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眼中的司马迁（前145—前90）
汉太史司马迁祠墓坐落在陕西韩城市城区以南十公里的芝川镇，40余米高，面对滚滚黄河，背负梁山，云蒸霞蔚之势，远远望去，天地无语，英风浩荡。踏进“汉太史司马祠”的古朴牌坊，即一脚踏进了两千年前大汉朝古道。这条古道全是巨石铺成，虽历经两千余年的风雨剥蚀，但车辙依然深沉地嵌在这古道的中间，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世道的变迁，诉说着司马迁的伟大功勋和悲惨遭遇。
司马迁这个极其出众的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记》耸立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史的大道上，没有谁能绕得过去，也没有谁和谁的作品能取代。他空前绝后的才情，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无人可取代的卓越贡献，还有他作为男人遭遇的绝世屈辱，既让人仰慕、赞叹，又让人扼腕悲悯。
从李陵兵败投降说起。柏杨说过这就是李陵事件，使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受到酷刑。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愤怒到了极点，满朝文武官员一改往日称赞李陵英勇的常态，纷纷指责李陵的罪过。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于是就说：“李陵只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的是赫赫功劳。在救兵无望、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冲锋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陷于败军之中，而他对匈奴所造成的杀伤力，也足以显赫于世了。他现在不死，投降了匈奴那边，一定是想寻找最佳的机会来报答汉室，取得更非凡的功业。”
他说的是真话。有着伟大人格的司马迁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所以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恭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说真话是很多人推崇的美德。可是，就是因为这次说真话，他触怒了武帝。在历史的轨道里，我们看到，中世纪的欧洲，布鲁诺因为说真话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20世纪70年代，张志新因为说真话被割断喉管而后枪决。同样，司马迁因为说真话被施以腐刑。
司马迁在承其父司马谈之职后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这场飞来横祸。
冷冷的弯月惨淡地挂在苍穹，远处不知谁家的狗在不时低沉地号叫，司马迁若有所思地蹲坐在囚室里，沮丧地打量着自己的下身，墙角如豆一般的灯火明明暗暗地映照着他的额头，他要作出一个选择，一个很不容易的选择。他眉头紧锁，最后作出了决定，对他而言，生存还是死亡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重要的是他还有远比生死更为重要的事要做，那也是他的理想与志愿，那部书，那部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的书，它上自黄帝，下至当代，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与梦想、苦难、悲怆、人生精神。
于是，他忍受腐刑，忍受腐刑之后的羞辱，在汉王朝恢弘的文化大背景里，《史记》就横空出世了。
两千多年来，无数的文人墨客都津津乐道于《史记》的文法与技巧，顾炎武就曾说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心悦诚服赞叹着司马迁学养的博大与精深，但同时也会为他的精神敬佩。纵观人类文明史，有他这样忍辱负重英雄气概的又有几人？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命运转折关头迈出堪称伟大悲壮的步伐得需要怎样的力量与勇气？无怪乎20世纪的时候另一个英雄人物大声疾呼：“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说，腐刑固然痛苦，但尤其羞辱，司马迁几次都想自杀，但他还是活了下来，为的是要完成他的《史记》。
不止如此，我们还要感谢他作为一个文人伟大的性情。《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人不应该只供统治者摆弄和肆意践踏。文人应该有特立独行的品格，有一种积极进取、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奋斗精神。
来看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他们曾经是那么鲜活生动地活跃在这个世上，孙武、白起、陈涉、项羽，无一不是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奋斗，百折不挠。尤其是伍子胥，身负万难家仇，逃亡他地，多少年隐忍不拔，终于尽平生之志，报家仇之恨，他的意志是多么的坚定！人物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也就增添着《史记》的魅力，让人不经意间为之倾倒，一代一代的后人，在这本大书中吸取着无穷的力量，支撑着中华民族走到了今天，中国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在他的笔下鲜活如初。
历史上的人来来往往，太多，很多的人充其量只是一枚树叶，绿了，黄了，落了，枯了，最后没了。而司马迁的生命则是参天大树，永远根深叶茂，永远常青不败。他的根须深扎于历史的土壤，果实缀满枝头，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享用不尽。正如柏杨所说，《史记》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从此被史学家奉为圭臬，中国所谓“正史”，两千年来都跳不出司马迁所创立下的范畴。他的生命，延续在后世所有史家的血脉里，更融入整个民族的生命之中。
【名家巡礼】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学者尊他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鼻祖，成果累累，影响巨大。他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后世学子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