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请符定一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
1949年的一个冬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符定一、章士钊等湖南籍老人。晚饭前，毛泽东握着符定一的手说：“您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今天请您坐上座。”符定一谦让地说：“您是主席，还是请您坐上座吧！”毛泽东却说：“老师应当坐上席，哪有学生坐上席的道理！”
于是，毛泽东不由分说，把符定一拉到了上座的位子。
席间，宾主畅叙旧谊，谈笑风生。毛泽东知道符定一先生过去有一个轻视别人的口头禅——“他能认几个字！”（符平常爱这样说人家）便把话题引向古代文学。谈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时，毛泽东顺口把庾信的《谢腾王赍马启》背了一段，然后风趣地对符定一说：“他（指庾信）总能认几个字吧？”
符定一满脸尴尬，他教过毛泽东的书，对学生非常了解，深知毛泽东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中国古典文学书籍，不仅能背诵诗歌、词赋，而且连小说、散文也能大段地背下来，其思维敏捷，文采也为世人所折服。听了毛泽东幽默的话语，联想到过去的往事，符先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在近现代史上，湖南湘潭有两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一个是前面提到的黎锦熙，另一个是符定一。他们都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毛泽东一直很敬重他们。
符定一，字宇澄，号悔庵，1878年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出生于衡山县瓦铺子，后迁居湘潭县晓南港下新屋。他幼年时家境贫寒，父亲曾三次送他学木工，均因腹疾而辍学。叔父见他聪颖好学，即收为私塾弟子，授以《十三经》、《文选》等，他均能背诵如流。就读数年后，考入衡阳府师范学堂，继而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符定一读书勤奋，成绩优良。1908年大学毕业后，回湖南从事教育活动，先后担任岳麓书院院长、省立第一中学（原为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校长、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等职。汤芗铭督湘时，符定一任省教育会副会长。1914年他参加筹安会，一度与杨度等为袁世凯复辟称帝制造舆论，而误入歧途。1915年，他以湖南教育界知名人士“硕学通儒”的身份，与叶德辉发起成立筹安会湖南分会，并任副会长，随即离开长沙潜往北京。袁世凯垮台后，符定一在北京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逐渐醒悟，并反省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认识到只有把自己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尽力尽智，才有自己的前途。在北京闲居两年后，他仍回湖南从事教育，在长沙筹资创办衡湘中学，并任校长。稍后，被选为北洋政府安福国会众议院议员，遂离开长沙定居北京。1926年后出任财政部次长、盐务总署署长、稽核总所总办。抗日战争时期，符定一曾一度回乡隐居，捐款兴办符氏竟存小学，并资助有志青年出国留学。
符定一在湖南办学时颇有独到之处。据周谷城先生回忆，符在办省立第一中学时，为培养出国留学人才，特意在校内开设了英、法、德三种语种的外文课。他擅长辞令，给学生做报告不用讲稿，常常一讲两三个钟头，毫无倦色，因此很令师生佩服。
1912年，符定一在长沙创办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并担任校长，年方19岁的毛泽东在一连报考实业、法政、商业等几个专门学校都不中意的情况下，来到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应考，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该校。据当时投考该校的学生甘融（解放后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回忆：1912年2月，适值新设的湖南全省高等中学（1915年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招收高等科一班，普通科三班，名额为50名。普通科报考的有两千余人，高等科报考的人数很少，借贡院优级师范校舍为试场。第一场试国文，题目是《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要策》。第二场试史地、算术理科。榜发，普通科取一百五十名，榜首是毛泽东，甘融列为第四。高等科没有取足定额，仅录取二十余名。普通科分英文两班、德文一班，毛泽东习英文，编入普一班；甘融习德文，编入普三班。3月下旬，又添招普四班，习法文。符定一之所以在普通中学设德、法文课，主要是为了造就科学人才，吸收西洋文化。
入学当初，对于毛泽东这样出类拔萃的学生，校长符定一和学校老师们是深表欢迎的，但他不敢相信这位穿着“土气”、来自湘潭乡下的年轻后生，居然能写出如此闳中肆外、纵横捭阖的文章。他想，这是否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一定要把他找来面试一次。于是毛泽东被召来校长室，与比自己年长15岁的校长符定一相见了。符先生望着这位目光炯炯、资质俊秀的青年，心中暗自欢喜，便问他家住哪里，在哪些学校、哪些先生手下读过书。毛泽东一一答来，从容自若，时有惊人之语。符先生又取出纸笔，叫毛泽东作文。毛泽东神情沉静，从容应试，挥笔自如，思如流水，很快完成了一篇作文。符定一阅后，果然是一篇好文章，心中大喜，认定毛泽东将来定成大器，一定要着力栽培。喜欢研究古典文学、历史和文字学的符定一，当即授以《资治通鉴》，供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如获至宝，自此以后天天阅读此书，许多章节背得滚瓜烂熟，以至到老不忘。
