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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小说(7)

女人回到了小划子上。那只筏子客祖上留下的小划子,现在筏子客留给了她。回到小划子上,一切又真实地回来了,那些与筏子客共同生活的日子,他们在小划子里一同在河上过往的那么多的日子,都回来了。为什么在那个村庄,像全变了,都没有了。女人想到这里,又是一阵心酸。搭手撑起风帆,溯水而上,但起了风,还是顺风,他们一同回婆母岸去。

女人看着河在傍晚时那凄清的水面,她眼里的泪水婆娑而下。

舅舅的土屋

张玉秋

舅舅曾经为母亲家族带来的荣耀,舅舅曾经有过的豪情壮志,舅舅曾经经历过的酸甜苦辣,一切的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永远被掩埋在那两间破败的土屋里了。

舅舅土屋前的两棵白杨树被人锯走了,可是根还在。只要留住根,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

正是麦穗灌浆的时候,能听见麦穗儿拔节的声音,我又回到了舅舅的土屋。不,只能说是凭吊舅舅的土屋。

那是一个狭小的院落,两间土屋已经颓废不堪,墙皮一块块脱落。墙角被盐碱侵蚀,凹进去了许多。墙头长满了茅草,窗户黑洞洞的,院子里有些枯枝败草,被小风吹得打旋儿。白白的日头当顶照着,几只鸡在院子里闲庭信步,神情恹恹。几只老鼠探出脑袋,小黑豆一样的眼睛骨碌碌转着,倏然跑出来,似乎与鸡们已经很熟了,在鸡们中间窜来窜去。鸡们熟视无睹,依旧低头寻找着小虫子们来吃。曾经有过的两棵高大的白杨树被人锯走了,剩下两个树墩,沾满了麻雀的粪便。唯有镶在墙中的木橛,还在固执而寂寞地守望着,昭示着这里曾经有过烟火。看着已变成鸡鼠们乐园的舅舅的土屋,我的心里疯长着荒草,乱糟糟的……

那也是个麦穗灌浆的季节,世间一切都生机勃勃的,舅舅却死去了。他死得悄无声息,甚至一点儿征兆也没有。他托人给我妈带了一个口信,说他心里惶惶的,想找我妈扯扯磨(聊天、扯闲话之意),我妈挺纳闷的,好好的,扯个啥磨嘛。我妈就我舅舅这么一个哥哥,我妈的娘家门上也就我舅舅这么一个男人,从小娇宠,养成了说一不二的性格,老了还是一样。我妈纳闷是纳闷,不敢违拗舅舅的旨意,还是来了。舅舅和我妈扯了一夜的磨,话稠得像成熟的麦穗儿,数也数不清;话长得像门前的那条小花溪,淌也淌不完。一直扯到天边出现鱼肚白,舅舅还在唠唠叨叨地说。我妈捂住嘴,打了个哈欠说:“一辈子的话,哪能一下说完呢,睡吧?困死了。”舅舅轻轻叹口气,说:“那就睡吧。”头一歪,躺到了。我妈说:“好我的我老哥哥也,也不知道枕上枕头,当心落枕了,脖子可就受罪喽。”她托起舅舅的头,忽然感到不对劲儿,怎么就没气儿了呢?

妈一下哭出声来,舅舅大概知道自己不行了,和老妹子作最后的诀别呢。话说完了,他也安心地去了。

舅舅死在他住了一辈子的土屋里,生在其所,死在其所。

最后送舅舅走的,是曾经的生产队队长,他已经很老了,眉须皆白,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炫目的光彩。他对着舅舅凝固的笑容说:“老张,你着甚急哩?也不等等我呀。你可是咱村最后一个阶级敌人了,你走了,咱村就清一色的阶级兄弟了。”

的确,舅舅是村里最后一个“阶级敌人”了。他曾经戴过“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那个时候,村子里的阶级敌人不多,两个“坏分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现在看来根本不算个事儿),一个“四不清”(经济问题,无非是多吃多占一点儿,非常有限),还有一个就是舅舅。舅舅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因为斗争需要,舅舅成了村里的宝贝,常常被揪出来批斗。舅舅被批斗得麻木了,批完斗完,该吃吃,该喝喝,什么也不耽误。一个阶段不被批斗,心里反而不踏实。好在那个时候的斗争会很多,舅舅不踏实的时候很少。

舅舅死后不久,老队长也溘然而逝。有的村民说,老队长太孤单,跟老张做伴儿去了,这俩家伙,一辈子见不得离不开。还有的村民说,老张是个灵性人,他嫉恨老队长呢,硬把老队长给拽扯走了,那些年老队长没少斗他。还有的村民反驳说,老张可不是那小家子气的人,就那个年代,老队长能咋着呢?唉,不管怎么回事儿吧,反正是舅舅死了,老队长也死了。他们是村上活得时间最长的两个人,也是他们这一辈人当中的最后走的两个人。

