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眼中的王安石（1021—1086）
王安石的晚年在大自然的怡人风光中度过，此间催生了不少清新的山水绝句，《江上》便是其中之一：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徊。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不了解他的人或许羡慕他的这番闲情逸致，何况“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一句更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达味道。其实，此时的王安石若真有如此雅致，大抵也是试图遣散背负在心头的郁闷。中国古代不缺少山水来化解文人心结，而这些心结大多数又和政治多少有些瓜葛。此时的王安石已经独守“半山园”，这是供他晚年排忧解闷的一亩三分田，也就是在这里他听到了励精图治制定的新法一一被废。对于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来说，这是最大的悲凉。
王安石在没被神宗重用之前，已声名远播。于仁宗庆历二年考中进士第四名。“属文动笔如飞”，又“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他有如此才华，虽然只是中下级地方官，已得到司马光、韩绛和吕公著的宣扬，也有了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
与众不同的是，二十多年来做地方官政绩斐然的他，既没有得意忘形，也没有上蹿下跳结交权贵，为自己谋取高位。只是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社会问题，摸索着如何变革，给国家带来更好的前途。这些思考曾促使他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其中高喊“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但当时的皇帝赵祯根本不理他。北宋究竟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会让你王安石这么着急，非革了祖宗的命不可？黄仁宇认为这份万言书其实就是他后来实施变法的纲领性文件。
王安石说得好：“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站在推行“庆历新政”的范仲淹肩膀上的他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与八百年后的维新人士一样持有“变则通”的观点。宋朝到了神宗之前，还算平稳地过了100年，平稳也就意味着没有太多的起伏，看起来是有点平静，但静水下面往往暗流涌动。要说没有危机是不可能的，否则，范仲淹也没有必要来个庆历革新，最后还抱憾而终。宋朝和平安定的日子过久了，人口不断增加，国家开支也大幅度增长；再者和平的世界对军队也不是一个百分百的好消息，士兵队伍越来越庞大；端“铁饭碗”的官员也越来越多，官僚体系臃肿，难免滋生蠹虫等，所有这些，时时刻刻都伸手向国家要钱，神宗于1067年嗣位时，国家财政已经成为大问题，同时他也不愿当一个平凡的守成之君。于是王安石的声音让他感到慰藉。
神宗登基不久，便提拔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六个月后调他为翰林学士，后又升职做参知政事，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场在11世纪搞得沸沸扬扬的变革紧跟着拉开了帷幕。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理财作为当务之急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改革面比范仲淹大百倍以上，颁布的变法内容涉及商业、农业、教育、军事各个方面。总体来说是夺取了大商人的部分利益，照顾了农民，但更多的是为了让国库充实。
在意料之中的，他所招来的不仅是公愤而已，而是全体既得利益与儒家士大夫阶层疯狂地猛扑，王安石虽然也属儒家学派，但他解除了儒家加给他的束缚。 于今天来说，在经历了近代100多年的民族劫难后，我们无论在感情和理智上，离王安石要近得多。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创行新法的真意义，也只有我们今日在20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更清楚。黄先生说当时颁布的一些制度措施已达到现代社会的思想，与现代读者很近。比如建立政府贷款制度。中国农民最苦的日子，大都发生在“青黄不接”之时，即新粮未收获，存粮又用尽。王安石命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他们向地主贷款时低得多的利息。等到收获之后，再行归还。又比如建立平抑物价制度。物价低廉时，由政府购入，等到物价上涨，再行售出，以缓和社会矛盾。
这些就离北宋时代比较遥远了。也为司马光、韩琦、富弼、文彦博、范纯仁等在个人品格上足可以光照千秋的名臣们所不能理解与接受。他们是在用正统的儒家思想来实现爱国的理想。正如李存山在《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中挖掘到的东西：“从思想传统的角度说，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显然受到儒家的‘体用’、‘本末’和‘义利之辨’思想传统的影响……当他在行动上和口头上转向以‘理财’为急务时，他就违背了儒家的这个传统。”因此，陷入此悖论的王安石变法集团最终的命运是失败。
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变革，一个锐意进取的名相，在儒家的传统面前。他的变法终于失败，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党争，拖着北宋王朝一步步走向死胡同。
【名家巡礼】
李存山，1951年生，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在编辑工作之余，从事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著有《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商鞅评传——为秦开帝业的改革家》、《中华文化通志·哲学志》等。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