省立第一中学普通科第一年课程为国文、外语、算术、历史、地理、植物、修身、手工、图画、音乐、体操等。国文、外语每周都有6小时。国文由教员选读古文名作，发木字排印的讲义。全周上课时间为36小时，课外活动时间很少。毛泽东对此表示反感。修身课则主要是向学生灌输伦理思想与爱国主义，对毛泽东深有启发。此外，“手工”做折纸工和竹器雕刻，“体操”则讲授柔软操、器械操、兵式操等。学生大部分寄宿，膳费低廉，伙食较好。起床和晚自习、就寝均吹号，吃饭敲梆，上课和集会摇铃；晨起早操，校长训话，纪律严格，秩序井然。校长符定一事必躬亲，不仅经常勉励学生进德修业，严肃批评违犯校规的学生，而且亲自执教，教授高等科一班的英文。但由于他对待学生比较严厉，往往被学生认为是“官老爷”。
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读书时，唯独钟爱作文，并以作文闻名全校，学校举行作文竞赛，常常是他独占鳌头，同学们对他羡慕不已。他的作文常由老师批曰“传观”，并写有许多评语。特别是他的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国文老师柳潜给予极高评价。在这篇作文中，毛泽东称颂商鞅是我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赞扬商鞅之法是“良法”，是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他认为法令应该像商鞅之法那样，“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絮贫怠以绝消耗”。他认为，法令只有利国利民，才能得到人民拥护；否则，便会遭到人民反对。他还指出，我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在制定法律时，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因而人民也就不关心他们制定的那些法律，往往形成了“民是此民”、“法是彼法”的二者互不相干的状况。这篇作文以借古喻今的方法，充分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和对不顾国家、人民利益的统治者的有力鞭挞。柳潜先生给毛泽东这篇作文打了个满分——“100”，并批道：“目光如炬，落墨大方”，“力能扛鼎”，“积理宏富”，“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他还称赞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校长符定一对此深表赞同。
由于课堂教学不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毛泽东便常到图书馆借阅书刊。国文老师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毛泽东花了几个月的课余时间，通读了这部长达116卷的史书，并受到很大启发。他觉得自己看书、自己研究，比按部就班地在学校上课学习更有益处。湖南全省高等中学虽然是一所很大、而且很有名的学校，但这里所学的课程太肤浅，内容太陈旧，校规也太烦琐。毛泽东感到在这里学习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又联想到在家乡韶山和东山学堂、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及半年当兵自学的情况，认为自修是很有效的学习办法，学以致用，事半功倍。于是，在这里读了半年之后，毛泽东便毅然决定退学，进行自修。
听说毛泽东要退学，符定一和几位老师极力挽留，劝他在这所条件较好的学校多读一段时间，再到别的学校深造。但是毛泽东决心已下，他谢绝了校长和老师们的好意，走上了独立自学的道路。
1918年，符定一当选为安福国会议员，定居于北京。同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他与罗学瓒、张昆弟等人来到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之后，他在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的介绍下，到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此时，毛泽东与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保持密切联系外，还常去老校长符定一家做客。此时，符定一受新文化运动和进步思想的影响，逐步倾向民主和进步。因此，师生俩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讨论时局，表达改造旧世界的强烈愿望。符定一对这位“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学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在生活上予以关心，在经济上予以资助。在北京，毛泽东初步接触了马列主义，开始“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1922年1月，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枪杀了湖南劳工会首领黄爱、庞人铨，激起了工人群众的怒火。同年10月，毛泽东领导了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大罢工，并率领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此后，又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当选为总干事。他率领湖南11个工团的代表与赵恒惕辩论三天，取得了工人集会、结社等民主权利。但毛泽东也因此触怒了赵恒惕，受到赵的多次通缉。直到1925年春，毛泽东回家养病时，赵恒惕还在密令追捕他。这期间，符定一虽然远在北京，与毛泽东的联系较以前少了，却一直记挂这位学生的安全。这一年，符定一从北京回到长沙省亲，在走访当时省政府秘书长的亲戚李某时，发现他家有一份赵恒惕欲逮捕毛泽东的密电，便对李某讲：“你们不要抓他，他将来的成就会在你我之上。”并力陈自己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随即，又凭借自己的身份及关系，打通关节，说服警方，力保毛泽东脱险。不久，毛泽东安全脱险，离开湖南去了广东。符定一得知此消息后，感到十分欣慰。