舅舅这一辈子活得很难,可是他活下来了,活到了89岁。有人曾经断言,舅舅活不到60岁。他活的时间超过了和他一拨的“阶级敌人”,也超过了斗争他的那拨“革命干部群众”。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家庭和别人不一样,除了有个“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父亲,还有一个“历史反革命”的舅舅,我懂事的时候,舅舅还在蹲大狱。

妈怀着我妹妹,挺着大肚子领着我去探监。让我提着一只篮子,篮子里装着很多舅舅爱吃的东西。我满心不高兴,又不敢说不去,磨磨蹭蹭跟她走。

妈对我说:“你舅舅没有儿子,你不知道你出生时,你舅舅有多稀罕你。那个时候我当妇女主任顾不上你,你舅舅养了一只羊,天天给你喂羊奶。有一次你发烧了,你舅舅背着你跑了三十多里路去看大夫。”

我说:“我咋就没觉出他的好来!”妈用指头狠狠戳了我一下:“你这个喂不熟的白眼狼,你舅舅白疼你一场了!”

我撅着嘴,翻了妈一眼,不再理她。母亲不知道,小伙伴们欺负我时,就会说:“我们不理他,这个小历史反革命!”

那时经常填写表格,其中有“家庭亲属历史情况,有无参加反动组织……”这一栏,每逢此时,我都有撕碎表格的冲动。

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充满了对舅舅的怨恨。

我和大姐是正午时分到舅舅家的,舅舅的土屋烟囱里冒出缕缕炊烟。舅舅盘腿坐在小炕桌前,炕桌上摆着一碟韭菜炒鸡蛋,一碟花生米,舅舅把小酒壶拧得吱吱响。看见我和大姐进来,并没有什么表示,抬眼看了一眼,继续喝酒。那个时候,他正在挨斗,墙角放着一块写着他名字的牌子,名字上打着红叉,旁边立着一只破锣。

大姐说:“舅,妈让我们来看您,请您到我家住几天。”舅舅喝干杯中酒,咂咂嘴说:“不行啊,我还忙呢。”

我心里很不恭地想,真是驴死不倒架,忙什么呀忙,还不是忙着挨斗!

看着炕桌上那碟花生米和炒鸡蛋,我嗓子眼儿发痒,肚子也不争气地叽里咕噜乱叫。舅舅并没有让我们分享的意思,一个人心安理得地吃着喝着。那个时候,鸡蛋是农民的鸡屁眼银行,一般人家是舍不得吃鸡蛋的,唯有舅舅家的鸡蛋不卖,舅舅说人的身体最要紧,钱算个尸求!我刚看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孔乙己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孔乙己把茴香豆分给孩子们吃,分到所剩无几时,才用五指罩住碟子说,多乎哉,不多也!舅舅眼前摆着花生米,他的外甥女和外甥就眼巴巴站在他面前,他却一点儿孔乙己的风范都没有。我不由得感到愤慨。

舅妈也没有让我们分享舅舅下酒菜的意思。舅舅喝罢酒,舅妈把剩的酒菜放回碗橱,给舅舅做了一碗白面条,然后给我和大姐端上玉米面发糕,舅妈陪我们一起吃。

舅舅刚吃完,生产队的大喇叭响了,勒令舅舅立即到大队部,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舅舅拿起墙角的牌子挂在脖子上,拎起铜锣,泰然自若地走出去。

我对妈说起舅舅“吃独食”的事儿,妈抹了一把眼泪说:“你舅舅他心里苦呢。你们以后吃的日子长着呢,你舅舅还能吃几天啊?”

舅舅是我母亲家族唯一上过学堂的人,上的是师范学校,当时宁夏的最高学府。毕业后,没有当老师,从了警,曾做过县警察局副局长、省缉私大队的大队长。

我妈说,舅舅年轻的时候很是风光,骑着高头大马,往来于农村和城市之间。舅舅给张家门上长了脸,外爷爷和外奶奶很为舅舅骄傲。

舅舅年轻时当过的官虽然不是很大,用现在的职级对比,大约也就是个“县团级”。舅舅似乎也不是什么清官,利用职务之便,搞了一个“毛驴队”,大约有三十多头毛驴,从内蒙古的阿拉善盟盐湖往银川驮运私盐。他就是管稽查私盐的,有执法犯法之嫌。通过贩运私盐,发了一些财。舅舅并不用这些赚来的钱置办家当盖房子,而是用于赌博。据我妈说,舅舅曾经抱着银圆罐子耍钱,一个晚上就能输赢一罐子银圆。赢了钱,舅舅就出去吃花酒,拥红倚翠,结交青楼红颜,风花雪月;输了钱,也不赖账,如数付清,继续贩运私盐赚钱。舅舅的赌德还是很有一些口碑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妈说舅舅还存着一些私房钱的,他把银圆换成了大烟土藏起来了,却至死也没说出那些大烟土的下落。大约所谓的私房钱也是以讹传讹吧?

