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负责反恐任务的特工，奥特·卡明斯在局长穆勒的支持下，放出话来—所有的线索都不得忽视。“9·11事件”发生之前，如果出现一封邮件提到有人要去炸掉西尔斯大厦，“我们可能只会看看它，然后说道，‘这不可能’，”卡明斯说道，“但是现在，我们开始要敲开每一扇门。一条线索可能看起来有99%的部分都像垃圾。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耐心找出这百分之一中十分之一的有用信息。可能就会有人死去。”
有上百条的线索是关于阿拉伯人的诡异行踪—比如说，在酒吧提到一次恐怖主义的行动。
“现在，阿拉伯男子，讲着英语，喝着啤酒，在公共场所大谈恐怖主义行动，人们还能无意中听到这样的言论。会真有这样的阿拉伯男子吗？”卡明斯说道，“我的答案可能是，‘不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发生’。但是或许，仅仅只是或许，某人真的愚蠢之极，真的会说他们正在谋划的事情。我们的对手可不会这样愚蠢。所以这样的信息或许会也或许不会让我们更好，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信息会让我们更为忙碌。因为这样的信息都没有被验证过。都需要进一步的证明。”
批评大潮汹涌而来，评论家们呼吁联邦调查局关门大吉，还把联邦探员称作愚蠢无知的条子。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候，联邦调查局顶住了压力，每隔几个月都能抓住一些恐怖主义分子。卡明斯发现那些被本·拉登煽动的伊斯兰圣战士变得越来越普遍，而这些人却没有受到本·拉登的控制。举例来说，北弗吉尼亚一家清真寺的精神领袖阿里·阿尔提米米，就曾在一次会议上鼓动其他信徒去巴基斯坦接受拉什卡-塔伊巴组织的培训。拉什卡-塔伊巴组织是一个外国恐怖主义组织，旨在对付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国军队。后来，当这些信徒返回美国领土时，行踪便都掌握在联邦调查局手中。
2002年9月13日，在纽约州拉克万纳，联邦调查局以为基地组织提供物资的罪名逮捕了五名美国内生的恐怖分子。第六名恐怖分子从巴林岛引渡回美国。这个案件从一封寄送给联邦调查局的匿名信开始，后来，联邦调查局就盯上了这个曾公开表示支持本·拉登的组织，之后，还在该组织内部发展了一名线人。
这些被捕的男子是也门裔美国人，他们居住在一个紧密联系的乡村社区中。2001年夏天，这个组织的成员曾飞往阿富汗奥萨马·本·拉登的阿尔法拉克圣战训练营接受集训。在那里，他们学会了如何制造爆炸性的、用火箭推进的枪榴弹发射器，地雷以及其他军事装备。
之前，没有人怀疑过他们的恐怖主义行径。事实上，雅森·塔哈尔在他1996年高中的毕业班级里还曾经被选举为最友善的毕业生。塔哈尔还担任过他所在高中的足球队长。后来，跟他在高中时期的心上人，也就是前任拉拉队长，成了家。另外一名被逮捕的男子—萨西姆·阿尔旺—曾经是纽约麦地那易洛魁职业介绍中心的法律顾问。
“有很多修辞技巧，但是有些时候修辞毕竟只是修辞，没有太多实际作用。”卡明斯说道，“我们称它为‘圣战分子虚张声势’。但是考究法令的规定，圣战分子虚张声势这种说法只不过说明有人这样认为而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但是这种说法还真给了我们一些思路去查一查他们。”但是，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发现问题并不简单，而且十分严重。
“他们真的想干些事儿，”卡明斯说道，“他们参加了国外的集训营，他们回来之后居住在非常非常恶劣的环境中—他们生活在拖车箱中。但是他们是第二代美国人。”
2003年3月，所有嫌疑人都伏法认罪，并表示愿意跟联邦调查局合作。他们被法庭判了八年到十年不等的刑期。
尽管给联邦调查局写匿名信透露拉克万纳案件细节的作者一直没有出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名穆斯林教徒，而且很有可能就是恐怖主义分子的朋友或是家人。在另外一起穆斯林教徒给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线索的案件中，穆罕默德·奥斯马·穆哈木德的父亲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了他的儿子的极端倾向。原来是，这位父亲的儿子打算为暴力圣战提供资金支持，而这次暴力的目标是引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2010年的圣诞庆典。
联邦调查局将线索搜集的范围扩大到穆斯林社区，期望能够发展一些内部的线人，获取内部情报。但是，卡明斯发现这样的努力收到的回应少之又少。尽管有一些穆斯林信徒主动给联邦调查局送来了情报，但是穆斯林领袖一般都拒绝承认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恐怖主义分子是穆斯林成员。
“我曾经跟华盛顿一个非常有名望的穆斯林组织的理事有过探讨，”卡明斯说道，“当时他说，‘为什么你们就只是盯住穆斯林社区不放呢？’”
卡明斯说到这儿，大笑起来。