1943年，符定一从北京假道重庆回湖南。路过重庆时，他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回到家乡兴办教育，服务桑梓。通过数十年的生活实践和曲折经历，他深深感受到，只有共产党方能领导中国革命，才能救人民于水火，才能推翻三座大山。符定一钦佩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决心追随共产党，紧跟毛泽东，参加民主革命。1944年，他因与共产党有联系，被国民党逮捕，解往新化，经亲友和学友多方营救，方才获释。1945年，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到达湘潭，途经花石，符定一命儿子前去联系，因部队离去而未相会，甚感惋惜。
1946年初，符定一重上北平，会见中共代表叶剑英，并将自己租赁之宅腾出数间，供中共代表开会住宿。从此，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蒋地下斗争。
同年6月，毛泽东邀请符定一赴延安叙旧。符定一偕同女儿符德芳欣然前往。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大会，欢迎符先生的到来。符定一在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反动，表示要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跟着毛泽东、共产党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9月，符定一告别毛泽东，先行回到北平。其女儿符德芳留在延安作短暂逗留后，亦由延安返回北平，协助父亲工作。临行时，毛泽东托符德芳捎上一封信和一些礼物送给符定一先生。信是这样写的：
宇澄先生夫子道席：
既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敬颂
教安。不具。
受业 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
信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符先生的敬重与关怀，一时广为传诵。
从延安回到北平后，符定一思想上更趋进步，更加靠拢共产党。他经常向北平教育界和各界人士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积极为党工作。1947年，符定一在北平再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叶剑英闻讯后积极营救，北平各大学校教授及学者八十余人联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迫于舆论压力，只得将其释放。
1948年秋，符定一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他由北平化装出城，来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并应邀一同商讨建国方略。在这里，符定一根据自己多年身居北平、对古城熟悉的情况，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解放北平的途径，即：“先攻克天津，然后夺取北平”。天津乃北平门户，攻克天津后，北平则不攻自破，可获得和平解放。这样，既不会毁坏文化古城，又不会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于国于民大为有利，造福不浅。这一建议很快为中共中央所采纳。
1949年3月，经过和平谈判，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解放的要求，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北平很快将实现和平解放。毛泽东得知消息，异常兴奋，对秘书说：“北平和平解放具有世界意义，这不仅减少了我军伤亡和损失，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历史文物古迹，使之免遭战争的破坏，对我们子孙后代大有好处，全世界的友人也都会拥护我们这样做的。”从内心上，他更感激符定一等民主人士提出的这个建议。
毛泽东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身边的其他同志，而后对卫士长阎长林说：“走！我们到李家庄去。”
阎长林见主席连续工作了几天几夜，没有好好地休息过一次，便劝说道：“这些日子您很少睡觉，昨晚又紧张工作了一夜，现在该睡觉了。”
毛泽东执意地说：“先不睡，咱们看看符定一先生去。”
此时，符定一正住在十几里以外的李家庄。为了节省时间，毛泽东带着阎长林坐上汽车，沿着滹沱河北岸往东奔驰，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李家庄。当时，李家庄和苏家庄一带住着很多从各地来的民主人士。毛泽东没有去见别人，让汽车直接开到了符定一先生的住处。
一进院子，就看见了符定一的女儿符德芳。她见毛泽东一行来了，便大声喊她爸爸，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符定一闻声奔出屋门，见到毛泽东，异常高兴，连忙迎上前同毛泽东亲切握手，说：“毛主席，真把你盼来了！”然后，一前一后走进屋里。
毛泽东说：“好久没有看见你老人家了。身体还好吧？”
符定一笑着说：“身体还好。”
毛泽东说：“你来了很久了，我太忙了，一直没能来看你，请先生多加原谅！今天，我一方面来看你，另一方面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符定一听到这里，往毛泽东跟前移动了一下身子，注意力显得特别集中。
“已经接到了指挥部的电报，昨天傅作义将军已经赞成我们的条件啦。他不抵抗我们了，北平和平解放了，交接即将进行。接管工作我们早巳作了准备，日内我军将进城接管一切。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将开到指定地点接受我军的整编。傅作义将军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他要来这里亲自见我。我们当然答应他了。”
“出人预料啊，这可是大家的希望！”符定一由衷地赞佩道，“这都是毛主席胸怀广阔和共产党的英明使然。否则，北平怎能和平解放？”
“这是民心起了决定的作用。”毛泽东谦逊地说，“民心向背十分重要。古人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道：“傅作义将军这样做很好，北平的人民、北平的古建筑都可以免遭战争的损失。这次傅作义决心与蒋介石决裂，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算他立了一大功，人民不会忘记他的。他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还是毛主席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打垮了蒋介石，创造了伟大的奇迹。”符定一继续称赞道。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你们在城市里待惯了，这里的条件太差了。再过一些日子，北平稳定一下，你就可以早一点回北平去了。你那里还有家嘛！”又叮嘱道：“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叶剑英同志，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了，你和他很熟悉。不要很多时间，我们都要去北平的，到那时就可以经常见面了。”
