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智其人对于石嘴山市境的水利建设，农业开发功不可没。在文化方面也不无贡献。他撰写的《惠农渠碑记》、《昌润渠碑记》、《石嘴山土神祠记》，皆有存史、资治、教化作用，为研究石嘴山地区历史的翔实史料。惠农渠、昌润渠竣工后，通智写了《昌润渠工竣恭纪七律》一诗：“黄河别派六羊通，石闸巍然跨彩虹。激起众流增浪力，引开曲水灌田功。川辉原润千村聚，野缘禾青一望同。从此遐荒欢鼓腹，群歌大有慰宸衷”。此诗实乃昌润渠工程及工程效益的写实之作。参与工程的其他官员及宁夏地方官员纷纷唱和，其中除歌颂皇恩之陈辞外，亦不乏写景状物之清辞丽句。法海的七绝即其中之一。其诗云：“长堤一带柳毵毵，通字题桥闸有三。见说田园无限好，风光谁亚小江南”。有关水利工程的唱和，无异于一次诗会，所创作的诗歌数量甚多，不但是石嘴山地区最早的文学作品，而且对此后的文学创作不无影响。
至于市境内陶乐县的垦荒耕种，亦与黄河相关。清乾隆五十年，黄河改道。河西之地变为河东，两岸为地界争执，清政府在河东设蒙汉界碑，即五碑子，亦称五堆子。界内属平罗县，河西农民陆续至河东垦荒，河东垦植区渐成。
三、叶叶风帆塞上行
——历史悠久的黄河水运河段
黄河之利，还表现在水运。宁夏黄河水运历史悠久。市境内的黄河是宁夏乃至黄河上游水运的河段之一，同样历史悠久。
据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禹贡》载：当时黄河水运已“浮于积石，止于龙门西河”。可见早在二三千年以前，黄河上游自青海积石山以下就已通航。
黄河大规模水运始于北魏。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书，命令薄骨律镇（今吴忠市西南）镇将刁雍，将河西（今宁夏黄河以西地区）屯谷五十万石运往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北），以备军需。并且指定由统万（今陕西靖边附近）、安定（今甘肃镇原西南）、高平（今固原）及薄骨律镇调牛车五千辆为运输工具。然而，刁雍经过计算认为如此运粮耗时费力不如水运。这个账是这样算的：从河西的进青铜峡、永宁一带，到沃野，计程八百里，牛车每辆一年可运两趟，每年每车载粮二十石，五千辆牛车一年运二十万石，五十万石粮需三年才能运完。三年内上万劳力上万头牛调去运粮，必“大废生民耕垦之业”。因此刁雍上表恳求将陆运改为水运。魏太武帝诏准。当年冬，刁雍指挥工匠赶造木船二百艘，每艘可载粮一千石（合26吨多）。次年三月至九月，即将五十万石粮全部运完。三年之事，两季而成。魏太武帝不但大加表扬，而且令刁雍将水运之法“永以为式”。
自北魏开创黄河大规模水运以来，历代兴盛不衰。
唐代的朔方军镇设在灵州，其所需军粮多由北都（今太原）购买，然后溯河而上，以船运送。唐高宗李渊为防御突厥，曾下令在灵州置舟师（即水军），派大将于筠召江南船工来此，“大发卒治战舰”。唐代的朔方军还设有六城水运使，专门管理宁夏、内蒙古的水运。设在今平罗姚伏的定远城即为六城之一。
元代的大水利家郭守敬在修复水利的同时，建议宁夏黄河通漕运。元世祖忽必烈采纳其建议，下令建立了由应理州（今中卫）到内蒙古托克托的水驿，沿途设驿站十个，驿船六十八艘。
清代，黄河水运也很发达。1688年，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派左都御史于成龙在宁夏调运军粮，并征集船只一百零三艘。康熙及其随从由陆路来宁，返程时走水路，其船队船只达百余艘，其中还有“楼船”。康熙此行由横城上船，顺河而下，途径市境的姚伏、流穆河、哨马营、石嘴子，均曾停船过夜。
清代，宁夏至包头段的河道上，不但有木帆船千余只，而且有大量皮筏。甘肃、青海、陕北、阿拉善的皮毛及土特产多经宁夏水运输出，返航时则载回各种日用手工艺品。道光年间，“磴口春帆”成了“平罗八景”之一。其时磴口属平罗县辖地，石嘴山（现惠农区）至磴口的河道，在春日开河之后，千帆竞发，蔚为壮观。
近代，石嘴山渐成黄河岸边的水旱码头。1880年前后，英、德商人陆续在石嘴山设洋行，号称“八大洋行”，最盛时有十家之多，亦称“十大洋行”。这些洋行在甘、宁、青均设有分行，专门收购皮毛，以木船皮筏运至石嘴山。在石嘴山梳理打包后再装船运往包头转口。民国初年，石嘴山仅输出羊毛一项即年达3000万斤，外商在此雇用的运皮毛木船即达千余只。其水运之盛，可想而知。
石嘴山段的黄河河道上，还曾试航过机动船。清光绪年间，比利时人罗比尔吉拟成立轮船公司，开辟南门托克托河口镇至兰州航线。他打造了钢制小型轮船“巨龙号”，在宣统三年秋从托克托河口镇逆水而上，经宁夏抵达甘肃靖远。此为黄河河道行驶轮船之始。1918年，甘肃商人陈润生、蔡质夫成立甘绥轮船公司，购买“巨龙号”营运，自托克托河口镇至横城行驶两次，终因该船客位少，入不敷出，被迫停办。甘肃省长张广建与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也曾合伙创办轮船公司。他们请上海技术人员制造长15米、宽3米、吃水0.7米的轮船，名为“探源号”，于1919年夏，从包头南海子逆水而上试航。历时五天半抵达石嘴山，又顺水而下，历时两天半抵包头。上水时速10公里，下水时速达25公里。后因战乱，有关计划废弃。合伙上的几次机动船航运皆有始无终，草草收场。通行于河上的还有木船、皮筏。皮筏有牛皮筏、羊皮筏，制作简易，成本甚低，使用方便，实为西北人民的一大创造。明诗云：“不用轻舟与短棹，混脱飞渡只须臾”。混脱即皮筏，可见皮筏之轻便快捷。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水运亦曾兴盛一时。包兰铁路通车前，石嘴山煤矿建设所需设备，因汽车无法装载，本船吨位太小，亦曾用皮筏运送。古老的皮筏为石嘴山的现代化建设是立过功的。
