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善的思考
世上并没有纯粹的无意识行动，只要我们善于去寻找，都能从内心找出行动原因。昨天，我从新开辟的林荫大道经过，打算沿着让蒂依镇一边的比埃弗尔河去采集植物。将近“地狱门”时，我突然向右转弯，来到野外，从通往枫丹白露的大路，走上位于小河边的高地。这种走法，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但我想起绕这么个大弯子，我已经有过多次了，这究竟是什么使然呢？我便从自身寻找原因。结果不禁让我哑然失笑。
夏天，在“地狱门”出口处的一个街角上，每天都有一个女人在那儿摆摊，卖果子、药茶和小面包。她有一个小男孩，长得非常可爱，脚却有点跛。每天撑着拐杖，来来回回，不厌其烦地向行人乞讨。我跟这个小家伙有过一点交情：每次从那里经过，他总不忘跟我打招呼，我也总是给他一点施舍。头几回，我非常乐意看见他，心甘情愿地给他施舍。我也怀着同样的快乐，继续做了一段善事。我这样做的时候，常常带着另一种快乐，就是逗逗他，听听他的童言稚语。我觉得他的话很有意思。渐渐地，这种乐趣成了习惯，后来又不知怎样变成了一种义务。很快我就感到不自在了。尤其是因为得听他讲那些预先准备好的废话，而且他在说话中，常常管我叫卢梭先生。他这么称呼，是想显得跟我很熟，其实我却觉得恰恰相反，他这是告诉我，他并不比教他这样做的人更熟识我。从此我就不太愿意从那儿经过，最后，就无意识地形成习惯，一走近那儿就绕开了。
我对那次绕道的行为进行思考，才发现了这个道理。因为直到那时为止，我尚未清楚地想过这些事情。这个发现使我接二连三想起许多其他事情。我曾长期认为，我对自身行为真正的原始的动机，大部分是清楚的。现在这些事情让我确信，我其实并不像原来认为的那么清楚。我知道，也感觉到，行善是人心所能领略到的最真的幸福。但长久以来，对这种幸福，我是无力享受的。遇到我这种可悲的命运，谁还能指望有选择、有成效地去做一次真正的善事呢？那些支配我命运的人煞费苦心要做的是，给我罩上一个虚假的骗人的外表。我知道，任何一个行善的动机都不过是人家向我抛出的诱饵，以引我入套，使我不得脱身。这点我是清楚的，今后我唯一能做的善事，就是什么都不做，免得在不知不觉中干了坏事。
但我也有过较为快乐的时候，在那时我按照内心意愿行善，有时也使别人的心感到高兴。我有充分的理由向自己证明，每次领略这种快乐，我都觉得它比其他任何快乐更甘甜。这个爱好是强烈的、真实的、纯粹的，我在内心深处从未否认这一点。只是，我自愿做的善事拖着义务的锁链，所以我常常感到它们的压力。这样一来，快乐就消失了。一开始让我着迷的好事情，现在再做，就成了一种叫人无法忍受的束缚。在那几个不长的幸运时期，有很多人跑来求我帮忙，他们的要求，只要我能满足，没有一个遭到拒绝。但是，当我用发自内心的真诚，完成了第一批善事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串束缚人的义务。这是我原来不曾料到的，而且这副枷锁一经背上，就再也无法挣脱。而且，在受惠者眼里，我最初做的好事，只不过是对今后继续做的担保。哪个家伙因为受恩而与我挂上了钩，从此就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这自觉自愿的第一件善事，就成了他今后还要享受我其他善事的不成文权利，即使我力不从心也无法摆脱。就这样，本来甘甜的快乐，渐渐变成了沉重负担。
不过，在我尚未出名，还是默默无闻之时，我并不觉得这些锁链十分沉重。可是，一旦因为写作而出了名（这无疑是个严重错误，我吃了这么多苦头也无法弥补），一切受苦的人或自称受苦的人，一切寻找冤大头的冒险家伙，一切假称我影响很大，以此作借口来想方设法控制我的人，就找上门来了。因此，我有理由得到这个认识：一切天生的爱好，包括行善本身，如果轻率地、不加选择地搬移或应用于社会，就肯定会改变性质，当初做这些事情是多么有益，以后就往往变得多么有害。这么多惨痛的经验，渐渐使我改变了初衷，或者更确切地说，最终限定了行善的范围。它们使我学会了在顺从本性行善的时候少几分盲目，多几分理智，因为盲目行善，只可能助长别人的邪恶。
我对这类经验并不懊悔，因为它们是我根据新知识重新认识自我，并对我在各种情况下的行为的真正动机进行反思之后才获得的。我在那些情况下经常产生错觉。我发现，要快乐行事，必须自由自在、不受约束；而要剥夺一件善事的美好滋味，只需让它成为一项义务。从此，履行义务的压力就把最美妙的快乐变成了最沉重的包袱。正如我在《爱弥儿》那本书里所说：如果我生活在土耳其人的国度，当公众舆论呼吁做丈夫的恪尽与身份相应的义务时，我相信我会是一个表现不好的丈夫。
