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你们曾经鄙视过艺术。“什么！”你们再次回答说，“难道我们没举行过艺术展吗？有几英里长？难道我们没有为一幅画而一掷千金吗？难道我们没有艺术院校吗？难道艺术院校不比从前任何国家都要多吗？”没错，的确如此，不过那都是为了生意。你们会像卖煤那样乐意卖帆布，会像卖铁那样乐意卖陶器。要是能够的话，你们会把别的国家的面包都从他们的嘴里抢过来[15]。因为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你们生活中的理想就是站在这个世界的大道上，就像鲁德盖特的学徒那样，对着每一位路人尖叫：“你缺啥？”你们对自己的能力或环境一无所知，你们想象在自己潮湿、平坦、肥沃的土地上，可以像法国人在自己的古铜色的葡萄藤下或像意大利人在火山壁下那样，思如泉涌。你们想象学会艺术可以像学习记账一样，而且一旦学会了记账，就会有更多的账要记。你们对绘画的关心绝对不会超过对死气沉沉的墙上的海报的关心。墙上从来不缺地方来贴海报让人来读，但是却从来没有地方张贴绘画供人欣赏。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国家（名义上）拥有哪些名画，也不知道它们究竟是真是假，不知道它们是否被保管好。在国外，你们看着世上最优秀的绘画在废墟中腐烂而无动于衷——在威尼斯，你们看着奥地利的大炮故意瞄准收藏名画的宫殿，而且假使你听说欧洲所有精美的绘画明天都将成为奥地利要塞的沙袋，这件事并不会比打了一天猎之后袋子里少了一双猎物更让你们不安。这就是你们国家对艺术的热爱。
你们曾经鄙视过大自然，也就是说自然景色的一切深沉神圣的感觉。法国革命者将法国的大教堂当成马厩，你们也曾把大教堂变成跑道。你们的一种快乐就是坐在火车车厢里绕着教堂里的走道转，把祭坛给毁坏掉。[16]你们曾经在沙夫豪森的瀑布之上架起了一座铁路桥。你们曾在退尔小教堂附近的卢塞恩峭壁上开挖隧道，你们曾经毁坏了日内瓦湖克拉伦斯段的湖岸。在英国，没有一处幽谷不曾充满呼啸的火焰，没有一片土地不曾被你们将煤灰踏入。[17]在你们出没的外国城市中，没有一座不出现一些新旅馆和香水店，像白色的麻风病一样侵蚀着周围漂亮的老街和赏心悦目的园林：就连阿尔卑斯山本身，过去曾被你们自己的诗人深爱着，你们却把它看成是斗熊场中涂上肥皂的柱子，自己爬上去，然后再滑下来，“快活得直叫唤”。当你们不再叫唤、无法用人类的声音清晰表明你们的快乐时，就会用炮声打破他们山谷的宁静，然后跑回家，全身通红，散发出傲气，接二连三地打着自满的饱嗝。从其内在的深远意义来看，我认为在人类身上所见到最令人伤心的两幕几乎就是查莫尼山谷的英国人和瑞士慕尼黑的摘葡萄的人：英国人发射锈迹斑斑的榴弹炮来取乐，而瑞士人为了感谢上帝赐予的葡萄，群集在“葡萄园的塔楼里”，从早到晚不紧不慢的装填和发射马枪。对责任的概念模糊不清是很可怜，但是在我看来，拥有这样的快乐概念则更可怜。
你们鄙视怜悯之心。这一点不需要我说任何话来证明。我有个剪报、然后收藏在抽屉中的习惯，此处我将仅仅复述报纸上的一段话。这里有一段话摘自今年（1867）早些时候后《每日电讯报》（具体日期尽管由于我本人很粗心，没记下来，不过却很容易弄清楚，因为就在这份剪报的背面印着“昨天，利彭主教在圣保罗教堂主持了今年第七次特别礼拜活动”），叙述的仅仅是每天发生的众多事件中的一件，却阴错阳差地出现在验尸官面前。我将用红笔把这段话抄下来。毫无疑问，这些事本身就是用血色写就的，不论我们识字与否，总有一天，我们人人都得读一读这本书。
星期五，副验尸官理查兹先生在斯皮特尔菲尔兹基督教堂的白马旅馆对五十八岁的迈克尔·柯林斯的死因展开调查。神情悲伤的玛丽·柯林斯说自己和死者及其儿子住在基督教堂考伯大院的一个租金为两先令的房间里。死者是个鞋匠。证人走出法庭，拿来旧靴子。死者父子把旧靴子修补好，然而证人拿到商店去卖，能卖多少钱是多少钱，不过价钱的确少得可怜。为了少量的面包和茶，为了付房租（每星期两先令），使得一家人得以团聚，死者父子过去常常夜以继日地干活。星期五夜里，死者从凳子上站起来，开始打战。他扔下靴子，说道：“我干不动了。我走后得由别人来把它们修补好。”房间里没有生火。他说道：“我要是不冷的话，会感觉好过些。”证人于是拿起两双补好的靴子[18]到商店去卖，但是两双靴子只卖了十四便士。商店的人说：“我们必须得有利可图。”证人买了十四磅煤，还有少量的茶和面包。她的儿子为了赚钱一夜都没睡，忙着修补，然而到了星期六早晨，死者却离开了人世。这家人从来都不够吃。——验尸官：“我觉得你们不进济贫院真是可叹。”证人：“我们需要我们的小家所提供的舒适。”一名陪审员问有哪些舒适，因为他只是在房间的一角看见了些稻草，而房间的窗户都破了。证人开始哭起来，说他们有一床被子和其它一些小东西。死者曾说过他绝不到济贫院去。夏天时生意好做些，他们有时一个星期能赚十先令。于是他们总是省下一点，留着供下一星期用，因为下一星期的生意通常都不好做。到了冬天，他们的收入减少了一半还不止。三年来，他们的处境越来越糟。