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评周邦彦（1056—1121）
美丽富饶、文化发达的浙江省，曾经是宋词赖以繁荣的重要人才基地。宋代词人有籍贯可考者约730多人，其中浙江籍的竟有200人之多。周邦彦，无疑是这个庞大的浙江作家群中高标独秀的人物。他虽然出生在北宋末年，但他那闲适的性格和艳丽的文笔，让人很难想象是在这个时期孕育出来的。
粉墙低，梅花照眼，依然旧风味。露痕轻缀，疑净洗铅华，无限佳丽。去年胜赏曾孤倚，冰盘同燕喜。更可惜，雪中高树，香篝熏素被。 今年对花太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飞坠。相将见、脆圆荐酒，人正在、空江烟浪里。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
周邦彦的这首《花犯·咏梅》读来颇有点电影味道，过去、现在、未来的景象相交错，技法多变却又前后照应，结构严密而又委婉曲折，写出了对梅花的相惜，结句更是如画可玩，你能想到一丝北宋末年的气息吗？
与北宋那些层出不穷的神童不同，周邦彦少年时候个性比较疏散，但相当喜欢读书。宋神宗时，他写了一篇《汴都赋》，赞扬新法，从中就可看出他精通音律，格调精工。而后来艳情与羁愁词几乎占据了他诗词生活的全部，这些既流露了他自己的生活情趣，也迎合了那个腐朽王朝里纵情声色的士大夫们的胃口。他喜欢用代词，如用“凉蟾”代月，“凉吹”代风，“翠葆”代竹等；喜欢运用古辞赋家的手法来练字琢句，如“梅风地溽，虹雨苔滋”、“稚柳苏晴，故溪歇雨”等；喜欢融化前人诗句入词，如“一夕东风，海棠花谢，楼上卷帘看”，用韩屋《懒起》诗，“凭栏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用白居易《琵琶行》。他还善于通过种种回忆、想象、联想等手法，前后左右、回环吞吐地描摹他所要表达的东西。这些手法本是魏晋以来“为文造情”的辞赋家的长技，周邦彦用来写慢词，把那些艳情内容妆饰得更华美。900年后，我们读这些词句，还依然为他的精巧曲致赞叹，那是他一个个小心翼翼营造出来的象牙雕塑，华丽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让人不忍触碰。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说其内容平平，由于内容的单薄与无聊，周邦彦也就只能在艺术技巧上争胜，把那些艳情内容装饰得更加华美。
“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周邦彦的这一名句形象地说明了他自己的词风——疏荷小立的一种“清圆”意味。然而，他身处的时期，是北宋晚期，国力衰弱，内忧外困，在上者昏庸，在下者抗争，在外者犯境。周邦彦死前一年，方腊起义；死后六年，宋徽宗被俘，北宋沦亡。可以说，曾长期担任要员的周邦彦是国家衰亡的见证者，但本应十分敏感的词人却于末世沉浸在“清圆”的自在悠闲中，这实与当时的士风有关。
北宋晚期整个社会虽然陷入危机，但表面上空前繁荣，吃唱玩乐，花样百出。士大夫已对社会失去信心，对前途感到渺茫，所以纵情声色，花天酒地。
周邦彦早年曾经有过和柳永类似的生活经历，风流倜傥。那时候北宋首都东京，妓馆如同市民日常生活必需的茶馆一样，遍地皆是，触目皆有。门前，仆马繁多，大夫来游；屋内，豪少不绝，金钗倒溜。周邦彦就在这软玉温香之中，他用上乘的辞藻、最佳的情思，根据自己亲身的经历，调动一切艺术美化的手段，创造他的艳词国度。于是，“美成（周邦彦字美成）自号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农、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一段极有见地的话：“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
的确，吟咏着“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的周邦彦只沉醉于繁华之中，未能从现实纷繁中脱身而出，站在一个高远的境地去观察世事，去沉思、去把握这时代的嬗变与苍凉。经过了破落而言说悲哀的李煜，令人落下同情之泪；而在面临末世还能赋歌艳词的周邦彦，也许让人不齿，但也有人为他开脱，猜想另外一种可能：忧困的力量太大了，压得作者只能逃避现实，从而使人为之嗟叹。
于是，周邦彦抛却假道学的面具，调动起自己擅长音乐、善制曲谱的本领，用那本应忧国忧民的才情，专为适应妓女的歌咏，大量地写作那音律严整的词曲，伴红牙拍板曼声低唱，艳丽华美口中出，以展现缠绵细腻的感情……
宋朝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拉动着勾栏苑的兴盛，上自皇帝，下至小官小吏都沉浸在宴享淫乐之中，周邦彦的艳词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中驰骋，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繁荣了百年，一起扬名天下。
【名家巡礼】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他是近代中国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