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如此评价陶渊明（372—427）
揭开魏晋文人的文章，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酒气，嗜酒是魏晋文人的共同特征。陶渊明作为魏晋的名士，自然也不例外。陶渊明喜爱喝酒，只要有朋友来访，无论是谁，只要家中有酒，必与之同饮。他嗜酒但酒量不大，于是总是他先醉，醉了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他在《九日闲居》一诗中就写道“酒能祛百虑”，《游斜川》一诗中也写道“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 ”。这也许就是他嗜酒的原因。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了少年时代，他的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陶渊明隐居后，他的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他们常常“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
怀不世之才但不苟且，安贫乐贱而不下流，这就是陶渊明为世人景仰的缘由，对此，林语堂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他的生活方式和风格是简朴的，令人敬畏，使那些聪明与谙于世故的人自惭形秽。”
但陶渊明并非完全是拒绝仕途的。他的前半生是在隐中恋仕，仕中恋隐的矛盾中度过的。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但他想“大济于苍生”而又不愿与浊世苟合，想清高自守却又难舍济世情怀的陶渊明，不断地在矛盾、痛苦的旋涡中辗转，在仕与隐，丑恶的现实与美好的田园生活对比中徘徊，陷入了一心处两端的徘徊境地。在“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中，他便以因找不到合适的居所而悲愁的“边雁”自况自己，形象地抒发了自己一心处“两端”而“两端”皆不是的两难处境。
魏晋人在坎坷的仕途上往返颠簸，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腐朽官场的尔虞我诈、世俗社会的污浊混乱，终于迫使陶渊明走上了与统治集团相决裂的道路，他二十九岁那年，做过江州祭酒的小官，但很快就“不堪吏职”辞职不干了。此后一直在家隐居，直到中年后迫于生计又再度出门任职。当他在做彭泽令的时候，“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他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印绶去职”。他在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中说：“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可见他是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辞官隐居了。他怀着满腔的愤懑不平，重新回到了那时时令他遐想、留恋的大自然的怀抱。
辞去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想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由于对现实不满，又无力变革，并且看不出变革的希望，遂采取了“独善其身”的逃避方法，由此必然过上了自甘寂寞、安于现状、洁身自好的隐逸生活。
陶渊明归隐后在他的诗上赋予了鲜活的自然气息。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陶渊明是大隐士，而我们在陶渊明的归隐中看到了诗化的归隐，陶渊明活在诗意里。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诗意成了一种人生哲学。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诗中的这些自然景物不再作为简单的物象进入诗歌，而成为蕴含诗人情感、心态的意象，从而形成特殊的诗歌意象系统。其中“飞鸟”这一形象又不同于其他的意象，它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是诗人道德情操、人格精神的突出体现。
诗意的生存同样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来支撑，陶醉在诗意中的陶渊明遇到的最大障碍是生活上的窘迫。大多数时候，他不得不依靠朋友的接济来度日。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陶渊明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陶渊明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
不过，陶渊明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陶渊明这时又病又饿，已经好些天了，檀道济劝他说：“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渊明却一点也不领情，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知道他好些日子吃不饱，临走的时候赠给他一大块肉，可他看都没看就扔了出去。
好在檀道济不是钟会，所以陶渊明也没有落到与嵇康同样的下场。
陶渊明被人们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并开创了“田园文学”的文学潮流，他的诗文充满了田园气息，并影响了中国一代代的文人，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苏轼晚年非常推崇陶渊明，除了仰慕陶渊明平淡超逸的诗风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陶渊明性情真率、感情真挚。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渊明引为知己。辛弃疾留下的词作626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就有60首，几乎每10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王维更是希望醉倒在五柳先生陶渊明的门前。
魏晋的文人似乎偏爱柳树，嵇康在柳树下锻铁，而陶渊明在庭院中种植五棵柳树，也许，正是柳的姿态最能够体现魏晋文人那婀娜的心态、悠游的心境。“陶渊明 ……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幸好陶渊明先生种了那五棵柳树，所以后人得以在那树下一直乘凉。
【名家巡礼】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现福建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语堂。笔名宰予、岂青等，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文学家。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学著作和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