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国读者、作家和出版界所关注并看重的茅盾文学奖，到目前为止，先后评了五届。在得奖的22部作品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折桂的就有11部，即《东方》（魏巍）、《将军吟》（莫应丰）、《冬天里的春天》（李国文）、《芙蓉镇》（古华）、《沉重的翅膀》（张洁）、《钟鼓楼》（刘心武）、《第二个太阳》（刘白羽）、《战争与人》（王火）、《白鹿原》（陈忠实）、《骚动之秋》（刘玉民、《尘埃落定》（阿来），占了半壁江山。人文社为什么能取得这般令人羡慕的成就？
长篇小说：人文社的牡丹花
熟悉文学发展的人都知道，我国明、清代笑笑生的《金瓶梅》，曹雪芹的《红楼梦》，到十八十九世纪的世界名著《高老头》、《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红与黑》、《大卫·科波菲尔》、《德伯家的苔丝》等，既代表了一个时代，也代表了一个国家文学创作的高峰。冯雪峰他们不但深知这个玄机，他们自己就是长篇小说的作家的研究家。比如，冯雪峰自己就准备写《太平天国》，王任叔后来出版了《莽秀才造反记》，人们至今还流传着他们抓长篇创作的佳话：
冯雪峰亲自担任《保卫延安》的责任编辑，找当时尚未成名的杜鹏程一起研究该稿的修改和定稿，杜鹏程高兴得走到街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曾任驻印尼大使的副社长王任叔，看到浩然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抢过编辑的稿子自己定稿，并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这才有了后来的《艳阳天》。
众所周知，冯雪峰和王任叔命途多舛，后来不再当领导了，但“旗手倒下，红旗前进”，继任的副社长许觉民，仍然执行冯雪峰他们的既定方针，所以在长篇小说出版上硕果累累。除了上面提到的《保卫延安》和《艳阳天》，文革前出版的优秀之作计有《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三家巷》、《欧阳海之歌》、《在茫茫的草原上》等等，这一系列杰出作品的涌现，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画廊，也为人文社日后形成茅盾文学奖这块高地埋下了伏笔。
队伍与阵地：创业的根基
文革以后，严文井是社长，韦君宜是总编。关于长篇小说的出版，韦老太还讲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她说，我们社当然古今中外的名篇都要出版，“但是，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是人文社的牡丹花！”在严、韦的共同努力下，有这样两项重大举措，要浓重地写上一笔：一是决定召开全国中长篇小说座谈会，二是创办《当代》杂志。
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文艺界从来就是政治思想的晴雨表。《光明日报》上《实践是检验真是的唯一标准》刚刚发表，时任人文社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后任总编辑的屠岸同志细读之后，就敏锐地预感到大地即将解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他和小说北组编辑张木兰等商量后，就向韦君宜建议，应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及时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中长篇小说座谈会，将全国最有潜力的作家请到北京，解放久已禁锢的思想，繁荣已经凋蔽了十多年的长篇小说创作。
1979年2月6日至13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全国中长篇小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参加座谈会的，既有在创作上卓有成就的魏巍、李隼，又有在政治运动中饱受磨难有一助肚子题材要写的王蒙、从维熙、李国文、邓友梅、刘绍棠、陆文夫、林斤澜、宗璞，以及新涌现的极有创作天赋的刘心武、张洁、竹林、莫应丰、古华、蒋子龙、谌容、冯骥才……人文社还邀请到文艺界界最有威望、又十分关心小说创作的老作家茅盾来和大家见面，讲话。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直接写到文革，或者牵涉到政治运动的敏感题材的作品怎样写，作家提出了许多问题。当时人文社正好有三部写到文革和所谓敏感题材的小说，如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孙颙的《冬》，竹林的《生活的路》。出版社内对这些作品议论纷纷，三部小说有好几十万字，要茅公通读是很困难的。于是，韦君宜让编辑部将这几部小说的内容梗概写出来，由她直接送茅公请教。2月9日茅盾先生公开表态，对冯骥才他们三人的作品作了充分的肯定。茅公的真知灼见，拨开了与会作家心中的迷雾。通过座谈会人文社团结了一大批极有才华的作家，为出版社日后所出长篇小说的获奖，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最重要的举措是决定创办《当代》。该刊由著名作家秦兆阳为主编，孟伟哉为副主编。正所谓万事起头难，幸好作家秦兆阳、孟伟哉是极有开拓精神的创业者，他们全力以赴编辑草创时期的《当代》。《当代》公开打出来的旗号是“直面人生，帖近现实”，走的是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文社有了这样一个阵地，又有一批极为精壮的编辑办刊，尽是行家里手，难怪六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包括《芙蓉镇》、《尘埃落定》，都是在《当代》最先披露的。
口头禅：一切从零开始
除了上面提到的《当代》杂志，该社还有一个当代文学编辑室。全部人马三四十人，先后带领这支团队的是屠岸、王仰晨、李曙光、王笠耘、何启治、高贤均。他们作风严谨，坚持三审制；思想解放，敢为天下先；敬业，奉献。作家们以在人文社出书“登龙门”为荣，他们又极为谦虚，以诚感人，没有店大欺客。
“四人帮”垮台不久，改革之风尚未劲吹，青年作家莫应丰找到韦君宜：“我有一部写文革的小说，你们敢不敢要？”韦毫不犹豫地将稿子接下来。为了《芙蓉镇》等两部书稿，韦君宜驱车请教。领导树立了榜样，编辑部组稿又各有千秋；许显卿与魏巍友善，拉来了《东方》；周达宝顶着压力，编发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于砚章的负责精神感动了王火，组来了《战争和人》；后来当了副社长的谢明清和刘心武堪称挚友，争取到《钟鼓楼》；老编辑刘炜一人承担了《芙蓉镇》、《将军吟》的责编，彭沁阳为刘玉民的《骚动之秋》发稿；青年编辑脚印奉献了阿来的《尘埃落定》……
