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它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其重大的科学贡献，更在于其永远站在人文关怀的角度，始终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关注人本身的精神需要。梁思成先生的“走出半人时代”，既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提出的现实问题，也能够为今天我们“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考虑到祖国的荣誉
1914年，马约翰应聘到清华大学任教，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清华每年要送100名学生去美国学习，被送的学生在身体方面也应该像样一点，不能把帝国主义蔑视中国人的所谓“东亚病夫”送过去。马约翰的建议受到了学校当局的重视，清华在体育设施方面很快就有了很大的改进。当时，马约翰动员学生重视体育的目的，还仍然停留在朴素的爱国主义层面。他说：“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怕学生出国受欺侮，被人说中国人就是弱，就是‘东亚病夫’。因此，我常向学生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什么，你们也要能玩什么；不要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中国学生，在外国念书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人后，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棒，身体也要棒。”
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清华的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只重视读书而轻视甚至是忽视体育的倾向，大多数人不仅没有进行体育活动的良好习惯，就是正式的体育课也不大愿意参加。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学校曾不得不采取某些强制锻炼措施，例如，规定每天下午4点到5点，所有学生都必须到室外进行体育活动，并且将图书馆、教室、宿舍统统锁上，不让他们留在室内。但就是这样规定也仍然有不少人虽然离开了教室和宿舍，却躲到树林或是其他一些僻静的地方去看书或休息。这时候，马约翰便到处去搜寻学生，动员他们去跑、去跳、去打拳、练剑，等等。在马约翰和各有关人士的支持下，学校还规定学生必须在体育方面达到一定标准才能毕业，才能出国留学。这一规定对于清华体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点石成金：
人才的发展不应该是片面的单方向发展，而应该是全面发展。一个智商高而身体素质差的人，终会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继续前进，从而在无形之中造成一种巨大的损失。要知道，一个爱自己的人才会懂得去爱别人、爱国家。
季羡林拍公益广告
在一则以“尊师重道、薪火相传”为主题的公益广告片中，季羡林先生充满感情地怀念他的母亲和他的老师们——胡也频、胡适、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朱光潜，还有他的德国老师……
季羡林先生说：“科技发展，本来靠理工科，不过你没有中国文化的基础、世界文化的基础，对将来的发展就会有限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还是得有文化基础、文化底蕴。我们现在对人文科学的重视不太够。”季先生说：“中国人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能做到的话，那国家也能安定团结，世界也能和平。”
公益片的导演张会军说：“现在的公益广告还没有纯粹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人们会反思中国在世界上靠什么立足的问题。我们想用象征的手法，主要是用季老的形象和动作来表现，不用现代的动画，实拍才最能体现人文关怀。”
点石成金：
要有“中国特色”就必须有中国自己的作风、气派和文化底蕴，要建设“和谐社会”也首先要实现人的和谐，而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文化建设和人文关怀来实现。做不到这一点，即使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社会也极有可能危机四伏。科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科技与人文并重，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爱国忧民的华罗庚
华罗庚从小就爱国爱民，胸怀大志。抗战刚开始，出于民族大义，他便放弃了留在英国继续做研究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中国昆明。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又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国。
抗日战争时期，后方贪官奸商横行，华罗庚十分气愤，毅然写道：“寄旅昆明日，金瓯半缺时，狐虎满街走，鹰鹯扑地飞。”当得知闻一多被暗杀后，他心中交织着强烈的爱和恨，写道：“乌云低垂泊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宁沪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杀一多。”
1946年，华罗庚应邀去美国讲学，并被伊利诺大学高薪聘为终身教授，他的家属也随同到美国定居，生活十分优裕。当时，许多人认为华罗庚不会回来了。但新中国的诞生，牵动着热爱祖国的华罗庚的心，他立即着手做归国的准备。1950年2月，华罗庚一家横渡太平洋归来了。途经香港时，他写下了《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他呼吁留学生们，“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
点石成金：
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人不仅仅懂得关爱自己，更懂得去关爱他人、关爱国家、关爱天下，他们往往都心怀博大，将自己的关爱给予身边的一切事物。常常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中时刻都装着世间的万物。是的，在天地万物间，人因“博大”而“伟大”。
走出半人时代
梁思成于1948年有一讲演，标题是“半个人的时代”，谈文、理结合问题。距离大师的讲演又过了半个世纪了，但这个标题依然发人深省，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出“半个人时代”，而且，从世界范围讲，人的发展却更加畸形化了。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技术只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却不能解决“应当怎样”。科技只能解决是非而不能给人以“价值”判断。“价值”判断需要另一个源泉——人文社会科学。科技与人文分离的结果，就两个极端而言，出现了两种畸形人：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和不懂科技、侈谈人文的“边缘人”。
早在20世纪初，一些西方著名大学（如哈佛、MIT）就注意克服这种片面性，探索文理汇通之路。他们虽然未必能达到拯救西方的目的，但他们的经验却对我们有益。
清华大学在50年代成为理工科大学，由于学校重视社科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培养人的缺陷。80年代以来，大量人文选修课的开设和文科学院的建立又把50年代的经验向前发展了一步。文理嫁接的二学位（工学士加文学士）模式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创新，有可能为“走出半人时代”探索新路。到了21世纪，只懂科技不谙人文，或只懂人文不谙科技的“人才”将不可再成为“大师”。未来的大师将产生于文理会通。
点石成金：
文科和理科就如同是一个人的左膀右臂，必须同时都拥有才是一个正常而健康的人。因此，片面地发展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存在巨大缺陷的，没有理科素质的文科人才只能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花瓶，而没有文科素质的理科人才也只能是缺乏灵魂的机器。
中国数学的幸运
陈省身和华罗庚，是中国现代数学史上的两位巨人。他们年龄相仿，但生活的道路却截然不同。华罗庚出生于1910年，比陈省身年长一岁。1930年陈省身考取孙光远先生的硕士研究生，进入清华。第一年因研究生人数太少没有开课，就先做算学系系主任熊庆来的助教。次年，熊庆来传奇式地邀请华罗庚来清华，任算学系的助理员。
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数学系群星灿烂，他们两人构成明亮的“双子星座”。经过几年的学习，两人先后出国。陈省身到汉堡大学获取博士学位，又去巴黎追随E.嘉当，读通常人难懂的“天书”，攀登几何学的高峰。华罗庚则由N.维纳介绍去了英国的剑桥，在哈代的指导下，走到了解析数论研究的世界前沿。为了发展中国的现代数学，两人都在拼命往前跑，形成了客观上的竞争。但是，他们是竞争中的朋友，彼此尊重，终生不渝。
陈省身和华罗庚这两位世纪名人，是同行又是同事。在漫长的岁月中，社会地位、学术评价、发展机会等因素，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碰撞和冲突。如果彼此在某些环节处理稍有不慎，一个小小的摩擦，就会造成隔阂和争执，以致形成大家都不愿见到的状况。但是我们很幸运，这一切在陈省身和华罗庚之间都没有发生。
历史将会不断地证明：这是中国数学的幸运。
点石成金：
陈省身和华罗庚能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自始至终走在一起，共同合作，在共同的理想与追求的面前，他们忽略生活中的摩擦、克服人性中的弱点，从而齐心协力地为共同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与很多因为争名夺利而导致反目成仇的例子相比，陈省身和华罗庚真可谓是中国数学的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