符定一脸上露出欣喜的神情：“这就好了，回到北平就没有精神负担了。过去，我生活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没有民主，没有生活保证，更没有安全感，生命财产随时都可能遭到不测啊！”
“现在好了！”毛泽东笑着说，“这次你回去，就放心地睡大觉吧！”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好，我不待了，我该回去睡觉去了。”
符定一这才从卫士长的口中得知毛泽东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了，他内心感动不已：毛主席这样忙，还抽出时间来看自己，真对不起啊！他使劲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感动得流出了眼泪，激动地说：
“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多么伟大的贡献呀！”
毛泽东回答说：“符先生过奖了。”
临别时，毛泽东打量了一下屋内的家具和陈设，关切地对符定一说：“这里的条件不好，连一个软坐椅也没有，我回去让他们给你送一件来。你的年纪大了，坐这些硬木家具会腰疼的。”他说完朝卫士长示意了一下。
回到西柏坡后，毛泽东亲自指定一件沙发，嘱咐卫士将其给符定一送去。
北平和平解放不久，符定一回到北平城。1949年9月，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共商建国大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邀请符定一先生到中南海家里做客，对他说：“你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你学的。”
当时，中央文史研究馆刚刚成立，馆长一职一直无人担任。毛泽东考虑再三，提出要符定一这位博古通今的老先生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符定一觉得文史馆比较清闲，馆长之职无所谓“官”，不过是“文、老、贫”而已，并说这个职务只要“老而贫的文人”当就可以了。毛泽东听了不以为然，随即补上一句：“还要有才、德、望。”意谓符先生是有才干、有道德、有威望的人。以后，符定一担任了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
1951年我国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改热潮，符定一就乡中减租退押及房契等问题向毛泽东写信。同年2月21日，毛泽东亲笔回信：
宇澄先生：
来示敬悉。退押事及房契一件已交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与先生商酌处理，请与统战部接洽。章先生信奉缴。
顺颂日安
毛泽东
二月廿一日
章先生即章士钊，章曾向毛泽东写信推荐民主人士，由符定一转交。
1951年6月，符定一向毛泽东写信，信中谈了中央文史研究馆的筹备情况，并催促批准成立，以解决一些旅京老人的生计困难。还提出，如迟延开办则请政府先发表一批老人的名单，先期照单接济。
毛泽东接信后，对那些生计困难的老人深表同情。6月26日，他在符定一的来信上批示道：
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
毛泽东
六月廿六日
齐燕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中央人民政府拨出专款予以接济，使那些生计困难的文史馆员的生计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符定一一生孜孜治学，学识宏富。他不仅热心教育，培养人才，而且酷爱文字学研究，对这门冷僻而枯燥的学问爱之成癖。从1910年起，他即开始搜集我国自隋唐以来经史典籍中的联绵字，历30个春秋如一日，夙兴夜寐，广搜博采，汰沙淘金，备尝艰辛，至1940年方编著成书，取名《联绵字典》，其稿本达87册，计540余万字，堆集起来高于编著者之身。1946年，符的全部稿本售给上海中华书店出版。解放后，符定一又潜心搜采补充、修订，使其更趋完善。1953年，符先生将此书寄给毛泽东阅示，并请他为此书题词，以便再版。同年7月7日，毛泽东复函符定一，表示对文字学缺少研究，不能提出具体意见，并对符的“秦皇汉武之业”表示不能苟同，请其原谅。信曰：
宇澄先生：
今日收到惠书，说尊著《联绵字典》再版嘱为题词事。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发表意见。所谓“秦皇汉武之业”，大概是先生听错了。先生是著作家，似不宜与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作类比。方命之处，尚祈鉴谅为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
《联绵字典》于1954年2月由中华书局再版，印数2401册。毛泽东为此书题写了书名。1983年1月中华书局将该书再次重印，一共四本，印数29400册，成为各大专院校、图书馆和专家学者收藏和研究的一本重要的工具书。
新中国成立后，符定一还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58年5月3日，符定一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81岁，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齐白石晚年逢盛世
1951年1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定居北京跨车胡同的国画家齐白石老人。信云：
白石先生：
来信收来，已转寄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请他酌情处理。
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月廿七日
信中表达了毛泽东对白石老人的亲切关怀。
