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结交了许多党外朋友。他尊重知识，尊敬社会贤达，团结各界爱国知名人士。黎锦熙、符定一、齐白石、刘揆一、张平子、龙兼公等，既是毛泽东的同乡、故友，又是爱国知名人士，毛泽东对他们非常尊重，与他们交往亲密。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大多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关怀下，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度过了幸福的晚年，并在我国的科学和文化艺术等领域卓有建树，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毛泽东与他们之间的交往，为我们树立了在党与非党之间、上下之间、同志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相互尊重的榜样。
一、与黎锦熙的师友之交
湘潭县晓霞山下的中路铺镇菱角村，有一个叫长塘的地方，长塘边上有户人家，高门大宅，雕梁画栋，是个书香世家。这是长塘黎氏黎锦熙和他的兄弟所居住的地方。
如果从晚清黎氏家世写起，要追溯到黎氏兄弟的祖父黎世绶。黎世绶曾任过安徽盐运使、奉政大夫，酷爱藏书，有“书家”之称。黎世绶的儿子黎松安即黎氏兄弟的父亲，是晚清秀才，擅长诗文、篆刻和书画，早年与画家齐白石一起办起诗社，两人过从甚密，交情颇深。黎松安生有八子，各个都受过高等教育，几乎是各个成才，有所建树，有的还颇有成就，被称为“黎氏八骏”或“八龙八桂”。其中有语言文学学家黎锦熙，有铁路桥梁专家黎锦炯（黎亮），地质矿产专家黎锦曜，有音乐家黎锦晖、黎锦光，文学家黎锦明、黎锦扬，还有平民教育家黎锦纾。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出自一个家庭，在湖南乃至全国堪称少有。
黎家兄弟八人与毛泽东均有不同程度的交往，而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老大黎锦熙。
黎锦熙，字劭西，号鹏庵，1890年2月生，1905年中秀才，1911年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毕业。1913年1月，担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历史教员。当时毛泽东在该校预科一班读书。黎、毛二人成为了师生关系。这是毛泽东最早认识黎锦熙。
黎锦熙当时已注意到年青沉静的毛泽东。在忆及毛泽东在第四师范读书时的仪表和举止时，黎锦熙曾说：“在当时的学生中，毛泽东个子很高，显得沉静儒雅，并无‘过激’言行，上课听讲时不浮躁，一双眼睛灼灼有光。他衣着一向俭朴，一望而知来自乡间。课间休息时，从不和他人打闹，对一切事物总是静思、仔细观察。”
毛泽东从小就喜欢历史。在省立四师期间，他常和黎锦熙谈古论今，谈得最多的是唐宗宋祖、拿破仑、伊滕博文等。他们虽然名曰师生，却情同挚友。黎锦熙还回忆说，那时毛泽东就表现了不凡的胸襟，言谈之间，不时流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
1914年，四师与一师合并，毛泽东亦由四师转入一师。黎锦熙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先任历史教员，后任国文教员。其时，黎锦熙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一师教员均住在长沙李氏芋园（衡粹女校旧址），组织了宏文图书馆编译社。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发起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以杨昌济为指导，成员中还有陈昌、蔡和森等。每逢星期日和假日，他们常到芋园向黎锦熙和杨昌济及各位老师求教，讲学论道，互阅日记，议论时局，臧否人物。
在不断的接触中，毛泽东与黎锦熙之间逐步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对于与毛泽东这段时间的交往，黎锦熙在1952年12月写的《毛主席六札纪事》一文中，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
辛亥革命后，我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任历史教员，毛主席于1913年考入预科；又升入本科……那时我组织“宏文图书馆编译社”办《公言》杂志，又组织哲学研究组，共有杨昌济、徐特立等二十余人。大家都搬到一起住。毛主席每逢星期日常偕同学来参加学习和讨论。见于我1915年日记，如：
四月四日：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法。
十一日：子升、润之及焜甫至，讲读书法。
十八日：润之、少青及执钦相继至，共话社事。
二十五日：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
“五月九日：润之至，稍话读书事。（黎锦熙注：查我上一天即八日之记，日本已于昨日即五月七日下哀的美敦书矣！”故九日对“读书事”只是“稍话”。对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廿一条”的消息是详谈的。当天下午日记云：“公报号外，北京电，交涉已和平解决矣。”“四十八小时届满，无耻地屈服了。于是群情大愤。”毛主席写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于他所看的书上。）
五月三十日：焜甫、润之至，又晤季范（王邦模之号，一师校监学）久谈改造社会事。
七月十一日：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的旧称）功夫做法。余谓宣读《说文段注》……
十三日，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时放暑假，两人都离校住宿《公言》杂志社中）。
十五日：与润之说研究法。
十九日：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