“你猜我会怎么做？”卡明斯接着说，“那么，组织一个爱尔兰人小分队或是一个日本人小分队怎么样？你希望我把时间和纳税人的金钱都浪费在侦查爱尔兰人头上吗？他们并没有杀害美国人。现在，我只是想把我的预算和我的人马放到威胁存在的地方。”
卡明斯让那位理事仔细想想联邦调查局在美国已经查出来的那些案件。
“我可以说出每一个美国内生的罪犯的名字，他们都是穆斯林教派的信徒，而且他们都在伺机杀害美国人民，”卡明斯接着说道，“这些人不是爱尔兰人，不是法国人，不是天主教徒，不是新教徒，这些人都是穆斯林教徒。”
在针对这点上，穆斯林组织给出的答案是，卡明斯太过于粗心，没有真正调查出实情。
“我并不是那种粗枝大叶的人，”卡明斯告诉这些穆斯林组织，“只是你们还不习惯于这样的实话。”
他们对卡明斯的这番话非常生气。
尽管穆斯林组织偶尔会谴责基地组织，但是“我们极少会遇到他们主动找到我们的情况，更别说告诉我们‘我们社区里有三个人让我们有些担心。’”卡明斯说道，“他们希望能在社区内部把事情解决掉。他们是一个封闭的团体，非常封闭的团体。在组织内部解决事情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他们已经跟我们说过类似的事情。不过我还是无法接受。”
一方面，“他们不希望其他人知道他们社区内部出现了极端分子，”卡明斯接着说，“好吧，这样很好。除非大家都不读报了？可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事实。马已经脱缰。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针对性的讨论出现，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一次会议上，一个穆斯林组织建议他们的成员跟鲍勃·穆勒合张影，以表明他们的组织不仅不是恐怖组织，而且还跟联邦调查局站在反恐战争的同一战线上。
卡明斯给这个组织回复道：“我有一个更好的提议：如果你们能够提醒我注意一些正在计划和做坏事的恐怖主义分子，以及正在为恐怖主义提供支持的极端分子，那么，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一定让局长跟你们一起在这里合张影。”
让卡明斯感到惊讶的是，他们的回答居然是：“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我们会失信于我们的支持者。我们绝不会答应带人来联邦调查局。”
“好吧，那既然话已经说开了，那就这样吧。”卡明斯告诉他们。
按照卡明斯的说法，“9·11事件”发生之后，在美国两千多个清真寺里有大约百分之二的伊玛目（清真寺内率领穆斯林做礼拜的人）竭力倡导圣战，敌视美国。根据佩优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18岁到29岁的穆斯林信徒中，有四分之一的人认为自杀性爆炸事件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在最近这些年，“倡导圣战和敌视美国的行为明显越来越少，而且通常都是个人行为。反而，网络上的激进主义变得更为普遍。”卡明斯说道。
“如果你上这些机构的网站上看看—美国伊斯兰关系协会，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阿拉伯-美国反歧视委员会—你会发现他们对于恐怖主义的谴责只是出于一种履行义务的不得不为，而且用词很消极。”卡明斯说道，“对于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信徒而言，最严重的危机就是把他们所有人都当做恐怖主义分子看待，尽管实际上他们当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如此。为什么你不能制定一个响亮的有效的计划，斥责杀人凶手的不道德的违法行径，证明伊斯兰教徒并非杀人凶手？为什么你没能找出一个合理的依据说明那些支持恐怖主义或是庇护恐怖分子的人没有问题？”
诚然，一些穆斯林信徒确实给联邦调查局提供过非常有用的线索。帮助联邦调查局解决了纽约州拉克万纳市、加利福尼亚州洛迪市以及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案子。
“但是我依然不能指望整个社区都能那样做，”卡明斯说道，“我曾经跟美国一名非常有名望的伊玛目聊过。我们一起吃甜点，喝甜茶。我们也说到很多关于伊斯兰教的事情。我说到我们理解伊斯兰教以及他们的宗源。我还提到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些什么—阻止坏人杀害美国人民以及其他任何人。”
几个月之后，联邦调查局发现这名伊玛目所在的清真寺里出现两名极端主义者—正因为他们太过于激进，他们被清真寺赶了出来。很明显，这两名极端主义者正符合联邦调查局的胃口。如果他们只是嘴上叫嚷抵制美国，我们会让他们离开。但是，看起来他们更像是正在计划做些什么事情去实践他们反对美国的口号。
卡明斯向伊玛目询问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指的是什么？”伊玛目反问道。
“为什么你之前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特工接着问道。
“那为什么我得告诉你呢？”伊玛目又是一个反问，“他们不是恐怖主义分子，他们只是怨恨美国政府而已。”