齐白石，艺术大师，世界文化名人，湘潭县白石铺人，1864年1月1日（阴历1863年11月22日）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木工出身，27岁拜当地名士胡沁园为师，后为王闿运收为弟子，因少时家境贫寒，为读书学画，过着“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的苦行僧生活。以后，他的国画艺术卓有成就，享有诗、书、画、印“四绝”之美誉，并在北京等地以篆刻、卖画为生，经历过不少人生的磨难，最终成为一代艺术宗师。
毛泽东的老家韶山与齐白石老家白石铺杏子坞相距约45公里，两人的年龄却相差了半个花甲。
齐白石最早是从朋友黎锦熙那里知道毛泽东的。齐白石定居北平后，住在北平西城跨车胡同，与黎锦熙的住处相距不远，两人交往甚密。从平日的交谈中，齐白石得知黎锦熙曾有毛泽东这样一个学生，湘潭县上七都韶山冲人，出身农家，却胸怀大志。黎锦熙还多次向齐白石推崇过毛泽东的人品和学识。齐白石虽未见过毛泽东，但对这位后生非常敬佩。
齐白石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饱经旧时代沧桑的85岁高龄的画家齐白石，从此安居乐业，步入新时代的幸福坦途，受到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毛泽东和周恩来为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日理万机，工作繁忙，抽出很多时间亲自会见和拜望来自全国的各阶层人士，共商建国大计。
当时，齐白石已是举世知名的艺术家。北平解放前夕，他多次拒绝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叫他迁居南京、杭州的劝告，坚信“已卜余年见太平”，坚持留在北京等待人民革命的胜利。人民解放军进城后，齐白石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邀请齐白石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家大事，字里行间充满着敬老尊贤的谦恭之情。白石老人高兴得一夜没有合眼。不久，他应邀出席了周恩来主持的各界人士招待会。
开国大典前夕，齐白石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他为新中国的胜利诞生而欢欣鼓舞。为了表达对人民领袖的爱戴，齐白石精心镌刻了毛泽东的朱、白两文寿山石名章，由当时文化部门的军代表艾青呈献给毛泽东。
1950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看望了白石老人，详细询问了他的健康和生活情况。齐白石对此十分感激。
第二天下午，风和日丽，毛泽东派人派车去跨车胡同，把齐白石接到中南海，两人作了数小时的叙谈，一起品茶赏花。毛泽东还请朱德总司令出席作陪，共进晚餐。毛泽东告诉白石老人，政务院将聘请他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齐白石平时很少饮酒，席间，他高兴地喝了好几口葡萄酒。回到家里，老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把每一个细节都告诉给家人：“毛主席和我口音一致，每个字都听得入耳，十分亲切；毛主席给我夹煮得很熟很烂的菜；临别时，朱总司令亲自送我上车……”
为了感谢毛泽东主席的知遇之恩，1950年国庆前夕，齐白石从自己珍藏多年的国画精品中，选出一幅立轴《鹰》和一副对联，赠给毛泽东。这两件作品均是齐白石十多年前的上乘佳作。《鹰》作于1941年。对联是：“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作于1937年7月。这次，齐白石特意加上“毛泽东主席/庚寅十月齐璜”及“九翁齐白石藏”的题款。同时，齐白石还把自己一方用了近半个世纪的圆石砚送给了毛泽东。这方湖南产的普通花岗岩石砚，石质坚硬，发墨快而滋润，已伴随老人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而今，他把这心爱的物品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收下这些珍贵礼物后，很是感动，派人给齐白石送去一笔丰厚的润笔费，以示酬谢。
齐白石知道毛泽东喜爱他的画，从那以后，每年几乎都有新作送给毛泽东。1950年，他给毛泽东送去了立轴水墨《芭蕉图》。1951年，齐白石画了《松鹤旭日》巨幅画，歌颂共产党和毛泽东，把毛泽东比作太阳。同年，他还送去一幅《菊花图》，并在上面用篆书题写了“益寿延年/毛主席教正”的题款。1952年，他又为毛泽东画了《梅花茶具图》册页。
1952年9月，为庆祝国庆三周年，齐白石与画家徐石雪、于非闇等联合创作了巨幅国画《普天同庆》赠给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收下这份礼物后，立即挥笔致谢：
白石先生：
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
有一天，齐白石在荣宝斋作画，很多人围着他，问他见到毛主席没有。他回答：“见过，早上起床洗过脸，天天见到毛主席。”大家听后感到诧异，他又补充一句：“我家有毛主席的像嘛！”大家才恍然大悟。
1954年，齐白石又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高希舜、章适园等老画家一起共同创作了《和平幸福图》，倾吐了自己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民领袖的爱戴。
1953年1月7日（夏历壬辰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是齐白石的89岁生日。中国美术家协会隆重地为他举行了庆祝会。文化部授予他“中国人民杰出艺术家”的光荣称号。晚上，中国美协及中央美术学院举行宴会，周总理亲自出席，表示祝贺，对白石老人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和创作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
齐白石生日过后，毛泽东派人给他补送了四样礼品：一坛湖南特产茶油咸菌，一对湖南五开文笔铺特别长锋纯羊毫书画笔，还有一支精装的东北野山参及一架鹿茸。祝贺他福寿康宁，百岁期颐。
齐白石对毛泽东的关怀感激不已，他激动地对亲属子女们说：“毛主席今天给我送这样重的礼，太看得起我了。古人讲‘蔗境弥甘’！在新社会，我可是享了这份清福了。”后来，他还满怀敬意地书写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