二十日：收拾《公言》杂志社编辑室。坐门间，阅《群学肆言》、《缮性》篇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
二十一日：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精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三十一日：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选，宣示之以方也。
八月八日：晚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谓易于引导群众）为佳。
十一日：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
十四日：晚，览润之日记于焜甫处，焜甫前日来此住，预备考试。润之昨日之校矣。章甫则任一师附小级任去。
十五日：润之、焜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
二十九日：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平子（张平子，《公言》杂志社同事）偕，时正组办湖南《大公报》，九月一日创刊，同日我动身来北京。
据以上日记及有关人士回忆，可以看出在此期间，毛泽东与黎锦熙过从甚密，二人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且黎锦熙对毛泽东的学识、品行十分推崇和赏识。
1915年9月，黎锦熙应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前往北京，担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后改编审员）及文科主任。此时，毛泽东仍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两人虽然相隔千里，但仍鸿雁传书，音讯不断。
在这些书信中，毛泽东所谈论的问题，范围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到哲学思潮、人生观和世界观、求学方法、身体锻炼，直到“挽救天下之道”，无所不及。由于误传黎锦熙被袁世凯所罗致，毛泽东在1915年11月给黎的一封信中，恳切地劝诫道：“袁氏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也。”由此可见，这位22岁的青年，是何等严肃地在思考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毛泽东以顾炎武的这句名言为信条，以“天下为己任”。但他认为这必须有一大帮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人，结成一个力量，才能有所作为。于是，1915年秋，毛泽东向长沙各校发出了有名的“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结交有志于救国救民的青年。启事的最后一句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然而，当时长沙风气闭塞，此举不易为人所理解，应者寥寥。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给在北京的黎锦熙写信，表达当时的郁闷心情。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唯此耳。”
毛泽东一边读书，探求真理，一边向黎锦熙写信，反映自己的学习和思想状况，探讨各类问题。1916年12月19日，毛泽东又向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讨论的问题令人深思，对今天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不无裨益：
劭西仁兄大人阁下：
去冬曾上一函，所言多不是，得书解责中心服之。前之所言，诚自如其不当。袁氏笼络名士，如王、梁、章、樊诸人，均堕其术中。以此联想及兄。其实，兄尚非今之所谓名士也。事务之官，固不同乘权借势之选，而兄之所处，不过编书，犹是书生事业，并事务官，而无之于进退之义何有？此弟之甚妄言也。辱教：学宣自造，不必固人；心情求全而去偏。此诸义者，皆书诸绅矣。又嘱以常常通讯，心中无所见，有之矣，又以为不足质诸左右，增笔墨载（裁）答之劳。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私意不尽谓然，拟发所见，以资商榷。又念于此道并无研究，一隅之见，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为此而止。今乃有进者：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且观自来不永寿者，来必其数之本短也，或亦其身体之弱然尔。颜子则早夭矣；贾生、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夫人之一生，所乐所事，夫曰实现。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不在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此其言固矣。然苟身之不全，则先已不足自乐于心，本实先拨矣。反观世事，何者可欣？观卢升之集，而知其痛心之极矣。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墙]亡下。”有身而不能自强，可以自强而故暴弃之，此食馁败而立岩墙也，可惜孰甚焉！兄之德、智美矣，惟身体健康一层，不免少缺。弟意宜勤加运动之功，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弟始闻体魄、精神不能并完，且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今乃知其不然。心身可以并完也，而官骸亦无时不可改易也。愚意如此，不知合兄之心否？余不多言，敬请教安！
小弟泽东谨上
十二月十九日
