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战神威”陈赓
1933年夏，在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正奔波在征粮的道路上。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此时毛泽东已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到后方从事根据地建设工作。与此同时，从国民党南京监狱中逃离出来的陈赓也来到了苏区。他为毛泽东的处境而愤愤不平，认为毛泽东是个杰出的领导人，毛泽东是对的。
陈赓（1903—1961），今湘乡市龙洞镇泉湖村人，与毛泽东老家韶山相邻。1915年，陈赓告别令人压抑的私塾生活，来到五年前毛泽东曾经就读过的、具有新思想倾向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1921年秋，到达长沙。后进入毛泽东倡导开办的自修大学，和毛泽东领导下的革命团体有了密切的接触。曾多次聆听毛泽东的讲演，并得到何叔衡、郭亮等人的帮助。192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革命生涯。
1923年12月间，陈赓离开长沙，前往广州。次年进入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任副连长、连长，从此作为一个军人活跃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并逐渐成长为共产党军队的高级指挥员，一位英勇善战的儒将，被誉为“百战神威”。
陈赓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工作的时候，正逢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求知欲很强的陈赓，常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来听毛泽东讲“中国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陈赓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在此期间，他在周恩来主办的《军事通讯》上看到了向全国苏区推荐的井冈山经验，了解到毛泽东创造的举世瞩目的业绩，认为它是中国革命以小胜大的有效途径。
长征开始后，陈赓被任命为直属军委指挥的干部团团长。这个团的组成人员，多是被“左”倾错误领导者迫害打击，并视为包袱而欲抛弃的干部。但由于他们作战经验多，装备较好，以及陈赓的出色指挥，干部团不仅完成了保卫中央机关安全的任务，还多次配合主力兵团作战。毛泽东经常随干部团一起行动，逐渐依靠干部团实施自己的计划，并由此而了解了陈赓的才能。遵义会议后的土城一役，当红军伤亡巨大，面临覆灭危险之际，毛泽东急令干部团发起反冲击。陈赓临危受命，率部重创敌军。在山头指挥的毛泽东欣喜异常，赞誉道：“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由于陈赓对毛泽东的军事原则平时就很注意学习，并且有较深刻的体会，此后，在毛泽东的重大军事部署中，陈赓领导的干部团总是承担着重要角色，如巧渡金沙江时抢占皎平渡、飞夺泸定桥和抢渡大渡河，都是突击力量。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由于陈赓曾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职务，在鄂豫皖苏区工作过，毛泽东和党中央便要他对这次会师多做点工作。
过去在鄂豫皖，陈赓曾反对过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后来到上海疗伤，他又向中央揭发了张国焘。对此，张国焘一直耿耿于怀。这次见面时，张国焘故意问陈赓：“你在一、四方面军都干过，你觉得哪一个部队好？”陈赓向来光明磊落，真诚坦率，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两支部队做了客观分析，谁知戳了张国焘的痛处，张竟勃然大怒，拍案大骂。到了卓克基后，张国焘对陈赓进行政治迫害，挟持川陕省委做出了杀害陈赓的决定。
毛泽东、周恩来觉察到张国焘的阴谋之后，立即派人给陈赓送信，命他速去毛儿盖。陈赓见信后即回毛儿盖，周恩来亲自把他安排在毛泽东身边住下，不久便派他到新成立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工作。后来，在同张国焘反党分裂主义错误做斗争的时候，陈赓一方面坚决站在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另一方面本着对党负责的公心，积极地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使毛泽东及时地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差。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了陕北吴起镇，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陈赓改任红一军团团长和师长，先后参加了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特别是在东征战役中，陈赓指挥红军一师两战两捷，消灭阎锡山的王牌军三个团。在祝捷大会上，毛泽东和陈赓喜形于色，相互逗乐，陈赓幽默的话语和举动使毛泽东笑出了眼泪。