——科尼利厄斯·柯林斯说他自1847年起就一直帮他父亲干活。他们常常干到深夜，因此两人的眼睛几乎都瞎了。证人如今眼上长出了云翳。五年前，死者曾向教区求助。救济官员给了他四磅面包，告诉他要是他再来的话，将会被“轰走”。[19]死者对此深恶痛绝，从此以后再也不愿和救济官员有任何瓜葛。他们的状况越来越糟，到了上星期五，他们甚至连买根蜡烛的半便士钱都没有了。死者于是躺在稻草上，说他活不过第二天早晨。——一名陪审员：“你们自己也都快饿死了，应该到济贫院去，等到夏天再出来。”——证人：“要是我们进去了，我们就会活不下去。等到我们夏天出来后，就会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谁都不认识我们，我们甚至连个房间也没了。只要我有的吃，我就能工作，因为我的眼睛会变好的。”G.P.沃克医生说死者因为缺少食物而精疲力竭，最终死于昏厥。死者没有被褥，四个月来只吃点面包。尸体上没有一丁点脂肪。尽管死者没有生病，不过倘若得到医治，死者也许会在昏厥后苏醒过来。在听完验尸官对这件令人心痛的案件进行发言之后，陪审团作出如下判决：“死者因为缺乏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再加上缺少医治而身亡。”
“证人为什么不愿意进济贫院？”你们问。怎么说呢，穷人似乎对济贫院怀有偏见，而富人却没有，这是因为凡是从政府领取年金的都可以说是进了济贫院[20]，只不过富人的济贫院不需要工作，应该被称之为娱乐园。穷人似乎宁愿不受约束地离开人世。假使我们将他们的娱乐园弄得更漂亮、更舒服一些，或者让他们呆在家里领取年金，允许他们稍稍侵吞公共财物，他们的思想也许会有所改变，不再抱怨条件不好。另一方面，实际情况却是这样的：我们在救济时，对他们造成极大侮辱或痛苦，使得他们宁死也不愿接受我们的救济，或者对他们不加任何教育，使他们心智不开，像野兽一样野蛮而愚蠢，忍饥挨饿而不晓得做些什么，要些什么。我说过你们鄙视怜悯之心，倘若不的话，在一个基督教国家就不会允许报纸上所描写的这一幕出现，就如同不允在大街上进行蓄意谋杀一样。[21]“基督教，”我是不是这么说的？啊呀！倘若我们不是基督教国家，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正是因为我们想象中的基督教精神才使得我们犯下了这些罪行，因为我们因信仰所提供的下流的感官刺激而沉溺放纵于其中，像其它一切事物一样，用想象把信仰装扮起来。用音乐和走廊以及晨昏礼拜装扮出的基督教精神——我们并不畏惧与《撒旦莱拉斯》《罗伯茨》和《浮士德》中的魔鬼形象相混淆的基督教精神，为了背景效果而透过窗花吟诵的赞美诗以及通过形形色色的模仿祈祷而进行的艺术歌唱：当我们翌日按照第三戒的指示，分发宗教宣传手册以教育教徒时，我们沉醉于这种煤气灯照耀下及启发下的基督教精神，把法袍拉回，不让对此不以为然的异教徒碰。在言语和行动上使得基督徒的所作所为正大光明，将基督教法则变成生活准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国家法令或希望，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目标，我们对此再清楚不过了！你们哪怕从香火中得到闪电，也不会从现代英国宗教中得到真正的行动或激情。你们最好把香火和管风琴全都抛弃，把它们和哥特式窗户及彩色玻璃都交给道具管理员，放弃虚无缥缈的鬼魂，到门口去照料那些穷人。这是因为凡是伸出援助之手的地方，都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而且那也是唯一神圣的宗教信仰，不仅过去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
我再说一遍，所有这些快乐，所有这些美德，你们全国上下一致鄙视。不错，你们中央有些人对这些并不鄙视，你们依赖这些人的工作、力量、生命和死亡而生活，但是对他们却从不知感激。你们嘲笑或者忘记这些人，然而没有这些人，你们就不可能有你们的财富、娱乐和自豪。整夜在漆黑的小巷来回走动、防止你们所造成的犯罪、随时可能被打破脑袋或者造成终生伤残却从来得不到感激的警察，与狂风巨浪搏斗的水手，埋头苦读或潜心研究的学生，还有从来得不到赞扬、食不果腹、像骡马一样任劳任怨但是却被任意践踏、毫无希望的普通工人：这些都是英国赖以生存的人。然而他们却不是这个国家，只是它的肉体和精神力量，没有思想，却听凭旧的习惯而不懈地劳作下去。我们国家的意愿和目标就是娱乐，我们国家的宗教就是履行宗教仪式，向大众宣讲令人昏昏欲睡的真理（或者歪理），这样我们在寻欢作乐时，他们却在安静地工作。这种对寻欢作乐的渴求就像发烧时喉咙发干、目光迷离一样，死缠着我们，让我们失去理智，放荡不羁，冷酷无情。“疾病”、“否定”和“无缘闲适”这些词对英国工业及其娱乐的总体道德状态的描绘是多么准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