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第六回中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众诸侯分屯洛阳。孙坚救灭宫中余火，屯兵城内，设帐于建章殿基上。坚令军士扫除宫殿瓦砾；凡董卓所掘陵寝，尽皆掩闭……旁有军士指曰：“殿南有五色毫光，起于井中。”坚唤军士点起火把，下井打捞。捞起一妇人尸首，虽然日久，其尸不烂：宫样装束，项下带一锦囊。取开看时，内有朱红小匣，用金锁锁着。启视之，乃一玉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旁缺一角，以黄金镶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坚得玺，乃问程普。普曰：“……近闻十常侍作乱，劫少帝出北邙，回宫失此宝。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处不可久留，宜速回江东，别图大事。”坚曰：“汝言正合吾意。明日便当托疾辞归。”商议已定，密谕军士勿得泄漏。
这个故事后来也被人们称为“匿玺背约”，那么，这个“匿玺背约”的故事在历史上到底是真的还是小说家的杜撰呢？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是“帝蜀寇魏”，而对于孙吴，多多少少都有些轻视，尤其是对这个孙吴的首个创业者——孙坚，小说家更是刻意地进行了贬低。这个“匿玺背约”的故事虽然在正史中不见相关的记载，但是在野史中还是存有蛛丝马迹的，这个故事有其出处。据孙吴时人韦昭的《吴书》记载：“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圜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很明显，韦昭《吴书》中的这个记载就是小说中“匿玺背约”的原型。另外在《山阳公载记》中还有一句这样的记载作为“匿玺背约”的佐证：“袁术将僭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从表面上看，这两个材料上都提到过“匿玺背约”一事，似乎小说中的这个情节应该原本就是历史事实了。
但通过核对历史资料，这里面疑点重重，有必要进行一番商榷。首先，这个故事在正史没有任何记载。查遍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南北朝范晔的《后汉书》、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些正史，都看不到有关“匿玺背约”的蛛丝马迹。这至少可以说明，在这三位史学大家的心目中，所谓的“匿玺背约”疑点颇多，不足为信。首先引用这个资料的裴松之也不相信。《吴书》及《山阳公载记》已经失传，这个故事之所以会出现在后人的眼前，应归因于裴松之。但是，裴松之自己在应用了这两个记载后，还特意加上了自己的意见，对资料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臣松之以为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此为阴怀异志，岂所谓忠臣者乎？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如其果然，以传子孙，纵非六玺之数，要非常人所畜，孙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玺，而宝藏传国也。受命于天，奚取于归命之堂，若如喜言，则此玺今尚在孙门。匹夫怀璧，犹曰有罪，而况斯物哉！”裴松之认为：以孙坚的为人，不可能做出这样“阴怀异志”的事情。
再者，《吴书》和《山阳公载记》的可信度有些令人怀疑。《吴书》的作者韦昭原本就是东吴的太史令，为了增加孙氏政权“上顺天意”的合法色彩，在其著作中就曾经出现过一些不实之辞。另外，《山阳公载记》中的“袁术将僭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这句话，也有问题。查《三国志》、《后汉书》、及《资治通鉴》的时间，“袁术将僭号”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年（197年），这个时候不但孙坚已经死去多年，而且孙策是在兴平元年（194年）携母吴国太返回了江东。可见这个记载不但把时间搞错了，而且还让孙坚也“重生”了，漏洞比较明显，故基本上可以断定以上皆为假料。
综上所述，这个“匿玺背约”的故事在历史上疑点重重，很有可能是前世史家杜撰出来的。而罗贯中这样写，则是为了小说情节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