八十年，彼此参商，遂成永隔。甘英远使，已临西海，徒以安息欲擅互市之利，甘英见惑伪言，竟不西渡。按甘英所临之海，近人考证以为里海，独洪钧以为系波斯湾，见洪氏《元史译文证补，〈中国与欧洲之间〉》，遂终无直接通使之机会。由此因循，至于中古1229年以后，乃藉元人兵力，西达波兰奥斯马加，而后中西陆路之直接通使，乃告纪元。此即一部元史之极大价值所在，而亦即吾人所以戮力搜讨之鹄的。英国霍渥尔特氏所著《蒙古史》第三卷之序言有曰：
蒙古西侵，乃将昔日阻塞未通之道途，尽开辟之，而使一切民族种姓，聚首相见。西侵之主要关系，乃输送全部民族，使转徒交通。
法国马斯伯罗氏所著《中国》，书中第四章亦曰：
惟蒙古人之力，乃使中国与欧洲互相接近。彼既为莫斯科与机洼之主人，乃更侵入波兰，直越奥匈国境。使非阿阔台之死，报拯免欧洲，或将更引其众前进耳。
吾人于此证知，蒙古西侵乃东西交通史中之一大事件。盖自蒙古西侵，而中西两方相互间，乃辟汉唐以来未有之新天地。彼元人虽铁骑驰突，未尝具有传播文化之动机，而双方文化，终于不自觉间，赖以传播。且以亚洲有色人种，震烁西欧，亦为吾东方民族足以自豪之历史。盖自纪元四百四十年来匈奴亚提拉王，西侵罗马以后，又越八百余年，乃有蒙古酋巴都速不台等，继踵前烈。故治元史者，当视蒙古西侵为一主要大事。而吾人对于西侵之事略，与西侵诸役之本身价值，固当以中西交通一问题，为研究之焦点。
巴黎大学旧设《鞑靼史》讲座，当时法国史学界之主张，以为马可波罗之著游记，其关系之重大，不逊于哥伦布之西航美洲。有法国东方史家莱弥萨氏，曾将蒙古西侵之影响，列举多种如下。
一、关于宗教传布方面者
叙利亚之聂思脱里派因蒙古西侵而传布于中国，当1280年，罗马教皇使者抵中国时，已有聂思脱里派之寺院十二所。
元人名北京曰汗八里，当时汗八里之主教，曾将《新约全书》及《赞美圣》翻译为蒙古文。
喇嘛教之创兴，实于聂思脱里教派有所采取。又蒙古所行之畏吾儿文字，亦由聂思脱里教徒，于叙利亚文字有所贡献，以造成蒙古通用之文字。
二、关于物价介绍方面者
蒙古曾传中国之罗盘指南针于欧洲。
自蒙古西侵，欧人乃识中国印度从古早用之火药，木版雕刻之印刷术，亦由蒙古自中国传入欧洲。
纸币为中国早行之物，由蒙古之在波斯者，传入欧洲。游历家巴罢罗印曾于1450年，在地方，遇一鞑靼人曾奉使中国者，呼纸币为且告以在中国如何印刷发行之大状况。
纸牌作叶子戏之用者，原系木质镌花，于1120年，自中国传入蒙古。而欧人最古所用之纸牌，其形式花样尺度数目，皆与中国同。
又算盘乃计算之器，亦由蒙古西侵时，传入俄国与波兰。今俄波两国不识字之妇女，于计算时，尚通用之。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古人布算为筹，今用算盘，以木为珠不知何人所造，亦未审起于何代。案陶南村《辍耕录》，有走盘珠定盘珠之喻，则元代已有之矣。
莱弥萨氏于列举以上诸事既竟，更为结论曰：“此交通乃将中古之黑云，一扫而净。屠杀之祸虽惨，殊可以警奋数世纪来衰颓之人心，而为今日全欧复兴之代价也。”
其在物质文明方面之交通，除吾人上举之东方指南铖火药印刷纸币之传入欧洲而外，其西方传入东方之物，则火炮是也。按《元史》载阿里海牙攻樊城，世祖得回回亦思马因所献新炮法，命送军前，乃进攻樊。樊破移以向襄阳，一炮中谯楼，声如震雷，世所谓襄阳炮也。
《元史·工艺传》载云：“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发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征炮匠于宗王阿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应诏。二人举家驰驿至京师，给以官舍，首造大炮，竖于五门前，帝命试之，各赐衣服。十一年，国兵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炮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静江等郡，悉赖其力。”又云：“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至元八年，与阿老瓦丁至京师。十年，从国兵攻襄阳，亦思马因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
吾人自中国史籍所得，惟阿老瓦丁及亦思马因二人而已，然自西方史籍中征之，则尚有多人。马可波罗游记自云，元兵攻襄阳时，身预其列，其父曾献炮法，遂破其城。是马可波罗之父，亦为献炮之一人矣。
《伊儿汗国史》载云：“蒙古大汗征大马色城之三炮手，攻襄阳，一曰阿伯八克，一曰伊伯拉希，一曰马合摩德。”时为西历1272年云。
吾人观于中西史籍所载攻襄阳炮手之名，彼此歧出，颇滋惶惑。近人张星娘考证《中国史书上之马可波罗》曰：“元史所纪襄阳之役，无马可波罗之名，或当时献炮者多人，而史官仅择亦思马因一人之名，余皆从略也。成宗时，史官进世祖实录，帝阅之，斥曰，亦思马因一炮手，事何足纪。由此观之，即亦思马因一人之名，得遗留后世，亦云幸矣。”
抑吾人于以上所举诸事物之外，犹有可补充之数事，甚为重要者。
一、则中国农产工艺品之再入欧洲也