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齐白石的重视和关怀，焕发了这位鹤发银髯老人的艺术青春。抗美援朝中，齐白石用许多得意之作，支持北京、沈阳举行义卖，支援抗美援朝爱国运动。1952年，他花了三天时间，在一匹一丈二尺的画布上绘制了《百花与和平鸽》，献给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953年，齐白石创作一幅有松鹤、太阳的巨幅国画，并在画上题写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不久，他又创作了《祝融朝日图》，歌颂毛泽东主席。解放后，齐白石创作的作品多得惊人，仅在1953年，就创作了各种题材作品六百多幅。
1953年1月，齐白石担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主席。同年10月，被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任理事会主席。1954年8月，他被湖南人民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感到无上光荣。为了感谢家乡人民的信任，他特地为家乡人民画了一幅画，交给《新湖南报》发表。
1954年9月15日，齐白石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开幕词，还郑重地投下了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神圣一票。回到家里，他高兴地对儿孙们说：“《诗经》上讲，‘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哪里能够和这次盛会相比！国民党立宪搞了几十年，不成其体统，如今真有人民的宪法了。这是五福临门的宪法，我可要把《诗经》上‘文王以宁’改成‘中国以宁’了！”齐白石一边说着，一边写下了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告诫每一个人的八个字：“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又说，“人民听主席的话，中国焉得不强！”
1955年6月，91岁的齐白石，与陈半丁、何香凝、于非闇等十四位画家，用半个月时间集体创作了巨幅国画《和平颂》，由我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团带往芬兰赫尔辛基献给大会。
1956年，齐白石获得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五百万法郎的国际和平奖金。他在给东北博物馆的信中写道：“白石老年，身逢盛世，国内外人士对余国画之喜爱，应感谢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对此道之倡导与关怀。”
1957年5月15日，齐白石担任了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在齐白石即将辞世的这一年，他满怀激情地画了一棵“万年青”花卉，并在画卷上方写上“祖国万岁/九十三白石”几个大字，献给国庆节，表达他对祖国的一片赤忱。
晚年，年届耄耋的白石老人，身罹重病，不得已停下了画笔。毛泽东对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关心，多方给予关怀和照顾。党和政府安排北京城内中西名医定期给他检查身体，特别丰厚地按月致送休养费，还再一次特地为他修葺住宅。
1957年5月22日下午，毛泽东又一次派秘书田家英到医院慰问齐白石，传达对齐白石的关怀，劝他从心所欲，静心休养，要节劳，少见宾客。齐白石向田家英倾诉了自己的感谢之忱。他喃喃地说：“我病好了，还要去中南海，跟毛主席照一张相。”
这是一句朴实而令人感动的话语，田家英被深深地打动了。他紧紧地抓住齐白石的手，祝老人早日康复，并答应把这一愿望转告给毛主席。
然而，由于年事已高，身罹疾病，齐白石的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1957年9月16日下午6时，齐白石与世长辞。在弥留之际，他留下遗言：将他保留的作品和用过的东西，全部献给毛主席。齐白石还祝愿我国的国画事业繁荣昌盛。在其亲属的支持下，白石老人生前的遗物全部捐赠给了国家，他的遗愿已经变为现实。
1963年，齐白石荣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
六、敬重辛亥革命老人刘揆一
1968年初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对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说：“我还欠你父亲一笔债呢，四十多年了，我现在该还了！”章含之听了，如坠雾里云中。
原来1920年，毛泽东为资助一批有志青年赴欧勤工俭学，曾赶到上海请求章士钊帮助筹款。章深表同情与支持，但他财力有限，便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很快筹集了两万块银圆，全部交给了毛泽东，一批有志青年才得以赴法勤工俭学。
这笔款项中，就有著名的辛亥革命活动家刘揆一认捐的一份。刘揆一与章士钊均系同盟会会员，交谊颇深。章士钊为勤工俭学青年筹款，找刘揆一帮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刘揆一不仅认识毛泽东，并且对他及他的事业非常赞许。
刘揆一（1878—1950），字霖生，祖籍湖南衡山，后迁湘潭县八斗冲。说起来，他与毛泽东是同乡，长毛泽东15岁。对于他的革命事迹，毛泽东早有耳闻，对这位老同盟会员十分敬佩。
1918年，刘揆一应杨昌济的邀请，到湖南第一师范作时势报告。当时毛泽东正在第一师范读书，深得老师杨昌济先生的器重。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与刘揆一相识，此后，他们时相往来，一起讨论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探求救国救民的途径。毛泽东“身无半文，心忧天下”，针砭时弊，慷慨激昂；刘揆一虽屡经挫折，革命意志未曾消磨，他对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抱负敬佩不已，认为这位血气方刚的后生将来必成大器。1919年，毛泽东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为筹措经费到处活动，刘揆一从章士钊处获知此事，热心筹资捐助。
