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对政治学也有自己深刻的理解。他把政治学解定为“研究结合在社会里并且互相依存的人类。”在“论政治学可以析解为科学”一文中，休谟提出了构成一门政治科学的三个基本的因素或要点，即政体、法治与人性，可以说这三点是休谟社会政治理论的主线，贯穿在一系列的文章与著作之中，是其主要的思想精要之一。
论民族特性
随着时代的变化，人的行为习惯也会发生变化，同样由人的行为习惯构成的民族特性，也相应的发生很大变化。就像古希腊人的机灵、勤奋和活跃精神，与当今希腊地区居民的愚蠢和懒惰毫无共同之处。
有识之士这样认为，无论哪个民族都有具特定的品质，都有一套独特的行为方式，都有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特点。我们在此称为民族特性。
对民族特性产生的原因有很多解释，但主要的说法有两种。一是自然因素，二是精神因素。而两者中，精神因素则对民族特性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因为民族只是由个人构成的集体，而个人的行为方式更多取决于精神因素。
精神因素这一原理决定了不同职业者的性格特点。军人随时都可能丧命，这使他们既勇敢无畏又慷慨挥霍。农民每天都辛勤耕作，这使他们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性。神甫由于特定的环境，使他们必须装的比实际上虔诚，这使他们必须保持格外的矜持而且必须不断做出痛苦的表情。
神甫这一特殊的职业，在民族特性上有其典型的特征。神职人员为了实现他们的志向往往采取愚昧、迷信、盲目信仰和假虔诚的欺骗行为。
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幼稚的自负，而神职人员尤其容易受到这个缺点的诱惑，因为愚昧的大众很尊敬他们，甚至会将他们看作圣徒。
大多数人都特别尊重自己的同行神甫也不例外，神甫的整体利益来自人们的尊重，但也来自压制对手。
复仇本是人类二种天生的激情，但在神甫那里，复仇之情却似乎具有最强大的支配力。这是因为，神甫不能直接通过暴力和格斗发泄自己的怒火，往往以为自己因此而遭到了轻视，所以他们的自尊心便会激起他们的复仇之情。
由此可见，人性中的许多恶德都起因于明确的精神因素，自然因素在民族特性的形成中起到的是外因的作用。因为这些环境条件能影响其他各种动物，甚至能影响那些适于在各种气候中生活的动物，却不能给所有的动物造成同样彻底的影响。斯特拉波对“气候能影响人”的看法很不以为然。他说，能影响人的唯有习俗与教育。雅典人之所以有学问，腊斯戴蒙人和底比斯人之所以愚昧无知，都不是因为自然气候。
人类的心灵十分善于模仿。因此，除了使用相同的语言之外，他们还一定会养成相似的行为习惯；每个人不但各有性格，而且具备共同的特性。即民族特性。在社会的幼年期，任何一种性情若比其他性情丰富得多，它便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主导，使民族特性带上它的色彩。
一个共和国建立之初，应将一个布鲁图放在执掌大权的位置上，他应当对自由和国家利益满怀热情，不顾其天性的一切羁绊，不计私利。这种杰出榜样必然会影响整个社会，点燃每个人胸中相同的激情。无论造就一代人行为习惯的因素是什么，下一代人都一定会更深地染上前代人的色彩。
因此我认为：一切民族特性都不取决于确定的精神因素，而是来自上述一些偶然因素；自然因素对人类心灵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将未显现的原因视为并不存在，这是一切哲学当中的一条基本准则。
当我们查阅上下五千年的编年史，会发现，气候影响行为方式的迹象少之又少，而行为方式互相影响，互相传染的迹象则到处可见。
我们可以看到，幅员广大的政府会将民族特性传遍整个帝国。我们会目睹到相邻的小国政府各国人虽然各有特性，其行为方式却差异分明。同一种民族特性也通常会限于政府权力的精确边界以内。
当一些行为的偶然因素，使同一个国家的两个民族无法融合时，它们的行为方式便会在数个世纪中相击甚远。例如：土耳其人的诚实、庄重和勇敢，与现代希腊人的狡诈、轻浮和怯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此外，一个民族的法律和语言会和那个民族行为一起走遍世界。正因如此你才能分辨出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的殖民地。