在这信中，毛泽东首先向黎锦熙致歉，说去年误传袁世凯笼络名士，黎亦被罗致，因而向黎写了一信，信中“所言多不是”，请先生当做“妄言”，多多谅解。接着，毛泽东引经据典，着重谈了德、智、体三者的关系，阐述了身体的重要性及身体对于一个人成就一番事业的作用，同时也批评了有的人虽有好的身体而自暴自弃，“不能自强”的处世态度。他诚恳地劝告黎锦熙“勤加运动之功”，保持健壮的体魄，以使“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信中反复阐述和论证身体之重要性，气势恢宏，汪洋恣肆，表达了对黎锦熙先生的尊敬、关心和爱护。
当时，毛泽东极其赞成《新青年》的主要方向，喜欢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各种问题。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太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太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郭清。”表现了毛泽东同封建主义思想决裂的决心。
在上面所引的这封信中，毛泽东还向黎锦熙反映了自己寻找正确的革命理论时的思想：“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发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后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可见，毛泽东当时是多么忧国忧民，急切地希望找到正确的革命理论啊！黎锦熙对他的远大抱负和壮志豪情，深深敬佩。
1918年6月，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偕蔡和森、张昆弟等寄居岳麓山半学斋，一面自学，一面从事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和探索。不久，他接到杨昌济从北京寄来的信，劝他去北京大学学习，同时告知“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情况。
8月，毛泽东偕罗学瓒、张昆弟等25名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由长沙经汉口到达北京，住在杨昌济家里。11月，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
此时，黎锦熙已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毛泽东常去拜访这位老师，畅谈国家大事。比如12月29日，毛泽东曾来到黎锦熙家中，交谈“办报事及世界问题”。
黎锦熙深知毛泽东工资微薄，生活清苦，对他给予多方照顾。每逢星期天毛泽东来家相聚时，黎就特别准备了好饭菜，让他打打“牙祭”。毛泽东当时烟瘾大，却又买不起好烟，黎锦熙见此，总是在毛泽东来家之前，先把“大炮台”烟装进铁筒，另外再在桌上摆两盒“炮台”烟，以满足毛泽东的烟瘾。茶余饭后，他们侃侃而谈，评论时政，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参加欢送赴法青年的活动。4月初，他由上海回到长沙，经周世钊介绍，到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课教员。6月3日，毛泽东参加组织长沙二十多所学校举行的总罢课，与军阀张敬尧（湖南督军）进行斗争。7月，他在长沙开始主编《湘江评论》。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号刚出版，即遭张敬尧查封。
1919年12月2日，长沙各界群众举行焚烧日货示威游行，横遭张敬尧的武装干涉。毛泽东立即召集学联负责人和一部分学校学生代表开会，商讨“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联络省内外的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
12月6日，毛泽东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随即偕同代表团离开长沙，前往北京请愿，并被推为团长。18日，毛泽东由沪抵京，当即印发《驱张宣言》，并成立“平民通信社”，自任社长，不断向全国各大报社发稿。
黎锦熙获悉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到了北京，立即去他们住地看望他。当时，毛泽东住在北长街99号一个名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黎锦熙后来回忆起他在这里见到毛泽东的情景时，说：“当我去看他时，他正坐在大殿正中香案后，香案很长，左边摆着平民通讯社的油印机和通信稿件，可见有些稿子可能是他自编自刻自印的。右边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宣言》……”
难能可贵的是，黎锦熙一直保存了平民通信社所发的稿件15起二十多份，其中大量是揭发张敬尧在湖南摧残教育、盗押厂矿、私运烟土等罪行，揭露了张敬尧拼凑“保张团”、“湘事维持会”等黑幕，还报道了驱张代表团出发详情及到京活动请愿等情况。这些珍贵的文献，对于如今了解毛泽东当时如何组织驱张运动很有意义。
此后，毛泽东在北京与黎锦熙进行了一系列频繁的接触。据《毛泽东早期活动纪略》载：1920年1且17日，北大教授杨昌济逝世。22日，毛泽东与黎锦熙、杨度、蔡元培等29人参加署名的关于杨昌济逝世的启事，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2月19日，毛泽东到黎锦熙家，讨论“文化运动方法”等问题，与黎的家人一起吃饺子过年。3月10日，到黎锦熙家讨论“解放与改造”等问题。12日，致函黎锦熙谈湖南改造问题，并随信寄去《湖南建设问题条件》两份。17日，到黎锦熙家，讨论“湘事善后问题”和“近代哲学派别”……
毛泽东与黎锦熙的频繁接触，使他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坚定了斗争的信心，同时也加深了两人之间的友谊。