六十年代后，合伙上游青铜峡等处筑坝，包兰铁路也已通车，合伙水运停运，合伙行船成为历史。但在各处渡口，仍有船只摆渡。渡口的木船，也渐次变为渡轮。而随着合伙大桥的建成，古老的石嘴山渡口也已另迁新址。
黄河的灌溉之利，水运之功，促进了市境经济发展。大规模招民垦荒，水旱码头的形成使各地移民迁居于此。于是在这里农业文化、游牧文化、中原文化、边塞文化，各个民族的文化、各个地域的文化，汇聚碰撞交融，从而使市境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特色。古老而深远的黄河文化，特色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独一无二的西夏文化，丰富多彩的移民文化，沉郁粗犷的边塞文化，共聚于这片土地，成为丰富的人文资源。
四、凌云健笔有遗篇
——名人制作中的石嘴山
石嘴山位于交通要冲，成为水旱码头后，更是宁夏至包头必经之要道。民国以来，大批革命志士、军政要员、社会闻人、文人学者往来途径于此，涉足市境。有的还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市境的山河风貌、政治经济、风土人情，有过翔实的记述，生动描写。其中最著名的有宣侠父的《西北远征记》、冯玉祥的《我的生活》、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
《西北远征记》是革命烈士宣侠父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宣侠父在1925年至1929年间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从事政治工作。1925年他随西北军刘郁芬部，从张家口长途行军至兰州。《西北远征记》记述的是此次行军的经历。书中有他途径石嘴山、惠农、平罗的见闻。他在石嘴山看到的市场上“只有哈德门香烟是比较近代的商品”；他在惠农下营子耳闻了乡民“只知有前朝武举人周绅士，而不知有官府”的奇闻；他在平罗县城目睹了“县太爷的前朝威仪”。其时，经过辛亥革命清朝皇帝早已垮台十多年，而平罗县官员仍使用前清仪仗；“忽然一辆精美的骡车驰过，前呼后拥着十多个壮勇。这些壮勇，一色都是清朝打扮，他们穿着大袖的黑色短卦，短卦的前后，缀着红布剪成的‘亲兵’二字”。作者文笔伟神，为我们留下了当年的生动剪影。
《我的生活》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自传。冯玉祥1926年“五原誓师”后，率部入甘援陕时，曾途经石嘴山地区。他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记述了途经石嘴山时的有关情况，描述了在石嘴山富商郑海峰家受到热情招待，以及郑氏经营致富的情况，并对郑氏经营煤矿、盐池、碱湖等开发地资源之举多有褒扬。书中还记述了他途经平罗时，发现县衙内有年轻女眷，询问得知乃是县长新纳之妾。因此生疑，查出该县长确有劣迹，将其撤职之事。
《中国的西北角》是著名记者范长江的通讯集。1935年7月，时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从四川成都出发，开始他著名的西北旅行。他此行撰写的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此后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书中第五篇是“贺兰山的西边”，皆是关于宁夏的通讯。该篇中的“平罗南北”、“石嘴山外”则是写平罗、石嘴山的篇章。他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感详加记述，多有生动的描写、精辟的议论、科学的分析、真挚的抒情，堪称通讯之佳作，并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名人关于石嘴山是著作与文章，不仅是了解昔日石嘴山的珍贵资料，而且给石嘴山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是市境人文资源的组成部分。多年来，笔者致力于发掘当地人文资源，写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散见于宁夏及石嘴山报刊，其中有57篇被《宁夏地方文献目录》收为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