我长期以来对自身德行所持的看法，就由此得到根本改变，因为毫无理由要顺从习性，也不必在习性使然的情况下去享受行善的快乐。相反，应做的事情在于，当义务驱使我们去做它所规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克服自己的习性。这正是我比世上任何人都做得差的事情。我生来敏感，本性善良，心慈手软，动不动就为慷慨之举而冲动。我有人情味，乐善好施，喜欢帮人，也乐意助人，只要让我动心就行。即使我大权在握，也会是最优秀又最宽容的人，我会让报仇的欲念在心头熄灭，因为我只要能够为自己报仇就行，并不在乎是否真正报仇。我可以牺牲个人利益，毫不为难地做到公正不偏，但要我为了公正而损害亲爱之人的利益，我就可能迟疑不决，难以下手。当义务与感情发生冲突的时候，前者一般难以获胜，除非我必须克制感情。在那种时候我往往很强，但办起事来也不能违逆习性。不管什么人，什么义务，或是什么必做的事情在发号施令，只要我的心没动，我的意愿就充耳不闻，我就不会服从命令。我看见有灾祸在威胁我，但我宁愿让其降临，也不愿意为防范它而有所行动。有时做事，我一开始很努力，但很快就厌倦了，就精疲力竭了，无法再坚持下去。一切想象的事情，做起来没有乐趣的，我很快就会丢在一边。更有甚者，违背我的意愿，强制我做什么事情，只要稍稍过分一点，就足以毁灭我的意愿，使它变成厌恶甚至憎恶。别人强求我做好事，我会感到痛苦，别人不强求，我自己主动做好事，也会感到痛苦。不求回报的好事肯定是我乐于为之的。但是，如此受惠人以此作为权利，要求继续受惠，否则以怨相报时，当他规定我永远要向他施惠，因为我首先从中得到了快乐时，痛苦就来了，快乐也就消失了。这时我如果继续施惠，就意味着软弱和耻辱，而不再含有诚意。我不但不能为此而自得，反而因做了违心事而受到良心的谴责。
我知道，在施恩者与受惠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契约，甚至是最神圣的契约。他们之间结成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比一般的人际关系更加紧密。如果受惠者暗自发誓要感恩图报，施恩者同样会发誓把他刚表示的诚意继续向他表示，只要他受之无愧。而且，只要他还有能力，人家又有此需求，施恩者就会把善事一直做下去。这并不是明文规定的条件，而仅是他们之间刚刚成立的关系的自然结果。人家要求无偿地提供帮助，他不同意，如果是第一次，人家是没有任何权利抱怨的，而如果他原来帮助过人家，现在不肯继续帮助了，那就意味着他会让人家失望，因为他使别人对他的期待落空了。人家会觉得这种拒绝似乎不公，比头一种拒绝更加冷酷。但这种拒绝也不失为一种不受束缚的意愿所起的作用。人心都喜欢不受束缚，要放弃它还真不容易。我还债，是尽我的义务，而我馈赠，则是给自己一份快乐。不过，尽义务的快乐，也是单单由美德习惯所促生的一种快乐，因为，直接来自本性的快乐达不到它这样的高度。
有了那么多不快的经验，我才学会早早预料我的行为会有的后果，也就常常克制自己不做好事。其实那些事我愿意做，也有能力做，但就怕糊里糊涂陷进去，给自己背上包袱。从前我并不总是生出这份恐惧，相反，我年轻时还努力多做好事。同样，我常常觉得，受惠于我的人之所以爱我，主要是出于感激，而不是利益。可自从我开始遭受磨难以来，这方面一如其他方面，情况就变了，变得面目全非。从此，我就生活在与老一代毫无相似之处的新一代人中间了。我对别人的感情经受了一些变化，我发现他们的感情也变了。在如此不同的两代人中间我相继见到了一些同样的人。可以说，他们已经混同为一体了。他们一开始诚实、真率，后来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德性。他们的经历，其实也是所有人的经历。也仅仅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时代变了，人也跟着变了。唉，我对人家施以恩惠，人家却对我报以仇恨，对他们，我又怎么可能保持同样的感情？我并不恨他们，因为我恨不起来，但是我忍不住鄙视他们，因为他们该当鄙视，我也忍不住向他们表现我的鄙视。