从1915年到1920年，毛泽东和黎锦熙的书信往来，现在保存下来的尚有六封。解放后，黎锦熙把这六封信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很高兴，感谢黎先生在漫长的艰苦岁月中敢于把信保存至今。毛泽东将这六封信作了影印，由北京荣宝斋影印复制一大册，然后赠给黎先生，说：“留个纪念吧。”
黎锦熙在白色恐怖下，除保存毛泽东的书信外，还保存了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的作文本，毛泽东在长沙主编的《湘江评论》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等珍贵文献，并于1951年把它们献给了国家档案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当年毛泽东在长沙主编《湘江评论》时，遭到湖南军阀张敬尧的干扰和破坏，《湘江评论》第五号出版时，毛泽东亲自到印刷厂监印，他守在印刷机旁，把刚印出装好的《湘江评论》第五号装入信封内，亲自到邮局寄给北师大的黎锦熙教授。等到毛泽东吃完晚饭再去印刷厂时，湖南军阀派兵查抄了全部刊物并烧毁。后来，《湘江评论》第五号全国仅留下黎锦熙手中一本。这唯一的一本，至今珍藏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十分宝贵。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途经天津、济南、泰山等地，于5月5日到达上海。5月8日，偕旅沪新民学会会员萧子升等在半淞园聚会，欢送即将赴法留学的会员。16日，在《天问》上发表《湖南人民自决宣言》。6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致函黎锦熙。
此后，由于天各一方，毛泽东终年在外为革命劳碌奔波，黎锦熙一直从事教育，潜心治学，两人未能联系，甚至音信渺茫。
然而，黎锦熙对毛泽东这位“高足”、“畏友”，始终关注，且非常敬佩。他关注着毛泽东“缚住苍龙”的事业，从内心里敬佩毛泽东的远大抱负。
这以后，毛泽东不再是一位“书生”了，他往返于北京、上海、长沙等地，求学交友，高谈国事，探求真理，组织“新民学会”，办文化书社，建立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运动，与军阀、劣绅和一切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投身于更激荡的革命洪流之中。黎锦熙虽然和他失掉了联系，但一直在报端和广播里寻找毛泽东的踪迹和下落；并且珍藏着毛泽东的书信、文件等，默默地祈祷他平安地摆脱险恶的环境，祝愿革命事业取得成功。即使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黎锦熙也不曾割断对这位热血青年和挚友的忆念，并多次对自己的秘书贺澹江（后来成了他的夫人）说：“你看吧，毛润之不得了，不得了！”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毛泽东在陕北延安领导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此时，北师大迁往陕西城固，改为西南联大。黎锦熙仍在该校任教，并任联大国文系教授和系主任。不久，又成立了西北师范学院，黎任院长。城固距延安很近。虽然分别多年，毛泽东仍惦念着这位当年凭窗夜话的师友。北师大教授马师儒，是陕西米脂人，有次回家探亲，到了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高兴，特地托马教授向黎劭西先生问好，还说了许多想念的话。不久，毛泽东又从延安给黎锦熙寄来一本《论持久战》。黎锦熙收到此书后，即组织该校同仁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抗战胜利以后，黎锦熙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与许德珩、潘淑等共同发起组织九三学社，团结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在党的外围开展反蒋斗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黎锦熙的政治态度日渐鲜明。1945年8月国共合作，毛泽东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黎锦熙闻知，十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多次与贺澹江谈起担心蒋对毛下毒手。当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的消息传来，黎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喜悦之情不言而喻。
由于与毛泽东有过交往，黎锦熙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当时，兵临城下，国民党军政官员纷纷溃逃，黎锦熙却无动于衷。北师大教务长黄金鳌几次登门，叫黎登机去台湾，遭到黎的拒绝，还把黄送来的“撤退函”撕毁。黎锦熙望着窗外，坚定而充满信心地说：“我嘛，我要在这里等一位令唐宗宋祖都稍逊风骚的伟人哩！”就这样，黎锦熙在北平留了下来，等候毛泽东这位伟人的到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北平解放不久，毛泽东驱车来到北京和平门北师大宿舍，看望黎锦熙、汤藻贞、黄国璋、傅种荪等人。
汤藻贞与黎锦熙闻讯连忙从家中赶去迎接。毛泽东一见年近花甲的黎锦熙先生，便迅速上前去喊道：
“黎老师，您好！”
黎锦熙满面笑容，连连摇头，谦和地说：“不敢，不敢！”
师友们亲切叙旧，谈笑风生，气氛格外融洽。据说，毛泽东请黎锦熙出任教育部长，黎极力辞谢了。
汤藻贞要家里人弄点湖南特产——腊肉招待主席。毛泽东连忙说：“不麻烦你们了，今天我请客。”马上让工作人员叫来两桌酒席。
宾主入席，边吃边谈，亲切的话语，浓厚的乡音，把他们带到当年湘江之边那“风华正茂，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峥嵘岁月里……
1949年9月，59岁的黎锦熙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各界代表大会代表，并被指派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从此，他焕发了精神，发愤进行学术研究。