随着时代的变化，人的行为习惯也会发生变化，同样由人的行为习惯构成的民族特性，也相应的发生很大变化。就像古希腊人的机灵、勤奋和活跃精神，与当今希腊地区居民的愚蠢和懒惰毫无共同之处。坦率、勇敢和热爱自由构成了古罗马人的特性；而狡诈、怯懦和奴性却是现代罗马人的特性。
古代的西班牙人不安本分、狂暴蛮横、非常好战，乃至很多西班牙人被罗马人缴械后纷纷自杀。可是，激励当今的西班牙人拿起武器，却会像古时让他们放下武器一样困难。巴达维亚人是天生的军人，当年曾自愿受雇于罗马的军队；但他们的后代却像古罗马人雇用他们的先辈那样雇外国人当兵。法国人的性格中还存留着当年恺撒归因于高卢人的一些特点，但现代法国人的文雅、仁慈和博学，又如何能与古代法国人的愚昧、野蛮和粗鄙相提并论呢？
相似的行为方式同样源于相邻民族之间的密切交流。因此，你能见到法兰克人与东方民族有相同的特性。
生活中你会看到，讲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社会环境的同一个民族其行为习惯会出现奇妙的混合，在这一方面英格兰人表现的是最明显的。
有人认为，气温的冷热会对人产生巨大的影响。的确有一些理由可以使人们认为：寒带或热带地区的民族都不如其他地区的民族优秀，都没有能力做出人类思维的一切较高成就。但事实上，气候根本没有对这种性情气质上的差别造成任何影响。
希腊人和罗马人将其他民族称为野蛮人，只承认居住在更靠南部气候中的人有才能、有智慧，说北方的民族根本不能掌握知识与礼节。但我们英格兰岛也产生了希腊和意大利不得不承认的伟大的实践家和学问家。
有人说：一个国家所在的位置越是接近太阳，该国人的情感便越精致，鉴赏美和高雅的趣味越会随着纬度的增加而相应提高。但是，这种看法却并不普遍适用。
阿拉伯语粗糙笨拙，并不悦耳，而俄语却柔和而富于音乐性。拉丁语的特点是生动有力、音调刺耳，而意大利语却是世界上最清晰、最流畅、最阴柔的语言。每一种语言多少都依赖于人们的行为方式，但更依赖于那种语言的词汇与声音的最初原料，它们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即使人们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最大的变化，那些原料也无法改变。
不仅如此，一个民族的行为方式改进得越多，其语言就改变得越少。许多天才人物将他们的趣味与知识传播给整个民族，使人们得到了最大的改进，同时也将语言固定了下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语言产生过大的变化。
培根爵士曾说：“南方人通常都比北方人更具创造才能，但寒冷地区的人中若出现了一位天才，他的才具便会比南方才子所能达到的还高。”
我相信，若只用这个见解去看欧洲的各个民族，并只看当代便可认为这个见解是对的。但我认为，这种现象可能缘自精神因素我们英国从南方国家引进了所有的科学和文化学术，因此很容易想到，一旦竞争精神和荣誉心激发了实践它们的最初热忱，少数痴迷它们的人便会竭尽全力、想方设法，使它们得到高度的发展，以达到完美的顶点。这些天才将知识传播出去，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和尊重。但由于未得到恰当的鼓励，其成绩不突出的人便不再如以前一样勤奋。
因此，即使知识在人们当中普遍传播，十足的无知与粗鄙被彻底抛弃，也极少会使个别人达到任何显著的完善。朱文纳尔说：“从前唯有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懂得科学；现在全世界都在效法雅典和罗马。口才非凡的高卢人已教会不列颠人懂得了法律。连图勒人都在打算雇来修辞学家作老师。”知识的这种状况非常引人关注，因为朱文纳尔本人是古罗马最后一位天才作家。他以后的作家之所以受人尊重，只是由于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史料而已。
本提沃格里奥红衣主教认为：北方的民族在正直与诚实方面胜于南方的民族。但我往往认为这种情况大概是出于偶然。古罗马人是个正直诚实的民族，而北方的现代土耳其人也是如此。如果一定要给这种结果做个确定的解释。我们只能说极端的情况可能会同时发生，并且会引起同样结果。