也许我在不知不觉之间发生了不该有的变化。身陷我这样的厄境，有谁能坚守自身而不改变？二十年的经验让我相信，我天生愉快的心境已被我的命运，被掌握我命运的人改变，变得对我自己和别人都不公正。人家建议我干的好事，我却只看作是对我设下的陷阱，包藏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我知道，不管做好事的效果如何，我的诚意都得不到好报。是啊，成效总归是拿不走的，可是内心的愉悦却失去了。一旦少了这点刺激，我就只觉得内心一片悲凉、冰冷。于是我就确信我做的不是真正的益事，而是骗人的勾当。自尊心感到愤怒，理性予以斥责，凡此种种，都让我情绪变了原来是满怀热情，劲头十足，现在却是厌恶、抵触。
有的逆境能够使心灵坚强，精神振作，有的却使心灵沮丧，甚至将之扼杀。而我恰恰成了后者的猎物。本来，只要在我所处的逆境中投下一丁点恶的酵母，它就会极度膨胀，让我变得疯狂，可是它却只让我变得无动于衷，形同乌有。既然对己对人，我都做不了好事，我也就索性不做。既然是为人所逼，我才处于这种状态，那也就怪不得我了。我无可非难地完全凭着本性行事，并从中感受到一丝安怡平和。或许我做得过分了一点，因为我避开一切做事的机会，甚至是只有好事可做的机会。不过，由于我坚信人家不让我看见事情真相，也就不让自己被人支配，根据人家包装的表象去做判断。他们做事的动机，不管如何美化，只要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就可以肯定他们是骗人的。
命运似乎从幼年起就给我设置了第一个陷阱。长期以来，轻信使我是那样容易落入种种别的陷阱。我天生最相信别人。过去的四十年里，这种信任没有一次出过错。自从突然遇到另一类人和事以后，我就陷入了千万个陷阱，而从未察觉出一个。二十年的经验刚刚够我看清自己的命运。一旦确信人家向我信誓旦旦作出的许诺都是谎言和欺骗，我就迅速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为一旦走出自己的本性，就不再有约束我们的界限了。从此我厌恶人类。我的意愿正中那帮家伙下怀。这就使我更加疏远他们，比他们企求的更远。
不过他们白费心机，因为这种厌恶决不会发展为仇恨。想到他们为了使我就范，竟反过来依仗于我，我就对他们生出一种真正的怜悯。我虽然不幸，但他们也不幸。我每次反躬自省，总觉得他们可怜。这里面也许掺有高傲的成分，因为我觉得自己高出他们太多，也就对他们恨不起来。他们最多让我瞧不起，但绝不至于生出仇恨。总之，我太爱惜自己，也就不可能仇恨任何人。因为仇恨别人就意味着压缩和限制我的人生，而我却巴不得把它扩展到整个宇宙。
对于那些家伙，我宁愿避开，也不愿仇恨。他们的模样刺激我的感官，并进而刺激我的内心，好像有千百双冷酷的目光射过来，叫我十分难受。一旦引起不适的客体消失，难受的感觉就立即停止。我之所以不由自主地注意他们，是由于他们就在我眼前，而不是由于回忆他们。当我见不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对于我就像不曾存在似的。
甚至我只是在个人的私事上，才对他们漠不关心；因为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上，他们还能引起我的兴趣，还能感动我，就像我观看过的某出戏剧中的人物一样。除非我的精神死了，才可能对正义无动于衷。我看到不公和邪恶的场面，仍会义愤填膺，热血沸腾。而不事张扬和卖弄的贞德行为，总是让我快乐得打颤，以致我流下喜悦的眼泪。但是这些场面，我必须亲眼目睹和感同身受才行，因为经历了我那些事情之后，除非完全丧失了理智，我才会按照人家的评价接受任何事物，才会按照别人的标准相信任何事物。
如果人们不知道我的外貌和面容，一如不了解我的内在性格，我在他们中间生活还不会有什么难处。只要我是他们完全陌生的人，我就可能乐于与他们交往。我会无拘无束地凭着禀性行事，只要他们不管我的事，我没准还会喜欢上他们。我会向他们表达普遍的、完全无私的善意。不过我不会与他们结成特殊的依附关系，不会戴上任何义务的枷锁，只会自由自在、自发自愿地做他们受自尊心驱使想做，可又为法规所限很难做到的事情。