当中国汉代西方罗马之时，亦常有中国所产丝茶诸物，由安息之转运居奇，流入欧洲。于时罗马人颇不能明晓其来源，而漫呼其产地曰，斯盖中国之一别名也。厥后西方罗马衰亡，中国亦遭晋唐之乱，交通中绝，而中国农产工艺品之不见于欧洲者，盖八九百年。至元人西侵，而后久睽隔于欧人之眼之品物，若丝与茶，及两宋以来范制颇精之瓷器，复随元人马首，而再入欧洲。
二、则回教徒天文历法知识之传入中国也
吾人读《元史》，每见当时宗教徒有所谓“木速儿蛮”者，即今日欧人通常习呼回教徒之名曰是也。今据欧洲之蒙古史学专家所考见，以为元人西侵波斯，攻破报达，曾传阿拉伯回教徒之天文知识于中国（《蒙古史》）。按波斯阿拉伯向为天文历算诸学发达之地，报达一城，为回教徒声教文物之中心者，凡六七百年，一旦为元人所蟠据，其天文知识之因交通而传入中国，乃事势之所许。今试以此说，考之中国史籍，亦不为无征。柯劭忞《新元史》卷三十四《历志》云：“耶律楚材常言，西域历五星密于中国，又作麻答历，今不传。”又云：“世祖至元四年，西域人札马鲁丁，用回回法，撰万年历，帝稍采用之。其法为默特纳国王马哈麻所造。历元起西域阿剌必年，即隋开皇己未。”又云：“十三年平宋，世祖诏许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历，率南北日官陈鼎臣、郑元麟、毛鹏翼、刘巨源、王素、岳铉、高敬等，分掌测验推步。十七年新历成，赐名《授时历》。”又柯书卷四十一《天文志》云：“郭守敬创制诸仪表，台官遵用百年，测验之精，远逾前代。”就以上诸说而观之，元代律历知识，本有外来之影响。郭守敬之《授时历》，是否曾受回回历之影响，《元史》实无明文。假令实有得于西域之历法，而国人结习，每项以由外夷求得之知识为耻，史官亦必讳言。吾意以为元代历法之精，乃史家所公认，然斯学何以于短期之内，骤跻精深，跨越前代，必有其致此之原因。则郭守敬《授时历》之曾有外来影响，乃理之所必有。然魏源《元史新编》卷六十四《历志》云：“有元一代制度，莫善于历，历出于郭守敬，全凭实测，不事虚算，故西法未至以前，惟《授时历》为无弊。”魏氏之所谓西法，即明季以来南怀仁、汤若望之西法。彼盖认郭守敬历法之毫无西方影响，不知回回历法，早入中国，而郭守敬、王恂诸氏之骤精历学，必有其原因也。按史载世祖曾令立回回钦天监、回回国子学，亦足为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七，有“回回算术”一则云：“《明史》载回回历法，天周度三百六十，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宫十二，每宫三十度、日周分一千四百四十，每时六十分、刻九十六，每刻十五分、其法不用闰月，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岁，岁十二宫。宫有闰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宫闰三十一日。戴东原曰，百二十八年闰三十一日，是每岁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除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也。以万万乘三十一。满百二十八而一得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此是回回书法，明季西洋人第谷，测春分时刻，定岁实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十五通二十三刻，纳三分，再以六十通之，纳四十九秒，共二万九百二十五秒，是为八万六千四百分日之二万九百二十五也。以万万平之，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乃知第谷所定岁实，虽云测验得之，实暗用回回法耳。”按阿拉伯历算之精，世所共晓，此所云回回历法，在元代已传入于中国，明代历法，特因回回旧法，更为推步，固非特创也。
今更就柯氏《新元史》诸列传中考之，则当制定《授时历》时，与郭守敬先后同时而深于数理历学之人数甚多，试为简举如下。
郭守敬，顺德邢台人，造《授时历》，作简仪，仰仪，正方案，景符，窥兀诸器。
李治，真定栾城人，著《测海圆镜》十二卷，《益古演段》三卷。
朱世杰，文都人，著《四元玉鉴》三卷。
杨恭懿，奉元高陵人，同修《授时历》，著《历议》。
王恂，中山唐县人，同修《授时历》。
齐履谦，大名人，著《至晷景考》二卷，《经串演操》八卷。
以上诸人，专精数理历象之学，吾固不能武断其皆受外来学术之影响。至少其中若干，必为吾国原有之学术传授。然吾人固熟知，回回历法，在太祖成吉思汗时，已为耶律楚材所推许，且亦为世祖忽必烈所采用，则以上所举诸人，又生太祖后多年，当时学术讲求，必曾有所灌输探讨，以为比较参合之资。且所举诸人，皆出北方，吾人考宋末元初，声教文物，皆在江淮一带，南方研求学术之盛，远过北方，何以上举诸数理历象专家，皆属北方人士？岂非因回教徒天算历法之学，由蒙古西侵而得传于中国，北方人士，以地近故，其得风气较先，资参考较易，故河朔之士，乃多以专家名。此虽不得为定说，且无确证，固亦不失为吾人读元史时一有趣味之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