此后，毛泽东曾几次接黎锦熙去中南海家中叙谈。一次，黎偕夫人黄鹤寿应邀到中南海赴宴，毛泽东特意开了一张纯家乡风味的菜单：虎皮扣肉、火焙子鱼、香干大蒜炒肉、冬笋腊肉、猪血豆腐汤……席间，毛泽东不停地向老师和师母敬酒敬菜，宾主谈笑风生，好不欢畅。还有一次，正值荷花盛开，美不胜收，毛泽东特意邀请黎锦熙先生到中南海同赏荷景，怡情悦目……
黎锦熙是语言学家，又是文字改革家。1949年8月25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就简化汉字等问题写信给毛泽东，倡导文字改革。毛泽东深表赞同，立即复信吴玉章。信中特别提到请当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中文系主任的黎锦熙等先生“一阅”：
玉章同志：
来信已悉。当付郭、茅、马！（注：指郭沫若、茅盾、马叙伦）三先生审议，提出意见。现已接复信，特付上，请予考虑。并回答你对于他们的意见之赞成，或反对，或修改的意见。如果你同意的话，请付范文澜、成仿吾、黎劭西三位一阅，或者座谈一次，以集体意见见告为盼！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二十九日
不久，毛泽东又指定黎锦熙和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茅盾七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黎任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副主席及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黎锦熙潜心进行学术研究，毕生致力于文字改革工作，为祖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和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5月17日，黎锦熙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关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机构归属，人员编制以及辞书编辑事业应合理发展等方面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毛泽东当即转告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得到了胡乔木的同意。5月22日，毛泽东写信给黎锦熙：
劭西先生：
五月十七日惠书敬悉。所提大辞典处各点均可同意。并和胡乔木同志说了，他也同意。请用电话和胡同志接洽为荷。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1954年，毛泽东又一次复信给黎锦熙，指示文字改革和字母拼音等工作，并说：“同意推广注音字母。”
对黎锦熙的身体和生活，毛泽东也非常关心。1953年的一天，毛泽东派人给黎锦熙送来了不少礼物。黎锦熙一看，全是一些珍贵药材，还附有一封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信，内云：“黎锦熙委员：各兄弟民族先后敬献毛主席、周总理礼物一批，奉命分送给您人参果一包，阿胶四块，红参一盒，冰糖一块，麝香二支，贝母一包，虫草半斤，并请检收。此致敬礼！”
对于毛泽东的关怀，黎锦熙感激不尽，并把领袖的关怀化为动力，努力工作，潜心治学。
1962年春节，黎锦熙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约，对台湾进行广播讲话。事后回到家里，当晚梦见台湾获得了解放，他乘宇宙飞船绕行地球，醒时高兴不已，当即填词一首——《沁园春》：“解放台湾，雾净波澄，风举叶飘。笑星沉海，当窗历历，河源雨过，隔坐滔滔。远掠层空，近探圆月，银汉翱翔孰比高……”
1967年，77岁的黎锦熙在家中接待了各地一批又一批前来询问毛泽东青年时代革命活动的群众和有关专家、学者，并撰写了《有关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回忆》一文。
“文革”中，由于“左”的干扰，黎锦熙的学术研究受到了影响，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给予过保护，支持他的学术研究。1972年年底，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过问下，82岁的黎锦熙由阜城门外白堆子迁居朝阳门内北小街一套四合独院内。从此，他有了一个安静的治学环境，在这里孜孜不倦地工作，直到去世。
黎锦熙一生勤勤恳恳地工作，孜孜不倦地治学，对汉语语法研究颇有贡献，在汉字改革和辞书编纂工作方面亦有成绩。著有《新著国语文法》、《比较文法》、《国语运动史纲》、《国语新文学论》等，主编辞书有《汉语辞典》等。党和人民也给了他许多荣誉。新中国成立后，黎锦熙历任北京师大中文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等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一、二、五届委员。
黎锦熙是毛泽东的授业老师，又是一位著名学者和民主人士，毛泽东对他非常敬重，平时总是尊称“劭西先生”，对黎的夫人黄鹤寿也称“黎师母”。他们之间的交情，持续了近七十年，被传为佳话。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传来，黎锦熙悲痛万分，身体日渐衰弱。1977年9月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他撰写了《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建党前夕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革命活动》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表达对毛泽东的深切怀念之情。