会后，陈赓奉命参加西征，以实现毛泽东在发展根据地中求巩固的策略，又连战皆捷。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赓担任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初战娘子关，即获大胜。但不久因疏于戒备，属部771团被日军包围，损失不轻。为此毛泽东对陈赓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771团直接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别人的干部，须予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毛泽东的话对陈赓来说，可谓是良药苦口，严厉的批评声中包含着着无限的爱意。
在此以后，陈赓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陈赓旅位于太行山脉地区，多打几个小胜仗”的要求，先后指挥和参加反日军六路围攻、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伏击战、长乐村战斗、香城固战斗等，皆获全胜。这不仅打开了八路军出兵抗日的局面，为创立晋南、太岳抗日根据地奠定基础，而且为毛泽东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战略理论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1945年4月，陈赓在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当他从延安准备返回前线时，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陈赓奉命重返战场，于10月指挥太岳纵队在上党惩戒阎锡山的晋军，歼敌三万八千余人，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
1945年10月17日，根据晋冀鲁豫军区命令，太岳军区主力部队组编为第四纵队（有时仍称为太岳纵队），陈赓任纵队司令员。由于同蒲前线战略地位重要，靠近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决定在执行作战任务方面第四纵队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7月，陈赓指挥第四纵队主办七个团南下，连续取得了闻（喜）夏（县）、同蒲、临（汾）浮（山）三次战役的胜利，歼敌两万五千余人，粉碎了阎锡山、胡宗南打通同蒲路的企图。
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三个月总结》指出：解放战争头三个月，我军歼灭国民党军队共计25个旅，其中胡宗南两个旅都是陈赓指挥所部歼灭的，阎锡山的四个旅（师）中将近三个旅（师）是陈赓纵队歼灭的。当太岳纵队收到毛泽东这个指示时，全军上下都非常高兴。陈赓亲自将毛泽东的指示向全军干部做了传达，他心情激动地说：在歼灭敌军第二个25个旅的作战中，我们要多做点贡献。
11月初，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毛泽东决定调擅长于跟胡宗南作战的陈赓，率领四纵入陕配合保卫延安，要求陈赓“立即补足棉衣，迅速西进，直开延安”。后因延安防御体系完成，毛泽东改令陈赓停止西渡黄河，进入吕梁地区与当地部队配合伺机歼敌。
1947年3月，胡宗南部大举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4月，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陈赓指挥第四纵队协同太岳军区，在晋南地区发起了猛烈的反攻作战。至5月12日，共歼敌两万两千人，攻克县城25座及重镇多处。此战之后，毛泽东电示陈赓应乘胜夺取运城，彻底解放晋南三角地带。陈赓在作战中，发现伤亡太大，决定停止攻城，并勇谏毛泽东，得到批准。
1947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中央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派遣部分人民解放军实施逐鹿中原的计划。由于要借重陈赓兵团，并非前委成员的陈赓被特邀参加。行前，陈赓准备了一些缴获来的食品和通讯器材，分五匹骡子驮载，以慰问艰苦转战在陕北的毛泽东和党中央。
听说陈赓来了，毛泽东亲自迎出窑洞。他们一见面，两双手就紧紧握在一起了。陈赓急切地说：“主席，你可经过不少艰险呢！你带的警卫部队太少了，武器又不好，我们实在担心，旅长们都要求过河来保护呢！”
毛泽东听了陈赓的话以后，满面笑容地说：“这次就是叫你们过黄河来的呀！不过，不是来保护我，而是来保护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好武器应该给你们用，我这里你不用担心。”
陈赓高兴地说：“同志们都等待着新任务哩！”
毛泽东看着陈赓那张兴奋的脸，亲切地说：“你们在晋南打得很好，给了敌人致命的一击，把蒋介石吓坏了，现在要你们再吓吓蒋介石，这一次要把他吓疯。”
毛泽东说着，和陈赓一起走进了窑洞。
小河村依山傍水，被一片苍翠的树林包围着。陈赓在这里住了下来，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从7月21日开始，一连开了七八天，讨论问题很多，也非常热烈。会议确定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会议还确定我军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是中原。