虽然联邦调查局成功抓获了恐怖分子，并阻止了另一起恐怖袭击，卡明斯却遇到了一个新的威胁：联邦调查局的反恐部门正在被一个类似英国军情五处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机构所取代。这个机构拥有调查权，却没有联邦调查局的执法权。
这个主意最先由一名退休将军曾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威廉·奥多姆提出来。在《华盛顿邮报》一篇题为《为什么联邦调查局不能改革？》的专栏文章中，奥多姆写道，联邦调查局在对付恐怖主义威胁中暴露出的短处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没人能够将一个执法部门有效地转变为一个情报部门，”奥多姆说道，“警察的工作和情报的工作不能混淆。每个工作所需的技术和组织激励是完全相反的。认为联邦调查局能够胜任情报工作就好像一个人期待棒球队华盛顿国民能够夺得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的冠军一样，有些风马牛不相及。”
这些试图解散联邦调查局的建议通常都是来自于那些对于恐怖主义调查没有太多概念的人，他们似乎也根本不知道“9·11”之后联邦调查局是如何调查恐怖主义的。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能阻止国会成员认可这个主意，毕竟这还可以给他们一个上镜的机会。
事实上，设立一个军情五处的想法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这实际上把反恐活动分了叉。在英国，如果需要执行逮捕任务，军情五处就会把案子移交给警察局，比如位于新苏格兰广场伦敦大都会警察署。而军情五处有义务说服警察局继续跟进这个案子。然而，一家采用军情五处模式的美国机构不但不会拆除妨碍合作和信息共享的围墙，而且还会再筑一道新的墙体。
更重要的是，由于没有执法权，军情五处就无法利用起诉的威胁去换取情报合作和征召告密者。由于恐怖分子经常通过走私香烟、售卖偷盗的设计师服饰、或是毒品交易来为他们的恐怖活动提供经费，联邦调查局的结构设置就更方便让那些查办类似案子的特工将线索和情报传递给执行反恐任务的特工。
在新的机构组建期间，由于新招募的调查人员需要培训而且需要时间与国外的反恐人员建立联系，这时候的国家会变得更容易受到攻击。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国土安全局重组22个机构和部门的事件，当时一片混乱不堪，闹得满城风雨。这个案例正好说明一个新兴机构在刚开始的阶段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联邦调查局美好的一面在于它专注于调查那些违反刑法的犯罪案件，这样可以不至于让联邦特工们侵犯公民自由。如果没有这样的框架，特工们可能正在着手调查的就会是政治信仰问题和政治异见问题，特工们甚至于可能还会专门搜集个人信息用于敲诈勒索政治领袖—正如埃德加·胡佛在任期间所做的一样。这样做，他们就会失去方向，丢掉他们的主心骨—弄不清楚调查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所谓的调查也不过就是胡乱地拼凑一通。
卡明斯认为把如此重要的权力转移给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执法培训的机构，是件很不靠谱的事情。卡明斯以及其他曾经跟英国军情五处合作过的特工都知道，尽管最近的变革已经改善了军情五处和警察局的合作，但是英国的特工们在工作的时候依然受制于执法权的缺失。
“我非常震惊，有人居然会主张从根本上剥离执法权，然后说‘去与恐怖主义战斗吧！’”卡明斯说道，“想一想，如果你计划从头开始发展一个国家情报机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在它可能才刚学会爬行，甚至于还不会走路的时候，你就要让它做一些事情—这种想法实在是太疯狂了。而且接下来，如果有人认为这种想法可行并且打算以宪法和公民自由权利为基础组建这样一个组织—这样的想法同样疯狂。”
美国上诉法院法官理查德·波斯纳，作为创建一个美国“军情五处”的支持者，在他撰写的一本关于情报工作的书中写道，一篇《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提到联邦调查局正朝着“逮捕工作和起诉工作的方向发展，而没有耐心从事相关的情报搜集工作，对恐怖分子的网络进行了解和渗透”。
“我们逮捕某人的时刻正是我们无法再从他身上获得情报的时刻，”卡明斯评论道，“如果我对他一无所知，我就相当于盲人摸象。如果某天我从街上抓走一个人，而把那个打算明天要把我杀掉的人留在了街上，那么这一天我就没有完成我的工作。”
“联邦调查局能够把情报搜集和执法责任合并起来的模式是所有其他同盟机构都很羡慕的，这其中包括英国的相关机构，”约翰·马丁说道—马丁，担任司法部反间谍部门主任长达25年，与英国军情五处经常打交道。
“事实上，”马丁接着说，“军情五处一直受制于它无法快速将情报任务转变为逮捕和起诉。在美国设立一个‘军情五处’，无疑将给本来可以同时解决掉的反恐和反间谍任务制造一个巨大的而且是没有必要的屏障。尤其是在这个国家需要强化机构间信息交流以及迅速对恐怖主义威胁做出反应的时候，这个屏障很可能会坏事。”