1978年3月27日，黎锦熙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二、关怀黎氏兄弟
前文提到，湘潭长塘黎氏是一个书香世家，以语学家黎锦熙为代表的八兄弟，赫然成才，卓立于世。其名字已被分别载入各种辞典，乡里人誉之为“黎氏八骏”、“八龙八桂”。这里不妨赘述一下：
老大黎锦熙，著名的语言学家；
老二黎锦晖，著名的音乐家；
老三黎锦曜，地质矿产专家；
老四黎锦纾，平民教育家；
老五黎锦炯，铁道桥梁专家；
老六黎锦明，文学家；
老七黎锦光，音乐家；
老八黎锦扬，美籍华裔作家。
这么多专家、学者出自一家，在湖南近现代史上乃是一桩奇事。
黎氏八兄弟从小受到父亲黎松安（晚清秀才，擅长书画和诗文，是画家齐白石的好友）的熏陶，“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从小钻研学问，矢志治学从艺。兄弟八人，除老四黎锦纾和老五黎锦炯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其余均为民主人士。黎氏八兄弟早年均受维新思想和“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同情革命，支持革命事业。早年，他们分别与毛泽东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解放后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为我国的科学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黎氏八兄弟与毛泽东交往最密切的，首推老大黎锦熙。上文已及，恕不赘述。
1956年，老二黎锦晖参加全国第三次文艺界代表大会。毛泽东知道后，单独接见了他。毛泽东与他共同回忆了他们当年同学时的往事。
黎锦晖（1891—1967），排行老二，字均荃，早年与老大黎锦熙一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后入省立优级师范习绘画音乐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在上海创办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和中华歌舞团，而后组建明月歌舞社，是著名的现代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戏剧电影界工作，曾任上海市第一、二、三届政协委员。
在1956年的相会中，毛泽东还向黎锦晖提到：陈毅同志在井冈山、中央苏区时期，曾用黎锦晖创作的《桃花江》曲子填词，把“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改成“红花千万朵，送给红军哥”。黎锦晖歉意地说：“有人曾经批判过这首歌……”
“其实，你的流行歌也不尽是靡靡之音。你也写过许多爱国歌曲！”毛泽东这么一讲，两个人相对笑了起来。
1967年2月15日，黎锦晖病逝于上海，终年76岁。
老四黎锦纾（1896—1954），字季纯，又名黎明，早年毕业于湖南省高等工业学校。大革命前参加了进步青年组织的去欧洲的勤工俭学，和朱德、徐冰是同一个组。他们一同租住在柏林的一座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将军未亡人的楼房里，包住房、包伙食。黎锦纾和朱德同志感情很深。后来，黎锦纾获得了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归国后，他在南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与晏阳初先生等人致力于平民教育事业。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朱德总司令写信给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请他在南京找到黎锦纾，并予以保护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多次向毛泽东推荐黎锦纾到中央人民政府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黎锦纾终因身患胃癌、体力不支而未能遂愿。他于1954年病逝，终年58岁。
老五黎锦炯（1900—1981），字殿庸，又名黎亮。1927年唐山交大毕业，是铁道桥梁专家，是滦河大铁桥总设计师，也是入党较早的高级知识分子。解放后，担任过铁道部设计局局长，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党内反动技术权威”和“走资派”，发配到宁夏农场改造。1970年，周恩来总理知道这事后，向毛泽东报告说：黎锦炯是党内铁道桥梁技术权威，但不反动，对我国铁道桥梁工程有杰出的贡献。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黎锦炯从农场返回北京，继续担任了铁道部设计局局长。后来，他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12月31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1岁。其子黎白，系著名作家，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著有长篇纪实小说——《湘潭黎氏》。
1954年，黎锦熙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主席团成员。这年国庆节，他参加了天安门城楼的国庆观礼，和毛泽东相见，二人亲切交谈，畅叙旧情。谈话中，毛泽东问道：“六先生还好吗？”
“六先生”就是黎锦熙的六弟黎锦明（1905—1999），字艮甫，号均亮，生于1905年十月，从小酷爱文学，1925年考入北师大。先后创作中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11篇，剧本五部。小说《尘影》曾受到鲁迅的称赞。鲁迅说：黎锦明的作品“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