对于中原战争这盘棋，在毛泽东心中酝酿已久了。早在撤出延安之前，他就形象地比喻说：“蒋介石伸出两个拳头打我们，一个在山东，一个在陕北，好得很啊！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要紧紧地拖住这两个拳头，让刘（伯承）邓（小平）进军中原，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这个时候，毛泽东着重研究了中原地区的敌情，反复思考着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陈赓兵团要不要到陕北来作战？本来，中央军委已作出决定，并一再电催陈赓率领部队过黄河，与彭德怀一起合力消灭胡宗南。当听到不同意见的时候，毛泽东犹豫起来，提请与会的同志讨论。结果，改变了原来的决定：陈赓兵团不来陕北，转而南渡黄河。这样，会议对于中原战场作出了新的部署：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和华北野战军主力南进，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以调动敌人第一线部队回援，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使我军由局部反攻发展为战略进攻。会议决定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以大别山作依托，纵横江淮河汉之间，威胁南京、武汉；陈（毅）粟（裕）大军在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进入鲁西南，突入豫东，依托山东作战；陈赓兵团则乘胡宗南陷在陕北、豫西敌军处境不利之机，以雷霆万钧之势，南渡黄河，由晋南挺进豫西，依托伏牛山作战。这样，三路大军，在战略上布成“品”字阵势，互为犄角，协力配合，在南起长江，北至黄河，西从汉水，东到黄海的中原大地上，向敌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
开会期间，毛泽东和陈赓同住在一个院子里。毛泽东向陈赓进一步说明当时全国战场的大好形势，深刻地阐述了新的战略决策。根据这次会议的最后决定，陈赓统率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行军区新成立的第九纵队及孔从洲等率部起义后组成的第三十八军，组成一个兵团，挺进豫西，配合主力作战。
对于挺进豫西的行动，毛泽东作了重要指示。他向陈赓指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一定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去堵；胡宗南又被牵制在陕北，陷入绝境。豫西敌军不多，是个空子，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进去以后应当放手发展，东向配合刘邓、陈粟，西向配合陕北，东西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豫陕鄂根据地。
毛泽东还向陈赓讲了破釜沉舟的故事，要部队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打出去。毛泽东说：“‘破釜沉舟’的故事你知道吧？项羽跟秦兵打仗，过河以后就把锅砸了，把船沉了，激励士兵不打胜仗决不生还！说来很巧，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你们将要渡河的地方……”陈赓说：“主席，那我更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打到豫西去！”毛泽东风趣地说：“只是锅别砸了，船也别沉了。”
最后，毛泽东问陈赓有什么困难没有。陈赓说：“现在部队士气很高，在晋南反攻中又搞到了敌人大量的装备，兵强马壮，在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一定可以出师报捷。出师以后，部队迅速展开，弹药的运送补给可能有限，到了新区，伤员的安顿也可能有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毛泽东笑着说：“对嘛！弹药不足，由蒋介石来‘补充’；伤员安顿，靠群众嘛！我们从来是这样办的。根据地是创建起来的，不是一切搞好了才去革命。蒋管区的人民遭受封建势力和国民党的残酷统治，受苦很深。你们去了，要好好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人民革命的高潮推动起来，这样就一定能胜利。”
小河村会议结束以后，毛泽东亲自把陈赓送出了小河村外。路上，陈赓恳切地说：“主席，我看你还是过河吧！河东毕竟要安全一些。”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说：“不要担心，你们打得越厉害，打的胜仗越多，陕北人民的安全就越有保障，我的安全也就越没有问题。”
总部派出一个排的部队护送陈赓过了黄河。他对这支部队的战士十分关心，见他们的武器陈旧，就用太岳部队从敌人手里缴来的新武器给他们重新装备。临别时，陈赓再三叮嘱：“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好，对我特别爱护，很关心，我是非常感谢你们的。你们回去之后，要更好地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我们把保卫毛主席的任务交给你们了，你们一定要绝对地保证他的安全。”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陈赓、谢富治兵团于1947年8月开始渡黄河。全军渡河完毕后，陈赓先后向中央军委、毛泽东连发三封电报。在最后一封电报中，陈赓重申“破釜沉舟”的誓愿，准备通往黄河北岸太岳区的交通被敌人切断，不要后方，决心在豫陕鄂迅速建立根据地。这个决心得到毛泽东的赞扬。
