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处交往方面，也就是说代表出版社和作家广交朋友，因而把当时最优秀的作品抓到手的事例，你看了《烛照篇》，可以非常生动具体地看到当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这一个优秀的编辑群体是如何工作的。我还跟你讲讲我在八十年代参加一些笔会、研讨会、亲眼所看到的几个年轻的编辑。她们的活动，在我和王扶现场（现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和王扶参加了天津《智慧树》杂志组织的一次活动。当时，最有影响的科普作家都来了，还有二三十位科普刊物的编辑记者。上海《文汇报》来了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她也写过几篇颇有影响的科普作品。）她和作家交往的那种落落大方及不卑不亢的态度，她在组稿方面的才能，乃至于她和同行打交道时既热情而又丝毫没有虚假，倒显出几分真诚的表现，我和王扶私下谈话时都觉得：一个编辑部就得有一两位理这样的编辑！我还参加了湖南省作家协会组织的一次作品研讨会，会后到张家界去旅游。同行的有湖南省当时很“火”的一些作家，还有各出版社的编辑。花城出版社有一位年轻的女编辑，也和我们一起旅游。只有几天的时间，她不但和作家们搞得很熟，还能让作家们替她办一些事情。作家张扬，因为出版《第二次握手》，当时颇有名气。在我和他交往中，多少总是感到他有一些傲气。但那个女编辑在旅游结束后回到长沙，还没有休息，她就能叫张扬带着她去拜访湖南省一些颇有影响但没有去张家界的作家，开展约稿活动。你想，有张扬陪着，湖南的稿子不是好约得多吗！
我对大学生说：“最理想的编辑是在编辑部里能够安安静静坐得下来，加工修改稿子；研究读者的需要，根据党和国家教育界青年的要求，开拓选题，打开局面。在出版社外面，是一个外交家，善于和作家打交道，像叶老叶圣陶年轻时候一样，和作家们广交朋友，在交友中发现稿件，开辟稿源，把你所在的出版社或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头一种本领，我希望文科大学生在校学习时，就要把各种基本知识学好，注意自己的语文修养，练一练自己的那枝笔。第二种本领，大学生在校学习时，要参加一些社团活动，锻炼自己的活动能力。我年轻时和作家们交往能应付处如，得益于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做过学生会的文工团长。你想，几百个大学生我都对付得了，和作家打交道我还会胆怯吗？”
大学生问我，你在当编辑时主要精力放在什么地方；你在审稿时，注意哪些方面；你对目前的出版有什么看法？
我望了一下窗外，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坐下来一边思考，一边对大学生说：
“我年轻的时候，诗歌、小说、散文、儿童文学、长篇、中篇、短篇、报告文学，包括文娱材料方面的书稿，我都抓过，都处理过。但是对读者影响最大，而我一直引以为荣的是，我抓了长篇小说的创作。按照我当时的顶头上司、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一再交代我的是，长篇小说是重武器，让我死死地抓住，一点也不能放松。因而在五六十年代的中青社，出版了许多影响了一代读者的长篇巨制。现在四五十岁的读者，谁没有读过我们组织出版的所谓“三红一创”呢！这些书对青年读者革命人生观的形成，起过多么大的作用呵！现在中央又提出，要重点抓长篇小说的创作，要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我是热烈拥护的。至于审稿要注意什么问题，我说：‘除了要注意艺术质量，编辑看稿子时，一定要讲政治！’”
大学生用十分吃惊的眼光望着我，我喝了一口茶，不管她是否有兴趣，我又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你觉得奇怪吧！你可能正在想，这位老先生，都有什么年代了………”
我说：“我为什么说当编辑要讲政治，并不是因为我昨天在报上读到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而今天在你这位应届毕业生的面前，照本宣科。我这样讲，既是从我多年来当编辑斩体会，更是从一些书稿上出了问题，甚至大问题才得出这个结论，才敢在你这位大学生面前这么讲的。”
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在“扫黄打非”中，有关部门极严厉地处理了《奇异的性婚俗》一书。为什么？因为这本书极其严重地破坏了民族团结，伤害了伊斯兰的宗教感情。通过《奇异的性婚俗》这个反而教材，我们当编辑的、搞意识形态的同志，时刻不要忘记，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个公民，特别是我们当编辑责无旁贷的。