1925年2月，毛泽东回到韶山，一面养病，一面开展农民运动。他的活动令当地土豪劣绅惶恐不安，便向湖南省长赵恒惕密报，要求逮捕毛泽东。有一次，赵恒惕密令时任湘潭县长的弟弟赵恒哲派兵前往韶山捉拿。毛泽东得到消息，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连夜离开韶山，抵达湘潭县城，来到刘烈士祠（辛亥革命后为纪念其弟刘道一烈士所建）找刘揆一，刘揆一见毛泽东到来，甚为惊喜，当得知他遭赵恒惕追捕的情况时，即安慰他不要着急，并留他在祠内躲避。当晚，毛泽东与刘揆一抵足而眠。翌日清晨，毛泽东告别刘揆一，安全离开湘潭，后辗转到了广州举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7年元月，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1月4日由长沙到达湘潭，听取湘潭县总工会委员长杨昭植等人汇报工运、农运情况，亦曾专程拜访了刘揆一。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后，刘揆一担任了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
建国初期，毛泽东曾多次向进京的湖南人士询问刘揆一的情况，并捎信向他表示慰问。刘揆一对此深表感激。
当时，人民政权刚刚诞生，百废待兴。刘揆一十分关心家乡政事。1950年初，他将家乡筹粮支前和剿匪安民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写信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收此信后，于3月14日给他亲笔回信：
霖生先生有道：
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大示奉悉，极为欣慰，迟复为歉。征粮作弊，政府已发令纠正，不知近日有所缓和否？匪祸必剿，首恶必办，是为定则。惟剿办须有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湖南匪患闻已大体解决，是否如此，先生所知如何，尚祈便中见告。敬颂
大安。不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
刘揆一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后，异常兴奋。
当时，湖南农村掀起轰轰烈烈的减租退押运动，刘揆一老家在湘潭县白石铺八斗冲，农村拥有祖遗的少量土地，他因长期在外从事革命活动，素无积蓄，故无力退押。4月2日，他就此事再次上书毛泽东。不久，刘揆一收又到了毛泽东的回信：
霖生先生：
4月2日大示诵悉。退押一事，原是地方根据农民要求办理的，现已令其停止。敬复，顺颂
吉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四日
毛泽东复函之迅速，言词之恳切，蕴含着对革命老人的尊敬和厚爱。
1950年5月，毛泽东派湘潭市市长毛特夫到刘烈士祠看望刘揆一老人，并请他去北京与毛泽东会晤。刘揆一顾虑到自己年老多病，赴京不能为国家出力，反而会给毛主席增添麻烦，不如留在家里好，因此婉辞了。
1950年11月1日，刘揆一先生在湘潭病逝，享年72岁。毛泽东闻讯寄去400元人民币，对其家属表示慰问。刘揆一的遗体安葬在湘潭市城正街刘烈士祠后院。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关部门拨款将墓地修葺一新，周谷城先生为其题写了墓碑。这些年来，常有人来此凭吊。
七、杨度是我们的人
1948年秋，章土钊先生在河北西柏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握着章土钊的手说：“你的好友杨度，是我们的人，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还告诉他：杨度在病危期间写了一副自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副挽联体现了杨度勇于批判自己，坚信美好未来的豪迈气概，说明他终于找到了真理，是一副好联。
杨度，字皙子，原名承瓒，晚号虎头陀、虎禅师、拜虎。1875年生于湘潭县姜畲石塘（今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清泉村），系毛泽东同乡，与韶山冲相距仅40华里。杨度早年受教于晚清著名学者、一代文宗王闿运，深得先生“帝王之学”真谛。1894年中举人，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是当时向西方寻求科学真理的先驱人物之一。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次年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组成筹安会，并任会长，系“筹安六君子”之一，策划恢复帝制。袁世凯死后，杨度受到通缉，逐渐倾向革命。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他曾多方营救。晚年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192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杨度从一个热血青年、爱国志士转变为筹划帝制的祸首，继而学佛，最终成为共产党员，经历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见证人，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的“怪杰”。难怪毛泽东称他“是我们的人”！
毛泽东对杨度的印象是深刻的，也是敬佩他的。早在少年时期，毛泽东就在他所读的进步书刊中读过杨度的爱国诗歌，如《中国歌》、《湖南歌》、《长江》和《黄河》等。这些诗歌，均是杨度用白话文写的，充满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尤其是《湖南歌》中写道：“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积翠何重叠……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惜，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志能终始……”又如《黄河》：“……长城外，河套边，黄河日落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二十世纪初，有人将杨度这些爱国主义的诗歌谱成曲子，作为小学音乐课教材，传遍中华大地。少年毛泽东亦读过它，听过它，为之感奋不已，更加忧国忧民。