陈赓兵团突破黄河、挺进豫西的时候，毛泽东连续给陈赓发来了几封电报，指出：目前在兰州以东、长城以南、平汉以西、汉水以北的广大地区，主动权业已转入我手，应当放手发展，力求运动战，机动迅速，广占地区。为此，陈赓率部立即展开东西作战，先后取得灵（宝）陕（川）战役、伏牛山战役和洛阳战役的胜利。
此后，陈赓率大军参加了郑州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渡江战役之后，毛泽东指示陈赓继续南下。陈赓兵团先后解放了南昌、广州、南宁和昆明，成为解放华南和西南的主力。据统计，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陈赓率部转战十五省，攻克城池206座，消灭敌人七十多万，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1950年1月，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秘密访华，请求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援越抗法。毛泽东派陈赓为特使，专程赴越指挥边界战役，使越共领导的军队打开了局面。战役结束后，胡志明派人给陈赓送来几瓶新缴获的法国香槟酒和一封信，信里是一首祝贺胜利的中文诗：“香槟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敌兵休放一人回！”
1950年11月29日，陈赓从越南前线回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汇报援越期间的工作。年底，他又被毛泽东派往朝鲜战场。先是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后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工作。1952年6月，陈赓奉调回国。6月13日途经平壤，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首相金日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议会常任委员会授予陈赓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表彰他为朝鲜战争胜利立下的功勋。
回国后，陈赓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朝鲜战争的形势。他说：我军政治上强，技术上弱，技术成了决定战争的重要因素。为了彻底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加紧培养技术人才，掌握现代化技术，改善我军落后状态，把我军建设成为优良的现代化军队。毛泽东向陈赓谈到中央关于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决定，问道：“谁来办？”他望望在座的周恩来，然后对陈赓说：“你来办吧！”
陈赓忙说：“这个我隔行，恐怕办不好！”
毛泽东笑道：“你隔行，我们党内还有哪位懂行？你指出来。还是你去干吧，不懂就学嘛！”
就这样，陈赓领受了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任务。经过紧张的筹备，只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军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技术院校就正式成立了。1953年9月1日，举行了军事工程学院成立暨第一期开学典礼。毛泽东给全体师生和工作人员颁发了训词。
1955年9月，陈赓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将军衔。
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陈赓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59年9月，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61年3月16日，陈赓因突发心脏病在北京逝世，终年58岁。
六、儒将谭政
1955年5月17日，毛泽东致信中共湘乡县委并转第二区区委、石洞乡支部，说：“石洞乡的谭世瑛，四十多年前，曾在湘乡东山学校和我有过同学关系。解放后来过几次信，我亦回过几封信，因他叫困难，最近又寄了一点钱给他。最近因患眼病，到汉口找谭政同志求治，谭不在，到北京找我……”信中要求当地党政调查谭政的族兄谭世瑛的历史情况并向他报告。
毛泽东在书信中提到的谭政就是后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大将。当时他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谭政（1906—1988），又名谭世铭（世名），今湘乡市龙洞镇楠香村，与共和国大将陈赓同乡，并且为姻亲。其妻即是陈赓的妹妹。其岳父陈绍纯，则为当地有名望的乡绅。