“我看过六先生的中篇小说《尘影》。”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是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写的。他以海丰农民斗争为背景，较为真实地描写了我国南方一隅，在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
黎锦熙静心地听着。毛泽东接着说：“难能可贵的是，六先生在小说中描写了农民运动，揭示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我党没有自己的武装。这真是一针见血……”
事后，黎锦熙将毛主席的评价转达给六弟黎锦明，黎锦明十分感动，更加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他先后创作了多部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和剧本。
新中国成立后，黎锦明先后担任过湖南省政协委员、省文联委员、省参事室秘书。1999年3月逝世于长沙，享年94岁。
老七黎锦光（1907—1993），字履衢，湖南大学土木科肄业，后毕业于上海音乐舞蹈专门学校。大革命时期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曾任明月歌舞团乐队指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编辑、作曲、导演。他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一位勤奋多产的音乐家，曾创作过一千多首歌曲、戏曲，其中不乏许多著名歌曲，如《采槟榔》、《送你一枝玫瑰花》及《西厢记》插曲《拷红》等。
黎锦光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时的学生，二人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那是1921年7月，黎锦光随三哥黎锦曜到长沙报考中学，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就读补习班。同年9月，毛泽东就任一师国文教员，并任补习班班主任。他上的国文课，执教严谨，时常补充一些时论教材。宣传民主和革命，受到学生欢迎。这个班有个调皮学生，叫唐生明，是曾任湖南省主席唐生智的弟弟，上课时爱吹口哨，经常吹着时兴小调《打牙牌》，而且不容易发觉。老师每当听见，便问：“谁在吹口哨？”唐生明一伙人便装着寻找吹口哨人的姿态左顾右盼，唐一边吹一边跟着左顾右盼，弄得老师莫名其妙。老师追查不出来，唐生明的胆子便越来越大。
有一天，毛泽东讲课时，唐生明仍吹口哨。毛泽东数次问：“谁在吹口哨？上课时不许吹！”唐怕事情被揭穿，才停下来。下课后，毛泽东向一些学生打听，但无人敢“揭发”。
这天，正好轮到黎锦光当值日生，下课后，他送作业本去毛泽东老师房间。当时，他的名字叫黎锦颢，毛泽东早就了解到他是黎锦熙的七弟，对他的情况比较熟悉。谈话中，他首先讲了自己与黎锦熙的师生关系，希望锦光遵守课堂纪律，好好学习，不要学纨绔子弟的样。然后，毛泽东悄悄地向黎锦光打听上课时是谁在吹口哨。黎锦光犹豫着迟迟未作答。毛泽东说：“莫担心，告诉我。”于是，黎便告知吹口哨者乃唐生明。
第二天，毛泽东继续上课，唐生明故伎重演。正吹得得意忘形时，毛泽东突然喊了一声：“唐生明！”唐张口结舌地答应了一声：“到！”毛泽东厉声说：“你口哨为什么不吹了？”唐生明立即低头站了起来。于是，引起哄堂大笑，毛泽东严肃地道：“以后不准再吹了！”唐答了声“是”，以后果然不敢再犯了。
据沈醉的女儿沈美娟回忆，解放后，又一次陈赓大将邀请国民党起义将领唐生明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戏，正赶上毛泽东和江青都去了。陈赓把唐生明带到第一排，向毛泽东介绍说：“主席，他就是当年秋收起义时给我们送去一百多条枪得唐生明。”毛泽东紧握着唐生明的手，对陈赓说：“不用介绍，唐生明，唐老四嘛！他是我的学生。我在湖南第一师范小学教书的时候，他跟我在一个屋里睡了一年多。晚上我不知给他盖了多少次被子呢！”一番话说得周围的人都笑了，毛泽东也哈哈大笑起来。
黎锦扬是黎锦熙最小的弟弟，生于1915年，字任余，是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抗战时期，他毕业于西南联大后获公费出国留学，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长期从事文学创作，热衷于中美文化交流，是美国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会员。旅美七十多年，创作了十多部长篇小说。代表作有《花鼓歌》、《天之一角》、《旗袍姑娘》等。其成名作《花鼓歌》在美拍成电影，并改编成戏剧，颇有影响。
1976年，黎锦扬写信给大哥黎锦熙：久居海外，很想回国观光，希望大哥黎锦熙向毛泽东当面提出回国访问的要求。当时，周恩来逝世不久，毛泽东心情不好，黎锦熙不便写信打扰毛泽东，所以没有向毛泽东提出这个要求。直到毛泽东去世五年后，黎锦扬才于1981年回到祖国观光省亲。
黎锦光现已96岁高龄，依然健在，定居于美国纽约。
三、与杨树达的交情
1955年2月初的一天，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杨树达教授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一封寄自北京的挂号信，他欣喜地打开信笺，只见上面写道：
遇夫先生：
惠书及大著数种收到，甚谢！尊恙向愈，极慰。待完全康复之后，欢迎先生来北京一游。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一月廿十九日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写给杨树达先生的第一封信。