舅舅的主要精力除了缉私、走私之外,就是赌博了,家里的事情就基本上甩给了我外爷爷和外奶奶。一次,舅舅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两名部下回乡,路过自家稻田,马鞭一挥,颇为自得地对他的部下说,这是我们老张家的稻田,村里最好的水田呢!他的部下说:“张队长,你雇短工也雇个年轻些的,雇那么老的短工,吃也吃不动,干也干不动,图甚哩?”田里刈稻子的,是我外爷爷和外奶奶,舅舅当时一个大红脸,什么也没说,悻悻地离开了。后来舅舅说外爷爷给他丢人现眼了。外爷爷说:“丢啥人,现啥眼了,是偷人了,还是抢人了?”

新中国成立后,舅舅回乡务农。按说,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儿,把舅舅卷了进去。

宁夏贺兰山有个悍匪,名叫郭栓子,新中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收编,做了保安大队的大队长,受不了共产党的约束,又反了,拉了一干人马进了贺兰山。舅舅当年在宁夏还算是小有名气,郭栓子便派人与舅舅取得联系,封了舅舅一个旅长的官衔儿。舅舅本身就是个不安分的人,自然和郭栓子的联络官一拍即合,在人家的联络名单上签了字,同意与郭栓子共同“起事”。没过多久,郭栓子率领的那股土匪被人民解放军剿灭,郭栓子被正法。舅舅以“反革命”罪被判了八年徒刑。

从监狱出来后,舅舅没有分到土地,只剩下了两间土屋。那时大表姐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小表姐在上学。于是,舅舅借了姨妈家的一辆手推车,给建筑工地运沙子、白灰之类的建筑材料。沙子要到离家三十多里的河里去掏,无论严寒酷暑,无论风霜雪雨,他都推着那辆嘎嘎吱吱作响的独轮车,走在崎岖的山道上。我小时候亲眼看见,舅舅脚底板紫色血泡一个连着一个,令人触目惊心。舅舅用烧红的针一个个挑破,挤出里面和着血的水。舅妈在旁边小心翼翼地问:“疼吗?”舅舅若无其事地说:“这点儿疼都挨不住,还能做成啥事儿!”到了冬天,河水冰得刺骨,舅舅还是要下河掏沙,冷风一吹,脚面、脚后跟裂满口子,和袜子粘在一起。舅舅脱袜子时,并不先把袜子润湿以后再脱,刺啦一声,血迹斑斑的袜子连同皮肉一块儿拽下来,舅舅眉头都不皱一下。

后来,舅舅学会了木匠、泥瓦匠等手艺,受的苦就少了一些。舅舅曾经说过一句堪称经典的话,男子汉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就是要能拿得起放得下,能享得福中福,也要能得吃苦中苦。

舅舅没有儿子,这是他的心病。尽管小表姐学习非常好,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县高中;高考时,又以超过大学录取分数线四十多分的成绩名列榜首,整个县城为之轰动。因为舅舅的历史问题,小表姐没有上成大学,分到卫校,成了一名中专生。舅舅并没有因为小表姐的优秀而得意,还是有矮人一头的感觉。他说:“女娃子再好,也是人家的,只有男娃才能顶门立户呢。”

我妈生下大弟之后,舅舅找到我妈,泪眼婆娑地说:“我们老先人一条褡裢落难来到这儿,就生了我这么一个儿子。我再没有儿子,我们老张家就绝后了。妹子,你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就把老二给我吧?”我爸的意思舅舅挺可怜的,给就给吧。我妈不干,说那不成,生几个也是自己的,决不送人。舅舅为我妈的不“通情达理”感到气愤,掉转头饭也不吃水也不喝就气呼呼地走了。

我妈总觉得欠着舅舅的,想方设法弥补。我姨妈生了七个子女,三男四女,日子过得非常艰难,相对而言,舅舅家的日子还好过些。妈就找到她的老姐姐,充当说客,劝她把我二姨兄过继给舅舅,给老张家顶门立户。姨妈权衡再三,觉得在自己家孩子也是受罪,可能连媳妇也娶不起,还不如给自己的哥哥呢。二姨兄过继给舅舅之后,舅舅焕发了青春,整天忙着给人家打家具,盖房子,攒下了一些钱,盖起了三间房子,给二姨兄娶媳妇,隔年,二姨兄生了个儿子。儿子降生那天,舅舅长长舒了一口气,给外爷爷外奶奶坟上点了纸钱,告诉他们老张家终于有后了。

舅舅还在那两间土屋里住着,土屋前有两棵白杨树,高耸入云,每到秋天,树叶就像碎嘴的女人嘁嘁喳喳地吵个不停。

舅舅走了之后,那两间土屋始终没有人住,也没有卖掉。妈说:“再下两场雨,这两间土屋就要塌了,要抽个时间给收拾一下呢。”

我说:“收拾什么呀,反正也没有人住,塌了就塌了呗。”

妈轻轻摇摇头说:“这两间土屋你舅舅住了一辈子,他还要时常回来看看的,看到这个破败的样子,他会很伤心的。”

我说:“舅舅一定不会再回到土屋来的。土屋已经没有了炊烟,没有了人气儿,没有了值得他留恋的任何东西了,他还回来看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