16岁那年，谭政进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是一所新式学校，青年毛泽东曾经在此求学。此时，谭政已是有妻室的人了，内兄陈赓是东山学堂的毕业生。正是在这位大哥的影响下，谭政十分希望进东山学堂学习，陈赓便让谭政去找学校一位姓党的老师，请党老师替他安排报考学校的事。
进校之前，谭政到学校找到党老师。党老师热情地向他介绍了这所既有悠久历史，又富有生气的学校，并且特别介绍说：“你知不知道，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里有个领导工农运动的人，叫作毛泽东，就在这所学校读过书。他的弟弟毛泽覃，也是这里十一班的毕业生。”毛泽东的名字从此印在了这位比毛泽东小12岁的校友谭政心里。
毛泽东在长沙领导革命运动，仍与东山高等小学堂的一些进步教师有联系，常给他们寄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材料。于是先进的思想也就通过教师们，传播到谭政的头脑里。
岳父陈绍纯与毛泽东算是老相识了，所以谭政放假回家，陈绍纯便常常给他讲这位不平凡的东山学生：“世铭呀，你该听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吧，这可是个有雄心的人物啊！他是湘潭韶山人，从小就不满意旧私塾先生只叫背‘四书’、‘五经’，听说湘乡东山学院改为新式学堂，便来湘乡求学。他在东山读书也不安分，经常与那几个思想守旧的先生斗。先生说，不管什么时候，毛泽东的道理总比别人多。有时候在学堂里日子不好过，毛泽东便到我这里来避避风。”
岳父与这位革命人物有如密切的交往，谭政听了很高兴，便问道：“那您与毛泽东很熟悉么？”
“是啊！我这个人疏于交往，不太给人写信，但是毛泽东后来做什么事都捎信来告诉我。这不，他在湖南搞农民运动，又做什么调查，都来信征求我的意见。”说着，陈绍纯从壁柜里拿出毛泽东的信给女婿看。
自进入东山高等小学堂后，毛泽东和共产党闹革命的事，谭政真是听得不少！他年轻的心中，已产生对这位学长的景仰之情。这以后的几十年中，谭政作为毛泽东麾下一名骁勇的战将，追随伟人奋斗终生。这一切，是不是早在东山就已结下了缘分？
1928年春天，正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坚持井冈山斗争的第二年。一天清晨，一个红军战士敲响了前委书记毛泽东住所的房门。毛泽东打开房门，热情地招呼道：“请进，谭政同志。你从草林圩回来了？”
“是，毛泽东同志。”
“坐下，坐下。你的岳父陈绍纯先生还好吗？”
谭政一愣：岳父和毛泽东是老相识了，可毛泽东在湘乡读书的时候，我还没到陈家做女婿呢！何况，我参军的时候，又把名字由谭世铭改成谭政了，毛泽东怎么会知道我是陈绍纯的女婿呢？
毛泽东看到谭政在惊奇地愣着，便解释道：“你原来的名字不是叫谭世铭吗？嘿，让我好一顿找！去年上半年，我在湖南家乡搞农民运动考察，也到湘乡去了，见到了你岳父。老先生对我说：‘我把大儿子陈赓打发去搞革命了，接着二儿子、三儿子也跟去了；这不，最近连女婿谭世铭也去汉口投奔国民革命军了。’”
哦，原来毛泽东是这样知道谭政情况的。在这拉家常一般的交谈中，谭政拘谨的神情也开始放松下来。
“这以后，我就开始留心找你。”毛泽东接着说，“秋收起义时，我就在武昌警卫团部队名单中找‘谭世铭’，结果只看到有个‘谭政’，却没想到谭政就是你。直到这次，我请人为前委物色个秘书，人家说，前不久入党的那个谭政，是个知识分子，湖南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毕业的，从军前是个小学教员，去年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来了。他们夸你表现不错，古文功底好，字也写得工整，正适合协助我作前委工作。等我把你的材料拿来一看，才晓得谭政、谭世铭原来是一个人！”说完哈哈大笑起来。谭政也跟着一起乐了。
叙完家常，谭政觉得该谈谈自己的工作了，便问：“毛泽东同志，我是来前委报到的，这前委在哪里呢？”
“前委在哪里？”毛泽东脸上浮现出一种幽默的笑容，“前委就在这里，我这个书记，现在加上你这个秘书，实际工作的人员就我们两个。”
从此，谭政就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井冈山斗争十分艰苦，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工作更是繁忙，谭政协助他工作，配合得很是默契。1928年冬天，毛泽东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汇报井冈山斗争情况，这就是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当时部队经常行军打仗，一宿营下来，毛泽东就抓紧时间写，他写好一部分，谭政便用工整的字迹誊抄好。有时候，毛泽东写累了，就走到谭政住的房间来，坐在铺板上，一人一支烟，一边大口大口地吞云吐雾，一边商讨问题。谭政常常会有些想不通的问题，也会在这种时候提出来请教，毛泽东也总是耐心地向他解释。
在给毛泽东当秘书期间，谭政亲眼看到毛泽东处理一起军队内部的重大案件，对他启发教育很大。
这是红军时代一个很著名的案件：教导队一区队队长陈伯钧在修理一支有毛病的手枪时，试扣枪机，手枪走火，打死了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吕赤。陈伯钧马上被扣押起来，等候处理。
这纯粹是一桩误伤事件，陈伯钧与吕赤同是四川人，一起上黄埔军校，又都是共产党员，两人之间感情很好。但是，按当时的规定，打死人是要偿命的。在讨论如何处置陈伯钧的会议上，争论很激烈。有的说，虽说是走火，不是有意伤人，也应该严厉惩罚；更多的人认为，打死人就得偿命，陈伯钧应该枪毙！