去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发表了一个以描写淞沪大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同期出版的一个选刊上，也把它作为头条刊发了。既然大家这么看重这部作品，我趁着一个星期天，也将这部作品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当然这个长篇所写的一些战争场面，确是以前的小说所没有出现的。作者并没有亲身参加过这场战争，靠采访能写成这样的确是很不易的。但是，这部获得我们一些编辑同志叫好的长篇，却存在两在问题：一、它严重地违反了我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二、许多地方编辑工作非常粗糙，一些本来应该避免的政治错误，却让它发表出来了。为此我作为该刊的一个读者，曾经找了该刊的主编、副主编表达我的态度：“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是统一战线。你们在小说里这么露骨地把共产党昔日的朋友写成小丑，这是应该的吗？作者在小说里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对共产党不健康的情绪，你们为什么不把它删去？如果不是现在政治上较为宽松，小心撤你们的职！”可惜我人微言轻，没有引起他们对这些意见的注意。后来我不幸言中，该小说终于受到上头几次严厉的批评。
大学生问我，你对性描写怎么看？我思索了一下，又对她讲了这样几件事：
“前两年，还有一部红极一时的小说，是由一位比较著名的作家写的。因为一些小报在该书正式出版前，把这部小说炒得很红，以至于该书出版后，一本定价十三四元的小说，在小书摊上卖到20元一本。新闻媒体既然将它炒得这么火爆，而这位作家的确也写过一些发作品，我就借了一本来看。读了以后，我找了我的老领导、一位出版家和很有成就的小说家表明我的态度。我说：“这本小说至少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挑逗性的性描写，太多太滥，让它在青年学生中流行，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二，小说里所出现的人和事，大都是坏的，莫非我们中国成了戏曲里所写的洪洞县，没有好人了？那我们的改革开放还有什么希望呢？”事实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出版该书刊的出版社，乃至于主编、责任编辑，因为该书过多地写了性，受到严厉的批评和处分。
现在写性是很时髦的了，不信你到一些小书摊上去看看，光是书名及封面，就够刺激的。也许我的脑筋太旧了，我始终认为这方面的书出得太多了，对我们所要提倡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能起到促退的作用。值得令人深思的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竟然用《丰乳肥臀》作书名；而另一家老字号的出版社发新书征订单时，赫然出现《今晚试婚》。
大学生听见我提到小书摊，她要我讲一讲对通俗读物的看法。她说，有些出版社出版那些书，主要是为了赚钱，因为据说严肃作品没有人看。我对大学生说：
“你看了《烛照篇》应该知道，我是十分偏爱通俗作品的。《烈火金钢》我们是当作通俗文学出版的。“文革”后我担任责任编辑的《括苍山恩仇记》（吴越著）也是当作通俗作品出版的。前者印了两百多万册，后者印了五六十万册。至今我还在编的《文学故事报》，你看了我借给你的1995年修订本，可以看出，这也是一份通俗报刊。我主张出版一些故事比较曲折，情节比较吸引人的作品，去给一些文化水准不很高的读者看。这种作品，应该通俗易懂，要照顾到我国读者的口味，文字不要欧化，不要疙里疙瘩。韦老韦君宜对我说过，你编的《文学故事报》，要是能让小保姆也懂，要是在车站、码头、街边也有人买，让那些不一定喜欢文学的人也来看你这张报纸，你就胜利了。但是，我们反对把黄色的东西塞给读者，反对精神鸦片。
严肃的作品会赔钱吗？我说，我们以前出版的作品，最多的印到六七百万册，印两三百万册的也不少。北京正义路有一座六七层的高档次的办公楼，还有一座上下三层可以开大会可以跳舞的大礼堂，在“文革”前是我们团中央的。“文革”期间，因为团中央属于被砸烂的单位，全体干部被赶到“五七”干校受苦受难，大楼由部队接管了。而那座十分辉煌的大楼和礼堂，是用我们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青年报社所赚的利润盖的。我们出的书，教育了一代读者，我们所赚的钱，充实了国库，为什么有了社会效益的书就一定没有经济效益呢！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些出版社出了好书，不像我们当年一样大嚷大叫，让满世界都知道有那些好书，因而争着来读来买。出了好书又让它顺利地送到读者手中，还是一道学问呢！
我最后对大学生说：“我不像我的同学，在北京大学、东京大学、中山大学，还有你们人民大学当教授，讲起来一套一套的。我讲的没有什么理论，我只是从我的亲身经历来讲，不一定对你有什么帮助。总之，我认为，要当一个称职的编辑，最主要之点是要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全心全意为你的读者服务。这就是我的结论，这就是我要对你讲的。再见！”
出版社怎样才能搞得有声有色？
一个出版社能否搞得有声有色，不在于你是中央一级的出版社，还是地方出版社；是历史悠久，还是新建伊始；更不在于你是否有了金字招牌，还是暂默默无闻。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努力。一个出版社假如善于发挥自己的特长，搞出自己的特点，和兄弟出版社展开社会主义竞赛，学习它，追赶它，同样能够把一个本来是老五老六的角色，搞得有声有色。