如果我像生下来那样，仍是自由、卑微、孤独的，那我就会只拣好事来做，因为我内心从未生出为非作歹的欲念。如果我像天主那样无影无形、无所不能，就会和他一样做好事，像他一样慈善。力量和自由造就杰出人物，懦弱和奴役从来只能造就坏蛋。假如我拥有盖吉兹的神奇戒指，就会用它来摆脱别人的支配，而让他们听从我的主宰。我常常在想入非非中问自己，会怎样使用这枚神奇戒指。因为正是在幻想中，我们才可能有权来试图哄骗自己。如果我满足了自己的所有愿望，事事都能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骗我了，那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愿望呢？只有一个，就是看见所有人都高兴。唯一让我长期放在心上的事情，就是看到大家其乐融融的景象。我经常产生的热切愿望，就是为大家的幸福做点事情。如果我一直公正，从不偏心，一直善良，从不软弱，或许会避免盲目的怀疑和无情的仇恨。因为我看到人们的本来面目，轻易洞悉了他们的心底秘密，就会发现没有几个人可爱得值得我爱，也没有几个人可憎得值得我恨；因为这些人的邪恶本身让我怜悯他们，我确切地知道，他们想害别人，其实害了自己。在快活的时候，我或许会来点孩子气，想造成一些奇迹。但我对自己完全是不偏不倚，只以天生的习性为法则，依据一些严肃的公平条例，我也许会做出种种仁慈而公正的事情。如果我凭自己的能力，成了天主的使者，或其律条的颁布人，或许会做出比圣徒传记载的和圣梅达墓谣传的更明智有益的奇迹。
只是有一点，如果我拥有了走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不被人家看到的本事，没准就会顶不住诱惑，想方设法干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一旦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最后会落个什么结果，就不得而知了。说我有幸不受诱惑，或者有幸为理智所拦阻，没有往堕落的路上走，其实都是不了解自然，或者我本人。在别的方面我对自己较有把握，唯独在这方面我控制不住自己。诱惑的力量是一个人无法抵挡的，也同样是全人类的弱点所无法抗拒的。人类如果没有弱点，诱惑这种力量就不可能起作用。
认真思考之后，我认为，最好还是趁这枚戒指使我做出蠢事之前就把它扔掉。既然人家执意把我看走样子，既然他们看到我就表现出不公正，那么为了不让他们看见，我就应该躲避才是，应该走得远远的，而不是在他们中间隐藏身子。其实该叫他们在我面前躲避，该叫他们偷偷摸摸地干他们的勾当，别叫我撞见，该叫他们像鼹鼠一样藏进泥洞里。至于我，只要他们看得见我，那就看好了，但他们是不可能看到的。他们看见的不是我，而是他们按自己的心愿为自己创造的让雅克·卢梭，是为了肆意发泄仇恨而创造的让雅克·卢梭。因此，如果我对他们看见我的方式感到不安，那就错了。我与这事毫无关系，因为他们这样看见的并不是我本人。
从所有这些思考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从来就不曾真正适合过一个平民社会，因为平民社会里，什么事都离不开束缚、责任和义务。我生性落拓不羁，不可能依附别人。而希望与他人相处的人则不能不约束自己，顺从他人。只要我有行动自由，我就是很好相处的，只会拣好事来做。可是，只要我感到受了强制，不管是命中注定还是人为的，我就变得桀骜不驯，或确切地说，变成转不过弯的犟驴子，这时的我就不好打交道了。如果必须做的事情违背我的意愿，那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做；甚至合乎心愿的事我也不干，因为我身体虚弱。我不让自己做事，因为我的虚弱虽然赞成做事，而我的力气却是反对做事的，我的过错大多是由于不做事，很少是由于做事犯下的。我绝不相信，人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才叫自由，而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就不叫自由。我一贯要求的，经常保持的，就是后面这种自由。正是由于这点，我才成了当代人最为愤恨的目标。因为当代人积极好动，野心勃勃，既憎恶别人的自由，又不希望拥有自己的自由。只要有时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或确切地说只要能够控制别人的意愿，他们就会一辈子做自己厌恶的事。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坐上发号施令的宝座，什么下作事情都不妨做做。他们的过错不在于把我当做无用之人，而在于把我当做有害之人逐出社会：因为好事我虽然做得不多，这我承认，但坏事却从未想做过，而且我相信，普天之下，坏事比我做得少的人是绝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