列席会议做记录的谭政，此时心情也十分紧张。他了解陈伯钧，这是一个作战英勇的年轻干部，却由于一时粗心大意，竟要轻易地葬送了自己。按照红军的惯例，决定问题一般是少数服从多数，现在大多数人主张枪毙，陈伯钧岂不是难逃一死了吗？
毛泽东最后一个发言，他不紧不慢地说：“陈伯钧不是有意伤人，我看还是不要偿命为好。我们已经死了一个好同志，如果再拿一个好同志去偿命，这样对革命无利，不如让活着的同志去完成死了的同志未完成的工作。培养一个好干部很不容易，已经死了一个，也没办法让他复活，就不要再死一个了！”
一番话说得合情合理，很快大家都同意对陈伯钧从轻处理，死刑解除。会场上气氛活跃起来，有人提出：“可以不枪毙，但要打屁股！”毛泽东开玩笑地说：“屁股也不要打了，要打，打个手板就可以了。”
陈伯钧被放了出来，他走进会场，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个躬，含泪说道：“我对不起吕赤同志。”又把手伸到毛泽东面前，“你打吧，打我这闯祸的手板吧！”
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说：“伯钧同志，记住这个血的教训吧！手板也免了。”
谭政送陈伯钧走出院子，握手告别。想着刚才紧张的一幕，谭政心想：还是毛泽东同志处理革命队伍内部矛盾的手法高明。
1929年，红军第四军转战闽西，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根据地迅速扩大。可是在胜利面前，红军队伍中也产生了一些错误思想，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害。而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偏偏久病不愈，正离开部队养病。此时已担任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宣传部长的谭政，日夜为红四军的前途忧虑不安。
11月底，陈毅从上海回到红四军驻地汀州，他马上向谭政传达了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的指示：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当前委书记，主持红四军的工作。谭政听了很高兴，红四军内部已经问题成堆，急需毛泽东来整顿。
毛泽东又回来了！谭政把他迎进早已准备好的房间。毛泽东刚刚坐定，便迫不及待地了解起部队的情况。
部队的种种问题，正使谭政忧心忡忡，他说：“干部又开始不注重根据地的建设了，热衷于打城市，要走州过府，拿下他十几个州县。部队中产生了享乐思想，不讲政策，不守纪律，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付现款，损坏东西不赔，还有虐待俘虏、调戏妇女的。总之，流寇思想严重……”
谭政一口气讲出部队中不少错误思想倾向，使毛泽东也深感问题的严重和急迫。他说：“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召开之前，请你为我组织几个有各类干部、战士参加的座谈会，时间、地点都由你安排。”
“好，那我马上去布置。”谭政拔腿就要走。
“慢点！”毛泽东把他叫住，“开座谈会，可不是把人叫到军委来，而是我们到部队中去。到会的人各方面的代表都要有，各种意见都得听。再有，希望你能同我一起去。”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谭政跟着毛泽东走访了各个部队，部队存在的问题越来越清楚，而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也越讨论越明白。毛泽东让他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归纳起来，起草一个决议案，争取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通过，以便部队贯彻。
红四军党代会在福建古田召开了。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会议通过了谭政帮助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是一份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建设、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2年1月23日，为进一步学习贯彻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毛泽东致信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及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
谭政、莫文骅同志：
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做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三日
这封信后来刊登在同年4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表明了毛泽东对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毛泽东对谭政的高度信任。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还有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献——《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这篇文献是毛泽东和谭政合作的心血结晶。