大多数征战都是从北向南，有人便由此推断：北方民族的勇猛残忍超过了南方民族。不过，也有人认为，即征战大多是贫穷的民族对富庶的民族发动的。一位著名作家曾指出：勇猛的动物皆为食肉动物。食物丰沛的民族（例如英格兰人）很可能比其他国家处于半饥饿状态的民众更勇猛。但是，瑞典人虽然在食物方面比较匮乏，但在作战勇猛上，却毫不逊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
但在民族性格当中“勇敢”通常是最不稳定的性格。相反，“勤奋”与“文雅”却可能是一种稳定而普遍的民族性格，它可能变成全民族的习惯。维持勇气必须依靠纪律、勤奋与文雅。恺撒的第十步兵团、法国的皮卡迪地区军团，都是由各民族百姓混合而成的，而一旦他们勤奋并怀有同一个信念，即他们是世上最精良的部队，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军人。
在对生活在不同气候的民族之间差异的见解当中，有一种说法是值得我们考虑：北方民族天生更喜欢烈酒，而南方民族天生更迷恋爱情和女人。我们可以为这个差异找出一个十分可信的理由：红酒和烧酒能使人在较寒冷的北方气候中温暖身体，以免遭恶劣天气的伤害。同样，在那些暴露在更多阳光下的国家里，温暖宜人的阳光则能使人热血沸腾，遂使两性之间的激情倍增。
这种差异或许也归因于精神因素：烈酒在北方地区比较罕见，因此人们更渴望得到它们。希库卢斯告诉我们：他那个时代的高卢人是有名的醉汉，更迷恋好酒。
我认为这是由于好酒在北方更罕见、更新奇。一方面，南方的炎热气候使男人和女人不得不半裸外出，因而使男女交往变得更加危险，更易燃起两性间的情欲。另一方面，南方女人成熟较早，因此必须更加小心地约束她们的行为、更密切地关心对她们的教育。悠闲安逸最能引发恋爱的激情，而勤勉与辛劳则最能破坏恋爱的激情。温暖气候中的民族，其生活必需品明显少于寒冷气候中的民族所需。仅仅环境这一个因素便可能使南北民族判然有别。
将民族的不同性分配在不同的气候里，这个见解是值得怀疑的。古希腊人虽然生于温暖气候，却似乎非常嗜酒；他们寻欢作乐的聚会也不是别的，就是男人之间的饮酒竞赛。男人们往年会离开女人，聚在一起消磨时光。但是，亚历山大率希腊人进入波斯以后，希腊人的这种放荡行为却大大增加，并且效法了波斯人的放荡方式。
如果说人的多情天性可产生嫉妒，那么，任何民族的嫉妒都不及俄国人。俄国人与欧洲交往之前，他们在这方面的行为方式已多少有所改变。
然而，如果自然原理的轮回，真的可以将这种情况作了严格的分配，并将对酒的激情分给了北方民族，将对爱的激情分给了南方民族，我们便只能作出这样的推断：气候因素可能影响我们体内比较明显的器官，却不能影响那些比较精致的器官、而心灵和理智的运作则要依靠那些器官。这个推断与自然的运作十分相似。
最后我想说，一个民族的文雅礼节是民族特性中的优良品质，而文雅礼节往往都要依赖于一种交往，即爱的激情要得到恰当控制。如果这种激情超出一定程度，便会使男人心怀嫉妒，从而断绝男女间的自由交往。民族特性若能文雅礼节方面做得高雅恰当，我们便会发现，无论在何种环境下，人们的生活以及各个方面都能得到全面的提高。
论政府的起源
政府也是由具有人类所特有的缺点的人组成的，但它还是作为一种最为精微和巧妙的发明，在一定程度上免去了自身的一切缺点，最终成为了一个新的组织。
人类活动通常是受利益支配的，他们在平常生活中所关怀的往往也不外乎是最接近的亲友与相识的朋友，这一点是公认的。若非人类借着普遍而不变地遵守正义规则，便无法那么有效地达到这种利益，他们因为只有借这些规则才能保存社会，才能不至于堕入人们通常所谓的自然状态的那种可怜的野蛮状态中。
既然如此，所有人维持社会正义，得到的利益都是巨大的。因此，既然人类那么真诚地依恋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又是那么有赖于正义的遵守，并且这个利益又是那么确实而为大家所公认的，于是就会有人问到，是什么情感猛烈地蒙蔽了清楚的认识，并且仍然会发生动乱。
我通常认为，人类的情感是受想象所支配的，并且这种情感与一切观点是成正比的，而非与这个对象的内在价值和真实成正比的。凡以一种强烈和生动的观念刺激人们的对象，普通总是超越于出现在比较模糊的观点下的对象。
既然凡在空间或时间上与我们接近的东西以那么一个观念刺激我们，因此它在意志与情感上也有一种与比成比例的效果，而比处于较远、较模糊的观点下的任何对象通常均有一种较强的力量作用。
虽然我们能够充分地相信后一个对象较前一个对象更为优越，但是我们却无法以这种判断来调整我们的行为。我们顺从情感指示接近行为，但是情感指示却总是为了接近某种东西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