杨树达，字遇夫，号积微，湖南长沙人，生于1885年。早年就学于长沙时务学堂，戊戌变法后留学日本。1911年学成归国，先后任教于湖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杨树达和毛泽东是老相识。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不久，杨树达来到该校任教，二人可算是间接的师生关系。1919年4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经同学周世钊引荐，到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课教员。这时，毛泽东与杨树达往来密切。杨为人正直，学识渊博，深受毛泽东敬重。毛泽东心忧天下，志向远大，杨树达亦十分仰慕他。二人虽然相差8岁，但志趣相投，关系密切，建立了一种介乎师友之间的友谊。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在长沙立即领导新民学会会员深入各校，亲拟传单，动员青年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5月下旬，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与此同时，杨树达也投入了五四爱国运动。
同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组织“驱张”运动，决定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联络省内外力量，把军阀张敬尧从湖南赶走。他们组成“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等地请愿。12月上旬，毛泽东、杨树达率“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12月18日，他们抵达北京。开始，北京政府总统府不派人接见“驱张”代表团，经过毛泽东、杨树达等人的据理力争，内阁总理靳云鹏的秘书长方答应进行谈判，并由公民、教职员、学生各派代表二人参加。代表团中选出四人作为谈判代表：毛泽东—公民代表，杨树达—教职员代表，李思安、柳敏—学生代表。谈判中，杨树达对军阀漠视请愿学生的做法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质问靳云鹏的秘书长：“湖南学生背井离乡来到北京，来了这么多人，你们为什么不接见？湖南闹得这么厉害，你们为什么不解决？”靳的秘书长被问得哑口无言。
毛泽东对这次赴京请愿受冷遇之事，一直记忆犹新。1951年，他在接见由南洋归来的老同学李思安时，还说：“你还记得那次到新华门坐冷板凳吗？”
五四运动以后，杨树达潜心学术事业，赴京任教，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不久，杨返湘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并被授予中央研究院院士。杨树达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对我国的古文字学尤有精深的造诣。1925年6月19日，章太炎先生在给吴检斋的一封信中，对杨树达的古文字研究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杨树达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和中国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工作，治学严谨，诲人不倦，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古书疑义举例续补》、《高等国文法》、《词铨》、《论沿疏证》、《汉书窥管》、《司马文通刊误》、《积微居金文说》、《积微居小学述林》等。
新中国成立后，杨树达继续从事语言文字教学和研究工作，先任湖南大学教授，继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还担任过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55年1月，杨树达给毛泽东写信，并寄去自己的几本著述。信中提出欲上京与毛泽东叙旧。毛泽东获信后，亲笔作复，表示待杨的病痊愈后，再欢迎他“来北京一游”。
杨树达未能如期上京，随即给毛泽东写信并寄去《耐林顾甲文说卜辞求义》一书的自序，请毛审阅。杨在信中批评了中国科学院在审查该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
毛泽东在接到杨树达的信件后，对此非常重视，随即批转中科院，“请令有关单位予以注意”，务必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接着，毛泽东又给杨树达写了一信，把杨的来信处理情况告知于杨，信云：
遇夫先生：
二月十四日惠书收读。序言已看过。并将大函转附科学院方面，请他们予以注意。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两个月后，杨树达再次收到毛泽东的亲笔回信：
遇夫先生：
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做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的。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五月十七日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杨树达老当益壮，积极从事古文字的研究与教学。他治学勤奋，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出版十余部重要专著。在对古代语言文字、经史群书的研究上，他有着精辟、透彻的阐释，解决了许多前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为后人整理我国的文化遗产扫除了许多障碍。
1956年2月，杨树达先生病逝于长沙，享年71岁。毛泽东获悉这一消息后十分悲痛，叹息道：杨先生的逝世是我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个巨大的损失。并于2月16日发电报给湖南省政协请转杨的家属，表示哀悼。电报如下：
杨树达先生家属：
惊闻树达先生病故，深为悼念。特电致唁。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六日
唁电表达了对杨树达先生的深切哀悼和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