这是谭政1944年4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的报告，之所以做这样一个报告，是因为当时在八路军的队伍中，已出现了军阀主义偏向和教条主义偏向，暴露出军队政治工作的缺陷。
先是在1942年的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谭政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检讨了军队中的军阀主义倾向。但那年正碰上大灾荒，陕甘宁边区忙于生产自救，主要精力都放到大生产运动去了。等经济困难暂时解决，形势刚刚有了好转，毛泽东就把谭政找来重提旧话。
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一盆红彤彤的炭火烧得窑洞里暖暖的。毛泽东正在启发谭政更深入地思考问题：“谭政同志，你好好考虑过没有？要认真思考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学各界高级干部整风会上揭露出的军队那些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存在于军队本身的军阀主义倾向，以及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种种矛盾的根源。”
谭政深深感到自责，作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暗暗责备自己工作的失职。
“你已经检讨过军队中的军阀主义倾向了，报告我看了，很好。但恐怕这还不够，我的想法，是要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把凡是存在的问题、缺点，都通过民主检查大会加以揭露，从而纠正不良倾向，平复不满情绪，造成团结的空气，激发积极性，提高战斗力，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反攻。”
谭政进一步看到自己考虑问题的差距，心情也越发沉重。“是的！主席，在军队政治领导方面，我的缺陷很多，思考问题单一，容易孤立地看问题，没有认识到各种错误倾向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根源。”
“谭政同志，你还记得井冈山上要打陈伯钧屁股板子的事吗？”毛泽东突然话题一转。
“记得，记得。那天，我还以为陈伯钧真的要挨板子哩！”
“哪能真打呢？有了问题，揭露出来，这是好事，是整风运动的大收获。问题一暴露，有利于我们去认识，去解决，这岂不是天大的好事？真要打板子，也应该先打我的，军队的工作，有一段我抓得不够，政治工作中的问题，我这个代理总政治部主任首先要负责任，你说是不是？”
一番话，把谭政说得笑开了。
接着，两个人详细分析了军队中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毛泽东便委托谭政起草一个报告，并由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去宣读。这就是后来被叶剑英元帅高度评价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认为它“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
一次，谭政在毛泽东那里谈完工作，毛泽东送他走出窑洞。在院子里，毛泽东像想起什么事，突然停下来，对谭政说：“你原来叫谭世铭，现在叫谭政。你注意过自己的这个名字吗？”
“没有哇。”谭政不明白自己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你数数‘谭政’两个字是多少笔画？”
谭政用手指在另一只手板心里画着：“二十八画。”
“你再数数我‘毛泽东’三个字是多少笔画？”
谭政知道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有一次，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曾登过一个“寻友启事”，署名用的是“二十八画生”，便回答：“也是二十八画。”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我们两个从井冈山开始共事，一起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又一起到延安，十五年了啊！大概你从来没注意过这两个二十八画吧？”
这一番亲切的话，使谭政觉得十分温暖。
毛泽东又接着说：“你看，这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共’字，拆开来不就是‘廿八’吗？我们都是姓‘共’嘛，同做了共产党人，都信仰共产主义，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好一对东山校友、革命师生，人民军队的统帅和将领！谭政追随自己景仰的领袖，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一生。
1955年9月，谭政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将军衔。
1988年11月6日，谭政因病逝世于北京，终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