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脱眼中的宋徽宗（1082—1135）
《水浒传》是这样描述宋徽宗的：“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他死后的谥号是“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真不知道这样一堆赞美的词汇，南宋的那些礼官们是如何想出来的。乍一看这堆谥号，不知历史的人，还以为是多么出色的皇帝，取得过多么骄人的成就。
现在说来，徽宗是聩昏了些，但也不完全像《水浒传》里描述的那样一无是处。不少学者评说他即位之初所施行的建中之政是博得好评的。清初学者王夫之称赞：“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观。”只是干着干着就走样了。北宋王朝已经走过了辉煌灿烂的历程，处于党争异常激烈的严峻时期，国势日薄西山。坏事太多，好事极少，以至于当大臣在大观年间禀报都省门前甘露降，徽宗都会兴奋不已，既下诏又吟诗。
虽说宋徽宗当皇帝不怎么样，在艺术上却是一位极其卓越的书画家，在艺术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由于他的倡导，翰林院专门设立了“图画院”，广集画家。因此，山东诸城人张择端，才得以接近皇室，发挥自己的绘画才能。
他在写自己的“瘦金书”时肯定意气风发、沾沾自喜，要是他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后世收藏家至爱的珍品时，肯定会高兴得不成样子。《书史会要》评价说：“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迹求也。”他的绘画强调细节，以精工逼真著称。据说，一次宣和殿前的荔枝结果了，孔雀在树下啄食落下的荔枝。赵佶一看心血来潮，命画师们画一幅荔枝孔雀图给他评赏。他看完画师的作品后不满地说：“你们虽画得不错，可惜都画错了，孔雀上土堆，往往是先举左脚，而你们却画成了先抬右脚。”起初画师们不信，反复观察后，果如赵佶所言。故此他的传世作品《芙蓉锦鸡》、《池圹秋晚》、《四禽》及《雪江归棹》等画，都可称为珍品。
所以，元代的脱脱撰写《宋史》中的《徽宗记》时，不由掷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他这个皇帝做到正值壮年，却疏于政事，负责拟旨的梁师成瞅着了机会，竟敢在挑选官吏时常模仿徽宗手迹，外迁官吏几乎莫辨真假。一批执政、侍从以此手段擢升，徽宗知道却不予惩处。当北方的游牧铁骑纷沓而来，攻城抢劫，徽宗的政府机关，则好像是七拼八凑走江湖的杂耍戏团，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够糊口，便心满意足。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想到百年大计和长远谋略。他也就匆忙写了“传位于皇太子”几个字，把一个烂摊子撂下，带着蔡京、童贯等贼臣，借口烧香仓皇逃往安徽亳州蒙城。
陈寅恪先生也把徽宗看做是亡国之君了，他说：“徽宗虽非末代皇帝，但他儿子钦宗才坐了两年皇位便亡国被掳走，因此还是要看做亡国之君的。”作为亡国之君，他与后唐李煜有许多相似之处。李煜也是才华横溢，诗词书画，无所不精。徽宗流传下来的“九叶鸿落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同“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样凄美。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据说徽宗出生时，其父梦见李后主来拜谒。
确实，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凡是才华横溢的皇帝，都不是很有建树的，最明显的就是隋炀帝、李后主，所谓“玩物丧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明朝的万历皇帝字写得比较好了以后，帝师张居正就不再让他练字了，毕竟皇帝不是艺术家或者学者。
而徽宗这位艺术家就不得了了，除了取得的艺术成就外，他还喜欢踢球，爱好古玩玉器，他在宫廷设立市肆，使宫女当垆卖酒，自己化装成叫花子行乞。他还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日是5月5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称10月10日；他的生肖为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如《水浒传》中描述的一样，他身为国君，却从皇宫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妓院，去私会名妓李师师。后宫声色让他厌倦，那颗放荡的心驱使他无数次猎新艳而出游，玩转都城。
如此，亡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宋徽宗听到财宝等被掳掠毫不在乎，等听到皇家藏书也被抢去，才仰天长叹几声。宋徽宗在囚禁期间，受尽了凌辱与精神的折磨，写下了许多悔恨凄凉的诗句：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这只是他自己的悔恨，后人不会原谅。脱脱在《宋史》中说徽宗的悔恨只是限于“社稷山河都为大臣所误”，并没有认识到是由于自己的昏庸奢侈才导致了自己成为阶下囚的结局。公元1127年7月，宋徽宗派臣子曹勋从金国偷偷逃回南宋，让他带着自己的背心，上书 “你（宋高宗）快来援救父母”，并哭着叮咛曹勋，切记要转告“我北行痛苦至极”意思。这些都是无用的，宋徽宗终因不堪精神折磨而客死异乡。
【名家巡礼】
陈寅恪（1890—1969），古典文学研究家、史学家。江西修水人。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等数所大学，建国前夕由京入粤，后受聘并任教于岭南大学，直至“文革”期间不幸去世。他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和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