解放初期，为了培养一代新人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社会风尚，党和青年团的宣传部门号召青年们向英雄学习。作为团中央直属的一个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梁星的《刘胡兰小传》，还有介绍董存瑞、罗盛教、丁佑君、王孝和、刘胡兰等人优秀事迹的《青年英雄的故事》，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我们发现苏联早期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卫国战争时期的优秀作品，对青年英雄性格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于是，我们社决定翻译出版苏联文学作品。我们在文学编辑室内设立了翻译组，以俄文为主，后来陆续调来了英文和法文的编译。当时，时代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拥有当时全国第一流的阵营强大的外国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编译队伍。一些解放初期在青年中最有影响的翻译作品，如《青年近卫军》、《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的人》、《绞刑架下的报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都是这两个出版社出版的。我们把“时代”和“人文”作为学习和赶超的头号目标，暗中展开了对口赛。
我们不但没有“时代”和“人文”这两家出版社那样雄厚的编译力量，而且由于出版社的性质、方针、读者对象、专业分工等的不同，我们也不可能出版太多的苏联文学作品。这就要求我们在和老大哥出版社展开竞赛时，紧紧围绕我们的方针任务，搞出自己的特色。这样，在介绍苏联文学这个大题目下，我们是弱小的；但在苏联文学的某一部分作品方面，我们是可以和我们的学习对象争一长短的。钢要用在刀刃上，当时我们集中最主要的翻译力量，翻译出版以描写战争和建设中的英雄人物为主的传记故事，兼及对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和优秀品质的形成有巨大影响的一般文学作品。最初，我们翻译出版《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安格林娜自传》、《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论文、演讲集》、《奥斯特洛夫斯基传》，出版《普通一兵》和《牛虻》。当时为了出版好这批书，不但调动了翻译组的全班人马，总编辑李庚还直接参加《牛虻》的具体编审工作。
这场竞赛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是在编译出版《勇敢》、《海鸥》、《茹尔滨一家》和《走向新岸》这四本被我们列入重点作品的时候。那时候，全国出版苏联文学作品的出版社有好几家，重复现象，相当普遍。我们要出的这四本小说中，就有两部与一家大出版社发生重复。本来，我们应该跟有关出版社协商，你出这一本，我出那一本，免得浪费人力物力。但因种种原因，这种重复已经无法避免。为了搞出自己的特点，有一天下午，文学编辑室召开了全体编辑会议。根据集中优势打歼灭战的原则，室主任江晓天部署了比较得力的四个编辑负责这四部重点作品的翻译校对和编辑加工——严绍端负责《走向新岸》，陈斯庸负责《海鸥》，吴小武即肖也牧负责《勇敢》，张羽负责《茹尔滨一家》，并商定四本书在同一年度出齐。《海鸥》和《勇敢》出版以后，团中央宣传部和共青团的报刊，都把它作为优秀的青年读物，向团组织的全国青年推荐。《走向新岸》和《茹尔滨一家》，当时对我国青年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巨性和必然取得最后胜利，也是很有教益的。
伸出友谊之手。我们先后拿出了有影响的所谓“三红一创”（即《红岩》、《红旗谱》、《红日》和《创业史》）。在出版界，我们从只出版一些人物故事，到出版大部头的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比较好地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国的出版事业已出现了新形势，全国数十家出版社在出书方面已经开始了一场紧张的社会主义竞赛，根据我的观察和分析，全国许多出版社者有各自的长处。举例说，在封面设计上，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封面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风格；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书籍插图，肯下工本，《阿诗玛》印得十分精美。在解放思想上，上海文艺出版社做得十分出色，他们敢于出版《重放的鲜花》。在创业精神和劲头上，四川人民出版社打开了局面，出版了脍炙人口的《在彭总身边》等许多好书；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会想点子，工作有创造性，创办了《小说月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生气勃勃，创办了《当代》，率先出版《天安门诗抄》。不少地方出版社，更显现出一股在新长征中争先恐后、勇往直前的劲头。
在千帆竞发的形势面前，任何抱残守缺，无所作为，瞻前顾后，固步自封，夜郎自大，都会落在时代的后面。但是，只要有胆识有魄力，肯学人家的长处，跟出版同类读物的出版社展开竞赛而不是拆台，就一定能够把出版社搞得有声有色。
（原载1980年第4期《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