毛泽东早年所作的诗歌，也多少受到杨度爱国主义诗歌的影响。如1918年所写的七言《送纵宇一郎东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颇有杨度诗中藐视一切的豪迈气度。
杨度协助袁世凯称帝，办筹安会时，舆论大哗。毛泽东当时在湖南一师读书，对此非常关注，与同学谈论时事，关心时局的变化，并做了自己的分析与判断。
杨度
1918年6月，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离开长沙赴北京大学任教时，杨度与薛大可正在北京筹备创办《唯一报》，同年又任华昌炼锑公司总理，自此与杨昌济时有往来。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达北京，住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家，11月经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在此期间，他曾耳闻目睹杨度其人其事。1919年12月，毛泽东由上海第二次到达北京，任“平民通讯社”社长，向全国各大报社发稿，“传播张敬尧的罪恶和驱张运动的消息”。他曾通过杨昌济的介绍，认识了杨度。但由于两人思想上的差距，关系还不密切。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先生不幸病逝，杨度与毛泽东及章士钊、黎锦熙、胡元倓等湖南同乡29人发表启事，称赞杨昌济“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雍容讲坛，寒暑相继，勤恳不倦，学生景从……”可惜“天不假年，生平所志百未逮一，为教育、为个人均重可伤也”。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员毛泽东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积极推进国共合作的发展。杨度于1926年出任张作霖北京政府教育部长。他积极靠拢共产党人，与李大钊、杨鄂公等往来密切。此时，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也在不断加深。
然而，二人的年龄、经历、思想均有很大差异。论年龄，杨度长毛泽东18岁，差不多是两代人。论影响，杨度早已名扬四海，而毛泽东却是初露头角……
据毛泽东的同学萧瑜（即萧子升）回忆说：1926年的一天，杨度与萧瑜曾谈到毛泽东，他向萧瑜了解毛泽东的学识和为人，并谈及他对毛泽东的评价。
“子升，”杨度首先对萧瑜说，“你应该小心才是。有人说你有共产的倾向，甚至说你是共产党的间谍。”
萧瑜感到奇怪：“他们为什么怀疑我？”
“因为你讲话比较激进，而且据说你在大学里，时常称赞共产党学生。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你是毛泽东的挚友，而且常听你称道毛泽东。”
“不错，我是毛泽东的挚友。”萧瑜直率地说。
“老弟，你怎么能有他这样的好友呢？我听说他没有人情味。”
“我们是同学。”萧瑜解释说，“他似乎很愿意接近我。我们都喜欢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自然而然，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我承认毛泽东的个性倔犟，但不能说他没有人情味。”
“好吧，”杨度继续道，“我看到报纸上说，他的头发几乎盖住了前额，而且面貌丑陋。”
“这太荒谬了！他绝对不丑，事实上他是十分正常的人。”
“他们说他想杀死他的父亲。”也许是听信谣言，杨度此时对毛泽东还不甚了解，甚至是误解。
“他只是和他的父亲相处不太好，但他决无理由杀死他的父亲，他也不可能这样做！”
“我还听说他在学校功课很差，是吗？”
“从整体上看，他的功课不算太好；但他的国文，尤其是古典文学很出色，他的历史学得也不错。”萧瑜公允地说。
“他能写文章吗？”
“在学校，作文总是他最拿手的科目。”萧瑜的回答十分中肯，毛泽东读书时的作文纵横捭阖，一气呵成，深得老师赞赏，常常被当做范文在同学中传阅。
“他在哲学上有没有良好的基础？”杨度又问道。
“他在辩论上的确很出色。”
听了萧瑜的回答后，杨度说：“这是我头一次听人家讲毛泽东的好话。但这些话你可不能在别人那里讲，否则会十分危险，人家会怀疑你是共党分子。”杨度所接触的人多是军阀、政客、豪绅等头面人物，这些人憎恨共产党，对毛泽东也不会有好感的。杨度自然是偏听偏信了。
“告诉我，你到底怎样看毛泽东？”杨度想进一步了解毛泽东，“他是否有真正的能力、知识、天赋，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真正的天分？”也许杨度此时在揣测毛泽东是否真有治国安邦之才。
“就我所知，首先，毛泽东对于他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会花大工夫去精心规划，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和组织者。其次，他对敌人的力量估计得非常准确。第三，他的演说很有魅力。他的说服力强，很少有人不受他的影响。”萧瑜回答说。
最后，杨度试探地说道：“你认为共产主义能付诸实现吗？”
萧瑜说：“如果人民对于现行政府感到不安，或不满，就会起来革命，那么共产主义就会迅速扩展。”
杨度此时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对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持观望甚至怀疑态度，这是不难理解。对于他的话，后人不应苛求。然而，到了1928年秋，杨度终于觉悟前非，找到了共产主义，他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正式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一个爱国主义者终于找到了共产主义信念。“朝闻道，夕死可矣。”1931年9月，杨度在上海病逝，终年56岁。在他死后18年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新中国，这是杨度生前所盼望的，也是他所未料到的。倘若杨度九泉有灵，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杨度是清末民国时期的杰出人物，满怀“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推翻封建政府的雄心壮志，在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杨度早年误入歧途，经过艰苦探索之后，终于找到了共产主义的真理。成了共产主义者，并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