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评唐高祖（566—635）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朝代更替、国家兴衰，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人事总在不停止地更替变化，历史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纵然立下千秋伟业，也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在历史对局的博弈中，李渊成为赢家，拉开了一个盛世王朝的序幕；他在与儿子的对决中，却成了输家，自古成者王，败者寇。历史永远是胜利者粉饰自己最好的工具。
唐高祖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一来是因为他统治的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统治期的中间，与他们相比，他既没有隋炀帝劳民伤财、昏庸治国的斑斑劣迹，也没有唐玄宗开创贞观之治的卓越功绩，他就像波澜起伏的乐章中的一个休止符，被人们所忽略。二来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当翻开《国史》、《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以及新、旧《唐书》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样的正史，很难看到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建立大唐以及治理大唐的一切积极作用。《新唐书》中直接将起兵的功劳归于李世民，并用高祖的优柔寡断来烘托李世民的果敢英武。正如费正清所认为的，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
想还原李渊的真实面目，还要参考一下与李渊同时代的作者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这位唐王朝建立的目击者，给世人展现了一位勇敢的领袖、刚烈的对手、足智多谋的战略家的形象。
太原起兵是创建唐朝的开端。隋朝以来儒风日下，三教中地位最低，李渊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很少，李唐的祖上依靠军功发迹，可以想象一个出生在军事家庭的男人，怀有夺得天下的念头不但显得不足为奇，似乎还有些顺理成章的成分。
此外，李渊深谙道家的精髓，深知“不争，而莫能与之争”的道理，他韬光养晦，从容应对变局，还对李世民说过：“隋朝期数已尽，我们李家顺应天命，我之所以没有尽早起兵，是因为时机未到，你们兄弟未齐。”李渊就像《易经》乾卦中说的“潜龙勿用”、“或跃在渊”，他的为人正与他名中的“渊”字一样，犹如那深不可测的水潭，打着漩，积聚力量，等待冲出深渊的那一刻。
李渊赴任的晋阳是西北边防的重镇，“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军事地位十分重要。隋朝在这里储存的大量布帛粮谷等军需物资，为李渊的起兵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李渊留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在河东驻守，暗地里笼络人心，积聚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次子李世民随父亲奔赴晋阳继任，招揽天下贤士为其所用。临近官员刘文静、裴寂、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人亦纷纷前来投靠李渊，共谋起兵大事。费正清说，反隋的时候李渊已年过五十，上了年纪，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又生机勃勃、干练睿智的领导人物。
义宁元年四月，李渊已经准备妥当，起兵的时机终于到来了，遂命刘文静伪造隋炀帝敕书，在太原、西河、雁门、马邑四郡征召20～50岁的男子准备攻打高丽，把人民的怒火和怨气引向隋朝。而后又借口刘武周占据汾阳宫，命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在10天之内招募近万人，加紧训练准备出兵。李渊又派人将李建成、李元吉和女婿柴绍召到晋阳，兵合一处蓄势待发。
隋炀帝对李渊的行动早就有所察觉，派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暗地里监视其行动，此二人本想拉拢晋阳乡长刘世龙，密谋在晋祠求雨的时候，将李渊杀死。不料刘世龙早就投靠了李渊，将他们的计划全盘托出。李渊大怒，立即采取行动。
五月十四日夜，李渊命李世民率精兵500人埋伏于晋阳宫城东门的左边，加强戒备。十五日晨，命刘文静和鹰扬府司马刘政控告王威、高君雅企图谋反，私通突厥。李渊没有给高君雅任何申辩的机会，刘文静、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等人不由分说将他们逮捕。旋将其斩首，随后李渊宣告起兵。
看来在这场战役中，李渊是起了主要作用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道：“高祖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而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镇静之也。”天下乱势之中，李渊沉稳持重、深谋远虑，是太原起兵的主持者，是主角。而一直以来“阴结豪杰”、勇而有为的李世民是得力的助手，是积极的配角，当无疑问。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借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夺取长安是李渊统一全国战略的第一步；歼灭群雄、消除割据则是其第二步。李渊在作战指导上善于正确料敌，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并且他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
从太原起兵到定都长安登基，李渊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虽然，在起兵之初，李渊并不是最强大的一支军队。虽然，他开始打的旗号是——为先皇勤王，讨伐今世昏君。如此快的速度，在所有的开国皇帝中是无人可比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李渊没有让唐人失望，唐王朝逐步扩大的领土统治权显示了它的军事力量，恢复了它的财政地位并渐渐获得了民众的信任。费正清说：“唐王朝在高祖统治下胜利地建成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制度。它们不仅成了唐代的标志，在许多方面继续深深地影响了直至20世纪的中国的文明，并且还为受中国深刻影响的东亚新兴诸国——日本、朝鲜和越南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样板。”
在起兵太原、剿灭群雄、建立大唐、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由于李世民拥有前无古人的赫赫武功，又因为唐太宗更是创建了后无来者的辉煌文治。因此，后来的人们（也包括历史学家们）把建立大唐帝国的历史功绩几乎全部归到了李世民的头上。也把某些在历史的进程中在所难免的错误记到了李渊的头上。因此，历史的视角对他多有忽略。作为唐朝的奠基人，李渊的历史功绩是应该被充分肯定的，也许他的功绩会被儿子的光环所掩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李世民的许多政绩是在李渊的基础上发展创造的，李渊不仅善于把握时机开创了一代帝业，而且目光长远，在政治上积极进取，奠定了大唐帝国的基业。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为辉煌灿烂的唐帝国的奠基人，李渊不仅具备我国历史上所有创业者的杰出政治才干和胆识，而且拥有很多政治家不曾具备的品格。可以说，唐高祖李渊个人政治生涯中的起伏波折，与大唐帝国的兴衰隆替一样，充满了无限魅力。
【名家巡礼】
费正清（ 1907—1991），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于1932年来到中国，在清华执教，任讲师，讲授经济史。1966年，开始总编规模宏大的《剑桥中国史》，它的许多观点，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各卷的某些观点，已经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