已取得的成绩都已成为过去，人文社编辑们现在的口头禅是，一切从零开始。我也借用孙中山先生的话勉励我的同伴：“同志仍须努力！”
（原载2001年8月9日《光明日报》）
金子一般的心——和大学生谈编辑
前些时，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有一位应届毕业生，到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实习。编辑室的主任副主任都是大忙人，让我来接待这位大学生，向她介绍一些编辑业务知识。
我对大学生说：“我虽然当过若干年的编辑，但我从来也没有给学生们上过课。当一个编辑最要紧的是什么，我一下子也讲不清楚。……这样吧，正好有一位作家写了一本关于我的书《烛照篇——黄伊和当代作家》，我送一本给你。你拿回去花一两天时间看完以后，我再跟你谈好吗？”因为我正在编《文学故事报》，我还借了一本我们报纸1995年的合订本给她看。
过了几天，大学生来找我，称赞了《烛照篇》，说我发现、培养、扶植了多少作家，许多影响了一代青年的优秀作品，由于我的尽心尽力终于得以和读者见面，“黄老师多么……”我连忙摆了摆手说：“其实，我也没有做多少工作。作家王立道在这本书里说过，‘此传非一人之传，此碑非一人之碑。’《烛照篇》不仅仅是写了我，我周围还有一批编辑，有名有姓的编辑前后写了二三十位。该书只是以我作为一条轴线，由此辐射出去，写了一批作家和作品。”
我喝了一口茶，润了润嗓子接着说：“该书歌颂了一批编辑的那种极其可贵的奉献精神。前一两年，我因为要给《北京日报》的‘人物’专栏写文章，我采访了《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和一些出版社的编辑、记者，我发现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和我们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一心扑在工作上。那个时代的编辑，都有那么一股子非常值得我们怀念的奉献精神，一种非常崇高的敬业精神……”我停顿了一下，再接着说：“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要求现在的编辑都像我们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样傻干。但是，为着一种事业的开拓，没有几分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很难把编辑工作做好的。”
听了我的话，我仿佛看见大学生的眼睛里，一种不很相信的眼光闪了一下。于是，我跟她讲了两位编辑的故事：
“有一位编辑，本来在一家出版社编一份刊物，后来跳高枝，到另外一个刊物去了，因为他在出版社编的那个刊物据说属于处级，后一个刊物是局级。另外一位编辑曾经问我，你们《文学故事报》是处级呢，还是局级呢？俗话说，人往高处走，他嫌他现在编的是一个小报小刊，他也要攀高枝。”
接着我又对大学生说，曾经当过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同志，年轻时在延安跟胡乔木同志一起在中宣部工作过。乔木对她说，我们做宣传工作，不论是编报纸也好，编刊物也好，这是关系着千百万人的事业。但是，我们宣传部门不是衙门，没有官可当。你做编辑、当记者是用你那枝笔去为人民服务。你要是想当官，那就到政府部门去好了。韦老也是经常这样教育我们的。
大学生津津有味地听着，我把话题拉了回来。我说：“当编辑最要紧的一条是要有一种无私奉献精神，要有一颗金子一般的心，要认识到我审查、加工过的书稿，我可能终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编辑，也可能一辈子只是一个小记者，局级处级可能和我们终生无缘，可是，我奉献给读者的是我的心血，我的精品。我始终认为，斤斤计较自己什么级别，是很难把编辑工作做好的。高升为局级的主编值得人们关心的依然是，刊物办得怎么样，有没有推出什么好作品，有没有开拓出什么新局面。也可能我的脑筋太陈旧了，我总觉得不把主要的精力用在编好自己的刊物上，一味热衷于为更高的级别而奋斗，是很难做出什么值得人们称道的成绩的。”
有了一颗金子般的心，有了那种可贵的敬业精神，你就会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用不完的劲，就会富有创造性地去开拓工作，打开新的局面。在为读者服务中，你应付得到极大的乐趣。经过你的手，如果能弄出几部将传之后世的作品，在我的心目中，你在精神上就比那些局级处级的长们富有得多，最少不比他们差到哪儿。
大学生问我，你心目中最理想的编辑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主要应该抓什么工作？我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五六十年代跟我一起工作，或者当时干脆就是我的对手，而他们的工作，确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认为理想的编辑，在编辑部内部富有开拓的精神，能够坐得下来，抓出精品；在编辑室外面，他是一个外交家，和作家广交朋友，能把他们的优秀作品抓到手。”
我又如数家珍地对大学生说：“比如，在五十年代，工人出版社的何家栋，推出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描写革命家的传记文学作品。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江晓天抓回忆录，支持我们创办《红旗飘飘》丛刊；抓创作推出《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李自成》……教育了一代青年。有一些编辑，在加工整理书稿上做得十分出色。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著名编辑龙世辉，加工、修改《林海雪原》；何家栋加工整理，甚至于部分参加创作了《我的一家》、《把一切献给党》、《刘志丹》。群众出版社的李文达，加工整理《我的前半生》。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张羽，采访、整理《王若飞在狱中》，加工修改《在烈火中永生》、《红岩》；另一位编辑唐微风，帮助蒙族作家乌兰巴干，修改《草原烽火》。上面那些优秀作品的出版，乃至于得以传世，编辑们所付出的心血，实在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